|
一、魏晋风度：风流与忧患 虽然很早就读过阮籍(210-263)一些诗篇，但并未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或许以青年时代的阅历很难理解阮籍的内心世界吧？最初对阮籍产生好奇是读《世说新语》，阮籍显然是书中一个很醒目的角色，有关他的佚事相当不少，而且多收录在带负面色彩的栏目像《简傲》《任诞》中。将这些佚事略一整理，当时人眼中的阮籍形象就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 首先，阮籍是个嗜酒的人，酒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异常重要的位置，仿佛他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饮酒而展开：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任诞》)[1]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任诞》) 他好像没有什么生活目标，做什么官任什么职都无所谓，只有酒是他全部兴趣所在。他内心有巨大的抑郁，要靠酒来化解，这一点他的朋友们都看得很清楚。 其次，无论在什么场合，阮籍都按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简傲》)[2] 晋文公就是司马昭，从历史记载看似乎秉承了父亲司马懿谨慎而有涵养的品性。杨修如果为他做事，大概就不会被杀掉。也正因为如此，阮籍没有成为第二个杨修。而周围的人似乎也能理解和接受阮籍，他不给刘公荣饮酒，刘公荣无所谓，照样安坐谈笑，欢洽无间。 复次，阮籍根本无视世俗的礼法，行为率意，有时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他在司马昭座席间，不仅平时酣放自若，居母丧时也依然故我：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同上)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同上) 居母丧而饮酒食肉，确是很过分的行为，虽然司马昭曲为回护，但阮籍本人恐怕是完全没有任何礼法意识的。正所谓“礼岂为我辈设也？”类似嫂子回家，见面话别；在酒店同老板娘喝酒，醉倒便睡，本来也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嫂溺援以手”(《孟子·离娄上》)也被视为“权”的礼法观念下，原本平常的举止就成了变态行为；而后人过于较真的却又觉得阮籍很矫情[3]。阮籍果真是全无心肝的人么，难道丧母毫不悲痛？还是看看这两段吧：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同上) 因为阮籍不以礼法自拘，友人都不将他视为这个社会的人，也不以礼法约束他。这绝不意味着阮籍没有人伦情感，他有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受唁时不哭，只到母亲下葬临诀之际，所有绝望和悲伤都在那一声“穷矣”的恸号中倾泻出来，以致吐血哀毁。这完全是一种欲压抑、疏导而不能，最终不得不以更剧烈的形态爆发出来的悲伤，因此有着远过于通常情感表达的强度和自我消耗的意味。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何以他自己如此放达，却不许子侄辈从而仿效：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任诞》)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同上) 阮籍自己镇日同嵇康等肆意酣畅，当时以“竹林七贤”目之，按理说不为不得意，但他却不许儿子仿效父辈的作风。这一意味深长的记载暗示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否定。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一种无奈选择，就像精神苦闷者吸食毒品，虽然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却决不愿子女步其后尘。由此透视当时的士人心态，就不难把握魏晋之际的时代精神，理解其风流放达背后的悲患隐忧。 其实《世说新语》已告诉我们，阮籍的言行举止决非绝无仅有的例子。阮籍所沉溺的嗜酒也是当时士人的普遍爱好，放达更是名士风流的标志。《世说新语·任诞》篇所载的其它佚事，如果主人公名姓失传，记在阮籍名下一点也不会显得怪异，或许可以说它们就是另一些“阮籍”的故事。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任诞》)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同上)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同上)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同上)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同上)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同上)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麹糵事。” (同上) 前文所引裴楷之语有云：“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其实是相当宽容的，有一个承认和容忍名士们的放达行为的舆论空间。名士们既以方外之人自处，社会便不再以世俗礼法约束和要求他们。甚至不必是名士，贩夫走卒也可以嗜酒如命，追求名士们的那种生活。