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晋书·阮籍传》笺注

风云际会2009 201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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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晋书·阮籍传》笺注

　　阮籍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不朽的人物，其张扬独立的个性，委屈彷徨的心事，于魏晋乱局之中悲怆曲折的处境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表面上，他泱泱大度，醉酒长啸，魏晋间的名士风度在其身上展露无疑，而内心深处，他隐曲的痛苦又时时刻刻折磨着他，最终倾泻在了文字之中，令后人百般追求而不能得其实。我们看看他的82首咏怀诗，那种不为人所知，又不能对人倾诉的情感是何等的鲜明。刘勰说是“嵇志清竣，阮旨遥深”，钟嵘评其诗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沈德潜说其“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邻国的吉川幸次郎更直言，阮籍的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格调最高的作品，阮籍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人，其人格与思想的魅力竟能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并震撼后人的心灵，淘洗着人们的灵魂。但关于他的记载，除了少数遗落在史料中的轶事以外，留到今天的便只有这篇由唐代人编成的晋书本传，其时距离他的逝去已经过了400多年，《阮籍传》的笺注，今人陈伯君先生在其《阮籍集校注》中曾附着一篇在文后，但这篇笺注注重于词句的解释与事迹的简介，对于阮嗣宗的思想则没有太多涉及。而对于阮籍其人的研究，高晨阳与韩传达两位先生都做过《阮籍评传》，其脉络与写法也各有不同。本篇笺注则注重于阮籍思想脉络的勾连，以配合嗣宗一生行事做一个大概说明。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

　　一般认为，陈留阮氏属于士族。但必须注意的是，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九品官人法才成为制度实行，一般意义上的士族应当在这之后才真正形成，且在当时决定其士族的身份是当朝显贵而不是冢中枯骨。因此，阮籍在此时能不能称其为士族是有疑问的，但无论如何，阮籍的家族在当时是有一定地位的，特别是其家世儒学[1]，门第清望。

　　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

　　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曹丕称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2]。但在阮籍三岁时，即建安十七年（公元211年）就去世了。曹丕闵其妻子孤弱，做《寡妇赋》，并命王粲做之。可以想见，曹丕在当时对于阮籍母子应当是有一定照顾的，本传中明显提到曹氏对阮籍的恩情，仅此一见，且此时阮籍方才三岁[3]，不知世事，如果说阮籍仅凭此就感激曹氏一生，就很难解释他以后长期不出仕以及在名分上归依于司马氏的事实。

　　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此数句为阮籍一生写照，好《庄》《老》应当是成人以后的事。阮籍既然家世儒学，早年所受的必定是儒家传统教育，这也就埋下了他一生在思想与现实间摇摆彷徨的种子。他的嗜酒与后代同样以嗜酒出名的两位大诗人陶渊明与李白对比，更像是不得已的闷酒或是抒发生命易逝情感的催化剂，而不是沉醉其中的享受，“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4]

　　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其时人对阮籍的行为并不理解，可以说明所谓的名士风度在当时并没有形成，阮籍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族兄文业为阮武，魏清河太守，《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陈留志》：“族子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既然说“每叹服之”，则武对于阮籍的赞扬必不仅于此，阮籍以后的声名赫赫由此起。

　　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兗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

　　叔父或者即阮武父阮谌，阮籍早孤，大概受了阮武父子的不少照顾，阮武一门，据《三国志》及裴注，似乎都以奉儒学为主，其后人在竹林及中朝期间都未有所谓的名士行为，阮谌更是“征辟无所就”，著有《三礼图》，少年时的这种家学对于阮籍儒家思想的形成影响应当是巨大的。王昶见阮籍的时间或定为25岁，或定为16岁[5]，但“终日不开一言”，足以说明阮籍的渊默性格，他以后青白眼对人的高傲正是这种渊默激化以后的结果。

　　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篲；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

　　蒋济辟阮籍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此时阮籍三十三岁，为他的第一次入仕，从阮籍少年成名距今十几年的时间里，阮籍为什么没有登仕，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事实。可以说，在魏文帝，明帝期间，政局大致是平稳的，阮籍以家族的地位，与曹氏皇室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声名，如果要入仕应当是很容易的，但他却直到三十三岁才在蒋济的逼迫之下入仕。在他的咏怀诗（五）里，他曾写到自己的少年生活，说是“平生少年时，清荡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似乎他曾度过了一段颇为轻狂放荡的日子，这与他后来放浪形骸的行为在表面上是如此相似。但以此来解释他十几年未出仕的青年时代却又稍嫌不足，纵观阮籍一生，他的行为与思想，我们或许可以说，阮籍的不入仕是他对这个污浊社会的拒绝。曹氏皇室在汉末的那场禅让的丑剧，年少的阮籍自然没有参与，但在他成年以后，他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无疑使他看明白了这个社会的实质，他的行为更近于一个自由的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入朝为宦的官僚。他对于这种虚伪的礼制的愤怒早就埋藏在了心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却不得不屡次入仕，亲眼目睹另一场丑剧，最后在不断的重压之下，其渊默理想的人格终于开始转变，并投射出一个表面放浪，内心苦痛的形象。