下面这个故事很值得玩味：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荆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任诞》) 如果说名士饮酒是时尚，那么无名郡卒为何也以畅快饮酒为人生理想呢？时人的看法是此人“达生”，也就是看透了人生之理。然则什么是人生之理呢？那就是张翰故事所说的：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 只不过几十年时间，人们的观念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诗十九首》）的慷慨歌吟还回响在耳畔，荣华和不朽忽然已成了不值得追求的东西。看来，以“三不朽”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对于这些名士已失去吸引力，他们的生活落入一种无人生目标可追求的价值真空状态中。这究竟是达生的原因呢，还是达生的结果？恐怕还是前者更多些吧，因为他们饮酒看上去都有清楚的目的，饮酒才是达生的结果： 酒将他们引向的“胜地”是什么？使他们“自远”的又是什么？阮籍连日大醉因得全身远害，其他人则借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胜地”无非就是陶然忘忧、形神自全的境界，而“自远”的则是不堪直面的现实，以及“形神不复相亲”即魂不守舍的惶惧心境：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任诞》) 在清楚世事无可为之后，不纵酒又怎么逃离眼前的悲伤!所以，他们的纵酒与其说是达生，还不如说是达世，是洞彻了国家和个人命运的绝望结局，丧失了一切可追求的意义和价值。王孝伯那句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是放达语，也是激愤语，更是绝望语，同时映照出他们表面的沉醉放达与内心的清醒隐忧难以调和的精神世界的两面，让我们体会到那放浪背后的深沉痛苦。时人的一些名言，比如王廞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只有作如是观，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理想、价值的失落、政治局势的恐怖和生命的无常感纠结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对于尚未找到宗教解脱方式的士人群体来说，那是绝对难以承受的。阮籍的《咏怀诗》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挣扎的呻吟，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记录了士人群体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心态。 二、正始之音与阮籍的忧生之嗟 动荡不安的建安时代扰攘终结，波谲云诡的正始时代肃然来临。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矛盾至此豁然明显，曹魏政权独异的思想文化作风至此结出果实。阮籍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时代，置身于一个士人群体普遍追求解脱的历史语境中，这个历史时期被学者概括为： 在社会上，是一个干戈扰攘的时代，因此，人们都希望从荒乱危殆中解脱而出。 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黑暗的时代，因此，知识分子莫不渴求从政治迫害中解脱而出。 在学术上，是一个经学解体的时代，因此，文人无不期求自怪诞的儒术中解脱而出。 在思想上，是一个异端称盛的时代，因此，人们都戮力从传统信仰中解脱而出。 在道德上，是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因此，人们都希求自礼法的桎梏中解脱而出。[4] 阮籍当然不能自外于这个时代，他只因身份特殊而比常人经受了更多的压力，因而也更加渴求解脱。 阮籍少有大志，常傲然有不可一世之概。《晋书》本传载： 尝登广武，观楚、汉争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这首《豪杰诗》今已不传，无由知其详，但《咏怀》其二十一“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相信是早年的作品，意气飞扬，不像后来“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其八)的嚅嗫畏缩。但随着他年齿渐长，经历黄初元年(220)曹丕诛丁仪、丁廙兄弟，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司马懿除曹爽、曹羲、曹训，何晏、丁谧、邓飏、李胜、毕轨、张当、桓范等一批名士株连，并夷三族；嘉平三年(251)王凌图谋废立失败，王广、劳精、单固、杨康被杀；嘉平五年(即正元元年，253)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李翼、李韬、张缉、乐敦、刘贤、许允等名士；甘露五年(260)司马昭废齐王芳，弑高贵乡公；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杀嵇康、吕安，四十年间接连发生的这一连串血腥杀戮，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着可怕的梦魇，让士大夫群体不能不对政治的变幻无常感到莫名的恐怖。 《世说新语》所载的许多故事，细加玩味都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比如《言语》篇的这个故事：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这就是常言说的易却伪君子，难对真小人的意思。刀架到脖子上，还有什么逶迤周旋的余地？所以阮籍只有以酣醉来逃避那些他不愿面对的人，不愿面对的事。《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5]他曾一醉六十日，以拒司马昭为子求婚。然而即便是在醉中，他也是半睁着眼的，因为他清楚真正要命的事，是醉也躲不过的。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文学》所载的这则轶事：“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这则记载也可以当作阮籍深谋远虑的机智故事来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赐九锡是迟早的事，而以阮籍的地位和文才，劝进文的手笔非他莫属。他自然冀望以大醉躲过，但又清楚多半是躲不过的，也作了最坏的准备，因而郑冲使至时能扶醉写出宿构的“神笔”，无所点定。这些记载荒诞得令人惊讶，但在当时却绝不是什么鲜见的事。看看《晋书》顾荣、山简、阮裕诸传，一时名士无不借酣醉来逃避政治的凶险。这一点宋代叶梦得已看得很透：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6]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晋书》本传也称“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7]。他的谨慎甚至连司马昭都很赞赏，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当时“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然而终究也有失言的时候：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8] 这是很危险的一次失误，若非阮籍机智辩给，恐怕难逃一劫。总是处在这种临深履薄、祸机莫测的凶险环境中，过度谨慎的压抑常只能通过异常的方式加以宣泄： 种种不能宣言的痛苦，难以尽言的抑郁，最终都在《咏怀》诗中得到尽情的宣泄和倾吐。 李善《文选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10]关于《咏怀》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陈沆《诗比兴笺》归纳为悼宗国将亡、刺权奸、述己志三类，沈祖棻先生分析为六类[11]，邱镇京先生又整理为自述、讽刺、伤感、忧生、隐逸五类[12]。实则《咏怀》八十二首中，除少数讽世之作，多数篇章都是以自我为本位，表达作者对人生之不圆满的体验。由于一概抽掉现实的政治、社会背景，或托于神话（如其二“二妃游江滨”），或托于游仙（如其二十三“东南有射山”），或托于历史（如其六“昔闻东陵瓜”），或托于寓言（如其八“灼灼西隤日”），或托于比兴（如其十九“西方有佳人”），或隐没社会环境（如其三“嘉树下成蹊”），就使得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的自我拉开了距离，而诗中传达的内容也就被抽象为一般的人生经验，虽感触万端，要之不出对生命不幸之体认及由此引发的感伤。 其实《咏怀》八十二首的基本宗旨，开卷第一篇即已尽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13] 尽管历来注家都认为“八十二章决非一时之作，疑其总集生平所为诗题之为《咏怀》耳”[14]，但这一首仍别具典型意义。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由传统题材刻意改造而成的作品，相信寄托了阮籍不可明言的情怀。《古诗十九首》最末一篇明显是阮籍直接摹拟的对象：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15] 王灿《七哀诗》也能看出是阮籍参照的作品： 荊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岗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16] 这两篇先行作品的主人公一是思妇，一是游子，分别因思念良人和怀念故乡夜深不寐，各有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阮籍诗袭取明月照帷、清风吹襟、不寐抚琴、翔鸟飞鸣等场景[17]，却抽掉了怀人思乡的情感内容，致使作品的背景和意旨变得很抽象，主人公的身份也不复可辨。夜深不寐系由何故，鸣琴为谁而弹？明月清风不能解忧，孤鸿翔鸟非我所亲。作品所有的描写都聚焦于“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的主人公身上，让我们联想到《诗经》里的忧患歌吟。从这个意义上说，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18]，不能说没有道理。此后的各篇，都根于这一情结，具体摅写阮籍毕生经历中种种不能已于言的感触。 正像汉魏以来的诗歌所共同显示的，对时间流逝的焦虑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感伤根源，阮籍《咏怀》诗中同样也充满了感时的悲怀。如第十四首写道： 阮籍笔下的秋天从来不是高朗的，总笼罩着阴霾，透着阴冷的寒意，这种因袭自宋玉的感觉在他的诗中恰好构成一种生存境遇的象征。衰飒的自然景色所引起的悲哀虽属当时普遍的心理反应，但阮籍却似乎很难向人诉说，他显然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从下文引用的诗例我们将会看到，阮籍惯于用问句来表达自己的感想，这就是没有诉说对象的标志。他甚至不如曹植，还有几个朋友可以倾诉。他的全部诗作仿佛都是兀自伫立在空旷的野外或寂静的深夜独白，没有聆听的对象和读者，于是自己设问，自己作答。他的诗作所以没有标题，最后只能统冠以《咏怀》的标题，看来是沿袭了汉末以来“杂诗”的传统。 