　　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服其远识”云云，固然不错，但阮籍不依附于曹氏恐怕更多的是他自己思想上的洁癖。曹爽非但政治才能与司马懿相去不可以万里计，又是纨绔子弟，只知享乐，以无德无才之人处高位自然是逃不掉覆灭的下场，这一点即使连曹氏方的何晏都已经看出，“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他的话很快就应验了，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阮籍恰好四十岁，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收曹爽，何晏，桓范等，皆夷三族，“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这样的恐怖氛围之下，阮籍也不能独善其身，出于生命安危的考虑，他先后出仕为司马懿和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并在以后的论功行赏中得到一个关内侯的封爵。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这次政变，对于阮籍心理的震动应该是巨大的，其任诞的行为几乎都发生在此之后。儒家原本就讲求“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些思想又可以与老庄的隐遁哲学联系起来，但现实却是连隐遁的路也不允许，“魏晋去就，易生嫌疑”[6]。无处可逃的阮籍，其性格终于开始激化，儒道两派思想在其内心深处纠结盘旋。生命短促，世途多艰，先前的理想既已灰飞湮灭，则纵酒长啸，不问世事，希望在残酷的政治之下还能保有内心深处最后的一片净土。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恆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阮籍既为高名之士，司马氏也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物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正确，遂步步紧逼，强人从己。阮籍以醉酒可以拒婚，也可以避祸，却终逃不过撰写劝进表的无奈。他内心的愤怒与抗争隐晦地体现在了这篇文章之中，但司马氏却靠这篇文章进位成功，完成了篡位前的最后一步！此时他内心的抑郁与悲愤也达到了顶点，几个月以后他便离开了人世，不用再见到司马氏最后的阴谋。而在此之前，他的隐忍与委曲求全已经到达了极限，他竟以主动求官的形式来保全性命，保全家族。所谓的“乐其风土”是一个绝大的谎言，在那篇《东平赋》里，他非但没有一句话提到东平风土之乐，反极道其风土之恶，最终“旬日而还”，在文字中所抒发出的厌恶之情不正是其对司马氏的愤恨与指责吗？但这种姿态已经让司马昭喜出意外，即使司马氏的权臣何曾以负才放诞，面质阮籍于司马昭座前，欲逼司马昭杀之，司马昭也能要求何曾“为吾忍之”[7]。他的姿态换来了司马昭对其性命的维护，却极大地伤害了他内心的良知，这种近乎自残似的断臂行为对他心里的触动甚至超过了正始时候，一主动，一被动，这种越界的举动让他的灵魂愈发痛苦。挣扎而痛苦的灵魂，正散发着灼热的火焰，慢慢地将他的生命燃烧殆尽。可以想见，他在那些必与的朝宴中要经受怎样的煎熬，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阮嗣宗真是至慎了，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由此暴露无疑，原本以他主动依附的姿态已经能够保全自己了，又何必做到如此地步！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中说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这段分析是很精当的，阮籍这些传奇的故事正是对于司马氏虚伪做态的反抗。而同时，这些行为又无不蕴藏着老庄思想的影响，“真”的生命哲学既然不能在政治上显露，就在生活中展现吧。这在那些礼法之士看来，自然是如同芒刺在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以礼教为工具，最终背叛礼教的虚伪。阮籍就是这样一个看透了世事的人物，他的眼光穿破了层层迷雾，看到了一切，但正因为他看的透彻，他才明白自己的无路可逃，穷途而哭的行为正是他这种无奈苦痛心态的外化，他什么也做不了，早年的济世志，已经化成了不能诉说的哀苦。他在司马氏最后的丑剧上演之前离去，或许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内心又要忍受怎样的折磨，而反过来说，他的逝去是否又是他已经不堪重负了呢？“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8]！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这两篇文章体现了阮籍浓厚的庄子思想哲学，但前者本真，后者放诞，正乃庄子思想之两面。读《达庄论》，颇有姑射仙人之风采，观《大人先生传》，则愤激之情溢于篇外。在这两篇文章中，阮籍都对礼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否定态度，并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可以说，这种状态更贴合于阮籍的真实性情，他少年时受过儒家传统教育，有远大志向，但这种志向与其说要为显宦，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后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让他越发通达，深邃，但人究竟是无法离开现实的，他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一个名士，不得不受到多方面的排挤与重压，当他不无蔑视地将那些君子比作褌中群蚤的时候，他也许也已经看到了自己同样无法跳出这个天地的命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终究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吧。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太康中，为太子庶子。

　　阮籍不愿意儿子模仿自己，这与嵇康在《家诫》中的谆谆教诲又是何等的相像。他绝对不愿意儿子走上一条与他一样的道路，年少的阮浑，只看到了他父亲的任达放旷，又哪里真正明白他父亲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参考文献】：

　　〔1〕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M]．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房玄龄．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6〕韩传达．阮籍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吉川幸次郎．阮籍传[A]．见：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8〕张建伟．阮籍研究[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5

　　〔9〕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