在现实中，阮籍虽有“竹林七贤”一帮朋友，但诸人品行原有差异，王戎好像就不是阮籍所喜欢的。《世说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这虽属调侃，但我们基于日常经验也不难理解，这种调侃往往流露出内心深处的真实评价。我不由得设想，在他们放浪形骸的外表下，群居终日恐怕也难有多少深入的心灵交流吧？最关键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崇尚玄远，以不露声色、不显示内心活动为高。于是阮籍虽曾流露“忉怛莫我知”(其七)的孤独感和对友谊的期盼，但结果却难得知音。无奈之下，第十九首以诗的形式重写曹植《洛神赋》，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当然，结局依然是幻灭的惆怅：“飘飖恍惚中，流眄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第三十七首也应该是写对友谊的失望： 嘉时在今辰，零雨洒尘埃。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能排。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 这不过是所谓旧雨来今雨不来的爽约，一次平常的约会，诗人不至于如此悲伤，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包含着一个隐喻，即朱嘉征所说的“或曰美人遐心，交道中弃焉”[19]。在别的篇章阮籍也曾写到，多年深交的旧友因谗言和隔阂而致交道不终： 他痛苦地发觉友谊是那么地靠不住，“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其二)经过深刻的反省，他将原因归结为自己对友谊的要求与世俗观念格格不入，于是在这个世道要寻觅真正的友谊就成了很困难的事： 由于彼此对友谊的要求不同，君子之交淡如水和小人党同伐异必差互难合，最终不仅交道难全，君子也定难得善终。所谓“损益生怨毒”，也就是孔子说的“近则不逊，远则怨”(《论语·阳货》)。 当然，以传统的美人、香草式言喻方式来看，阮籍这些诗作也可以解释为政局中人际关系的隐喻。陈祚明就认为其六十九“言己与典午两情不合如此”[20]。由于阮籍在当时有盛名，司马氏一直着意笼络他，但他惩于当时名士多不得善终的现实，决不肯卷入政治漩涡中去[21]，于是就有了以寓言剖明心迹的第八首： 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宁可混迹凡庸，碌碌无为，也不愿趋炎附势，这便是他的处世原则。诗中明显流露出的对高处不胜寒的恐惧，则是对其理由的最好解释。他在第二十首中还通过赵灭代国的故事写出了战乱时代国运多舛的现实，由此我们就不难体会第三十三首所传达的当时文士普遍的不安情绪：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他深感以自己的智谋绝不足以应付眼前的凶险环境，虽怀着临深履薄的谨慎，谨慎到连司马昭都欣赏的地步，但他内心深处还是焦虑万分，不知何时会大祸临头。所以他心里常盘旋着逃离这种处境的念头： 通览阮籍的全部诗作，“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其七十四)的出世隐遁一直是他深心向往的事，但这首诗的表达却很特别：春华倏逝，残秋遽临，时光流逝所意味的生命老去固然令人感伤，然而这毕竟不是瞬间的事，何至于要像水火之患逼临似地仓皇逃避，连妻子也弃而不顾？这异于常态的夸张写法不能不让人推测其中包含着绝大的隐喻，一如陈沆所说：“司马懿尽录魏王公置于邺，嘉树零落，繁华憔悴，皆宗枝剪除之喻也。不然，去何必于西山，身何致于不保？岂非周粟之耻，义形于色者乎？”[22]无论这种推测是否有道理，诗中流露的惶惧之情确有孔子所谓“乱邦不居”之意，则是无可怀疑的[23]。 那么决然逃避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认同黄节之说，第四十七首是吟咏乃父阮瑀的遭遇[24]，那么第九首就可以视为阮籍对逃世的绝望：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鴈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首阳山本是不食周粟的志士伯夷、叔齐隐居的地方，现在竟也为严霜凌逼，阴云密布，一派肃杀之气。这当然是在暗示，当时再没有可自外于新朝的遁迹之处。可话又说回来，即使有地方可逃避险恶的政治环境，也终究逃不脱时间的大限啊! 最根本的问题是青春难驻，生命不永，因此任何享乐都是有限的、短暂的，在终极意义上“富贵焉常保”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有时阮籍也流露出对财帛易尽，富足无常的焦虑： 但他同时也清楚，即使家财万贯，日用不竭，终归是祸害之根： 他曾经鄙视碌碌无为，坚信“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其三十九)，以“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其三十八)自励，最终却不得不慨叹功名之士鲜有善终：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遯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人谁不善始，尠能克厥终。(其四十二) 而且他还看透，甚至古人汲汲追求的不朽之名也是虚幻无意义的： 于是在第四十一篇中，一切出路都被判定不通，所有的价值都遭到了质疑：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陈祚明解此诗，说“起句言世途逼窄，无可自展。随俗俛仰，可以苟容，然生命难期，颇欲遐举。末言荣名声色既不足耽，而采药神仙又非事实”[25]，颇中肯綮。声色享乐、功业荣名都不足贵，服食修炼也难成神仙。无常的人生好似凫随波去，泛泛无归；鸟入罗网，羽翮难展。诗人竟不知要向何处去寻求人生的归宿。 三、作为一种心态典型的“忧生之嗟” 《咏怀》八十二章，广及人生的各个侧面，孤立地看内容各不相同，但整体上却抟合为巨大的象征，以不同的表现手法共同塑造一个去之唯恐不速的忧生主题。从颜延年开始就认为“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26]，后人无不相信这些“文多隐避”的诗作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喻指和心理内涵，解释中有意无意地加强了这方面内容的探求和挖掘。然而这是不够的，阮籍这些诗作表达的忧生之嗟，内涵远远超出了对政治险恶的恐惧，应该说已上升为对整个人生不幸的悲哀。躲无可躲，逃无可逃。“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其三十五)。短暂的人生就像日出前的晨露，等待它的是迅速的蒸发，根本的虚无。除了少数游仙篇章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对生的正面肯定。“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其四十五)游仙本为解脱忧愁，可有些游仙之作中，希望之门早已关闭：既然“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其三十五)，则所谓“太极可翱翔”岂非自欺欺人？ 说到底，阮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清醒，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有悲则有情，无情亦无悲。茍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其七十)如果不是透彻时局，或透彻时局而能同流从俗，又哪有网罟可惧？无网罟可惧，又哪有悲哀之情？所以归结到最后，仍只能无奈感叹：“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因为有情，便难以忘我遗世，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而且靠自我意志绝对无法解决。“谁言万事难，逍遥可终身”(其三十六)，只能认为是深谙酒精的麻痹作用后所发，他的逍遥不外乎就是《世说新语》记载的镇日沉酣于酒的醉忘境界。酒是决不足以令他逍遥的，或许聊使他暂时忘却痛苦罢？从这个意义上说，阮籍是一个借助于酒精来逃避人生苦难，甚至忘记忧生之嗟本身的遁世者。 自古以来，遁世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历来相传的隐士都是遁世者，但阮籍是第一个用文学来表现其遁世心态的人。前人有云：“所谓遯世者，非必入山深而入林密也，在朝不与人争名，在世不与人争利，在丑不与人争气，在事不与人争权。贵于德而遇可以贱，富于学而境可以贫。近人诗云：'能使此心无晋魏，寰中处处是桃源。’斯言极可味。”[27]阮籍虽然通达老、庄之学，高谈齐物之旨，但最终却只能自溷于酒徒，以长醉沉酣来苟且偷生，其精神之超越与行为之颓废，存在着多么大的反差呀!不难理解，当一切价值都被否定或者说丧失之后，精神必然沦落于一种虚无的失重状态。于是我们在慷慨悲歌、痛哭淋漓的阮籍之外，又看到一个泥涂曳尾、苟且偷生的阮籍： 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修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其四十) 这是表明自己唯愿多活几年，而不求活得荣耀体面。并且他还低调地否认自己的才能和殊异，承认碌碌终老正是自己应有的命运： 俦物终始殊，修短各异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焉敢希千术，三春表微光。自非凌风树，憔悴乌有常。(其四十四) 第四十六首说得更清楚，他似乎已放弃一切执著而彻底认命了，庄子所讥讽的对象现在成了他师法的楷模： 鸴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 在当时的境况下，这只能是阮籍精神的必然归宿。 不管怎么说，从“飘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的大人先生到抢飞于桑榆的鸴鸠，终究是精神的委琐和沉沦；更兼《世说新语》所见肆意沉酣、放浪形骸的举止，比起陶渊明的躬耕遁世也给人以颓废的印象。因此到后世，阮籍这种消极的放达有时会遭到理性精神的否定。比如王夫之曾说： 魏无忌之饮酒近内也，阮嗣宗之驱车恸哭也，王孝伯之痛饮读《离骚》也，桓子野之闻清歌唤奈何也，无可如何而姑遣之。履迷乱沦胥之世，抑将以是而免于咎矣。夫无可如何而姑遣之，则岂非智之穷也乎？智穷于穷途，而旁出于歌哭醉吟以自遂，虽欲自谓其智之给也而不得，然则虽欲谓之不愚也，而抑不得矣。夫智者进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耳；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矣。恢恢乎其有余也，便便乎其不见难也。天下不见难，则智不穷于进；身有余，则智不穷于退。夫数子者，皆思进而有为于天下矣，履迷乱沦胥之世，途穷而不逞，一往之意折而困于反，唯其不知反也，是以穷也。夫反而有耳目官骸、气体语默之无穷者，雷雨满盈，容光必照，是岂非天地日月之藏乎？而一以懵然用之，哲人之愚，洵哉其愚矣![28] 王夫之显然不能体会阮籍所处的环境之险恶，不知道他自己避世治学的幽闲是阮籍梦寐难求的，以致批评的着眼点及论断显得过于苛刻而迂阔。好在阮籍的苦心后人多半还是能理解的，其中尤以焦袁熹(1660-1735)的见识最为独绝： 国初天兵至我郡，一卒遇一妇人，以刃胁之。此妇既惧死，又不肯从顺，旁有粪坑极深，即投之，裁露其面，此卒乃舍之去，志与身竟得两全焉。在寻常时过之恐不速，近之若将凂者，粪坑也。此妇岂异于人哉？今而若是焉，何哉？所恶者小，所欲者大也。正使不获免，求免之路舍是焉则无之矣。谓此妇非智可不可也？吾以是观阮籍诸人处魏晋之际，岂不亦由是道乎？呜呼，不身历世变而好执绳墨督人，议论不平恕者，其尚以吾说思之。[29] 为免受汙而先自汙，确实就是阮籍希求全生于乱世的策略。但这并不是他的发明，曹植《矫志》诗即已说过：“鸳雏远害，不羞卑棲；灵虬避难，不耻污泥。”阮籍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有着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两方面的原因。在现实中，有诸多名士罹祸遭戮的殷鉴在前，他要想躲避司马氏的网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在思想上，当时独特的社会思潮为他提供了相应的心理基础。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论魏晋清谈的一段议论，读起来简直就像是针对阮籍而发： 清谈家之思想，非截然舍儒而合于道佛也，彼盖灭裂而杂揉之。彼以道家之无为主义为本，而于佛教则仅取其厌世思想，于儒家则留其阶级思想，及有命论。有阶级思想，而道佛两家之人类平等观，儒佛两家之利他主义，皆以为不相容而去之。有厌世思想，则儒家之克己，道家之清净，以至佛教之苦行，皆以为徒自拘苦而去之。有(有)命论及无为主义，则儒家之积善，佛教之济度，又以为不相容而去之。于是其所余之观念，自等也，厌世也，有命而无可为也，遂集合而为苟生之惟我论，得以伪列子之杨朱篇代表之。[30] 阮籍忧生之嗟最后抵达的精神终点正是这种“苟生之惟我论”，它纯粹是无作为的消极的逃遁。联系《世说新语》那些记载来看，阮籍根本就是一个借助于酒精来逃避人生苦难的遁世者。 我初读《咏怀》诗，有一点深感不解，其中竟绝口不提他日常藉以遁世的酒！虽然这颇符合他拉开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自我距离的表现方式，但比起后来高唱出世情怀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绩、李白的言不离酒来，终究有些奇怪。后来我不禁想，饮酒于阮籍既属于人生苦难的逃避，就必不是快乐的行为。在饮酒中忘却痛苦，也就意味着忧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诗来说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遗”。只有从酒精的麻痹中清醒过来，忧生之嗟重又占据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滥于诗歌。而此刻，镇痛作用既已失效，作为麻醉剂的酒精便不再有意义，诗人也就懒得提它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么？由此我倒悟得，成天将饮酒挂在嘴边、写进诗里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诗仙李太白，实在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说他们的痛苦还远不到阮籍那种不可克服的程度[31]。是啊，为五斗米折腰于督邮，为皇帝写写歌词，比起杀生之祸、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种“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热烈言说，适足表明那愁之轻漫，尚可作审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只愿长醉不愿醒”，也就没有关于酒的闲话了。 在这个意义上，阮籍的忧生之嗟确实是诗歌史上的一个心态典型，后来诗家效颦者虽众，但无论是以《咏怀》命题[32]，还是直接标明拟阮籍《咏怀》之作[33]，或明显模仿《咏怀》体制、风格的组诗[34]，其实都只是在抒情方式和语言风格层面上模拟《咏怀》，而根本无法在精神层面上体得阮籍的忧生之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说“陈伯玉力排俳优，直近曩哲，读《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张曲江、李供奉继起，风裁各异，原本阮公”[35]，宋荦《漫堂说诗》说“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36]，都只能这么理解。“德不孤，必有邻。”不能得到真正理解的认同，在阮籍稍许有些遗憾。但那种黑暗恐怖的世道，毕竟是谁也不愿意亲历的。阮籍的遭遇在引发后人的怜悯之余，只有更增强人们对政治恐怖的憎恨和警惕。 注 释：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8页。本文所引《世说》皆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2]这个故事又见于《世说新语·任诞》：“刘公容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容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容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容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3]叶鐄《散花庵丛语》即云：“阮嗣宗醉眠妇侧，人高其品，然毕竟是矫制。试思醉眠时作何想头，若有想头，便何事不可为？若无想头，何必醉眠其侧耶？”甲戌丛编本。 [4]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第40-41页。 [5]《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五册第1360页。 [6]叶梦得《石林诗话》，胡仔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上册第24页。 [7]《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五册第1359页。 [8]《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五册第1360页。 [9]《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五册第1361页。 [1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2页。 [11]沈祖棻《阮嗣宗〈咏怀〉诗初论》，附录于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287页。 [12]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178页。 [13]本文所引阮籍诗歌，皆据钟京铎《阮籍咏怀诗注》，台湾学海出版社2002年版，不再一一注明。 [14]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引吴汝纶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2页。 [1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9页。 [17]傅刚《汉魏南北朝诗歌史论》还指出阮藉诗是袭取曹植《赠白马王彪》“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可备一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18]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83页。 [19]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引，第46页。 [20]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康熙四十八年翁嵩年刊本。 [21]关于阮籍的政治立场和对司马氏的态度，可参考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第86-95页。 [22]陈沆《诗比兴笺》卷二，《陈沆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23]东方树《昭昧詹言》卷三云：“言急欲上西山以避之，即乱邦不居之义。否则严霜岁暮，'一身且不保’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84页。 [24]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曰：“籍为瑀之子。此诗悲生命之不辰，而追念其父之节操也。”第58页。据《三国志·魏书·阮瑀传》裴注引《文士传》：“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 [25]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康熙四十八年翁嵩年刊本。 [26]李善《文选注》卷二十三引，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中册第322页。 [27]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一，光绪间铅印本。 [28]王夫之《诗广传》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29]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三，嘉庆九年家刊本。 [30]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59影印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编民俗丛书本，第59页。 [31]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云：“太白胸襟超旷，其诗体格宏放，文法高妙，亦与阮公同；但气格不相似，又无阮公之切忧深痛，故其沈至亦若不及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81-82页。 [32]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支遁五首、史宗一首、吴均二首、张君祖三首、庾信二十七首。 [33]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鲍照《拟阮公夜中不能寐》、王素《学阮步兵体》、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及《杂体三十首》中的“阮步兵籍咏怀”、张正见《薄帷鉴明月》、江总《侍宴赋得起坐弹鸣琴》等。 [34]如郭璞《游仙》、陶渊明《拟古》《杂诗》《述酒》、陈子昂《感遇三十八》、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韦应物《拟古》等。 [35]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6]宋荦《漫堂说诗》，《西陂类稿》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原载《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编辑/排版 黄金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