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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路上，共产国际给了很大帮助，但是因为经验主义，不了解中国国情，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既在关键时候指明了方向，又采取了极端的教主义干出了一些不利于我党发展的事情，我党在成长过程中，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是如何取得反教条主义的胜利的呢？为什么说到教条主义就会提到“王明”同志呢？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一方面及时地帮助中共实行了政治战略的转变，在客观上为红军创建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则是对中共实行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消极、阻碍作用。  这种积极、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篇章。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方针。 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于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中共六大正确地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和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 积极地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六大制定的新政策，放弃了立即夺取大城市的策略总方针，开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对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区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舆论宣传和干部培养等方面也给予了积极的声援和真诚的支持。这种声援和支持，在对待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毛泽东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但是，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总体情况而言，对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共产国际主要起的还是消极、阻碍作用。这种消极、阻碍作用集中体现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尤其是在1927～1935年，共产国际支持“左”倾中央的领导，使毛泽东屡遭排挤、打击。 共产国际对我党的思想禁锢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帮助我党实行政治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与中国国情相差甚远，十月革命胜利模式和经验，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陷于盲目的迷信之中。 共产国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模式化，以此进行想当然的类比和推导进行结论化。 共产国际生搬硬套书本上的结论，在斯大林的示意下，进行了俄国化解释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苏联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他们认为，标识马克思主义成功，其具体表现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这个经验，放在整个世界都是有效的，也因此只有他们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前提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相信由他们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接受和搬运俄共在三次革命中取得的经验。 这有点像现代软件公司在企业推行ERP相似的情况，为把俄国经验搬到中国运用，他们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进行类比，在1927年8月，根据经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推导出广州革命时期四个阶级联盟；武汉时期三个阶级联盟以及苏维埃时期只有工农两个阶级联盟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讲的“三阶段”的理论。 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六次大会上，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即将愈演愈烈，也将导引出一个新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也会不约而至，各国都会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有战争战争引发新一轮的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又提出了关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 “三阶段”理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当时中国阶级社会更加复杂，根本无法用简单的三阶段就能解释完毕，因此“三阶段”理论误导了是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第三时期”理论则使人错误认识中国革命形势，这两个理论，被贯彻到中国共党战略目标和工作中，自然就会造成连续三次“左”倾路线错误。  其一，由于受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个阶段”理论的影响，共产国际教条地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不合中国国情的方针路线，从而直接影响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对当时革命形势低落的情况估计严重不足，错误估计了形势，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到处发动武装暴动，把党的工作中心直接引向组织大城市起义，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瞿秋白也因此产生“左”倾冒险主义。 因为根据斯大林“三阶段”理论。经过了前面两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会先后叛变革命，变成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也会民族解放运动。 因此，告诫全党对上层小资产阶级 “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 二是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有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十一月会议决议便指出中国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 三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对当前的中国形势有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正是这个错误的估计，成为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三阶段”的理论，直接导致了很多党员对在革命性质与阶级关系上的混淆，政治策略上的“左”倾，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不清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所需团结的力量分不清楚。 而十一月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在所难免。 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等，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主要因素，也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重要内容来源。 开始就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作为立三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形势而得出的“左”的错误结论。 在革命道路上，共产国际不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式地地向各国推行，并不理解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要求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大城市组织武装起义。李立三正是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一思想和要求，制订和实施了中心城市暴动的冒险计划。  在1929年，共产国际搞了个所谓“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在国际政治上造成了一种强大声势，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倾向斗争也也受到严重地影响，盲目地追随“反右”，同时实则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相关指示和决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同出一辙。 在中国革命形势问题上，中国革命仍处于低潮这个状况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他们过高地估计中国革命形势。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得到极大夸张，提出了工农红军应该攻打大城市，在白区搞同盟罢工，建立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等冒险主义计划，主张城市中心论。 共产国际把中间势力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极力主张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全盘接受这要的主张，也视中间派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将这个策略推向极端，“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主张也照单全收。 即1931年9月20日，王明起草了以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2年9月2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作了一个长达两万多字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大谈“国民党的进一步崩溃和苏维埃与红军的巨大胜利”，认为“除了空军部队和重炮即炮兵部队外，我们红军都达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水平” 此时的王明就是“左”倾狂热的鼓吹者，“左”倾教条主义观念尚未转变。 部分党内人士接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也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以城市为中心的观点，积极推行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 在党内倾向问题上，由于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则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  总而言之，共产国际凭借自身权威，在中国执意推行他的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头脑思想上被禁锢了，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的脚步客观上也被影响很大。 组织上进行控制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理论和“第三时期”理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正是来源于此。 共产国际家长式包办代替式干预和控制下，李立三、瞿秋白大起大落来去匆匆。而王明则一步登天获得党内掌控权力。共产国际严密的组织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全力支持“左”倾主义的领导者，致使“左”倾错误路线连续三次统治中央，使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内非常盛行，本土成长起来的，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派的代表人物毛泽东也因此屡遭排挤和打击。 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党中央更是长达四年之久，使党和革命事业损失惨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却遭到错误批判和排挤，严重地阻碍了我党成熟的脚步。 共产国际六大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从思想上禁锢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从组织上培养了一批唯共产国际和苏联之命是从的教条宗派主义者。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 后来，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产生的新中央，支持中共以毛泽东为领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与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决议，采取了积极的态度。遵义会议时期，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无法进行电报联系，客观上暂时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从而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的问题。事后共产国际没有反对遵义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基本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其原因有四点： 事实已经证明，受共产国际支持的博古等“左”倾路线的领导，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丢掉了苏区，被迫长征，湘江一战也是大败，直到毛泽东出来领导之后，红军才有胜利的转机，共产国际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陈云去莫斯科将中国的革命形势作了汇报，自从红军长征之后，共产国际第一次正面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也意识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自己所建立的设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距离非常大。 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赞赏。 国际七大会议开始改变了政治策略，一再强调不能用一张药方应对于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各国共产党员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原则以实施共产国际的策略。 从此，共产国际也改变了以往的工作和领导方法，宣布共产国际以后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每个国家实际情况，一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上的具体事宜，不机械地把苏俄经验搬到其他国家去，更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替代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实现统一领导。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真理报》头一次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的大幅照片，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与承认。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地讨论分析后，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声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党的政治路线。  为认真贯彻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顺利召开六中全会的基本保证，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指责了王明的错误言行，对加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发起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王明为代表的多半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错误并不满意，却没有强烈反对。 斯大林也始终没有对中共和毛泽东采取粗暴、蛮横的态度。尽管王明在不断煽动，毛泽东又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的方针，斯大林长期信任王明而对毛泽东“一无所知”，最终还是尊重事实和真理，甩开了王明转而支持毛泽东，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团结统一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监控各国党的权力，然坚信只有通过自己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和特点，进行统计分析，为各国共产党制定的政治路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消极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我党党内的右倾倾向，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要的危险倾向。党中央批评了这样思想倾向，并且进行了纠正和预防。 当时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过于弱小，日军过于强大，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需要依靠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理应竭尽全力促成以国民党政府为基础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碰“谁领导谁”这样敏感的问题，学习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和领导。 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就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上述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这也就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的信任上产生了一定的动摇。 在王明回国之前，曾作了一份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的报告，从季米特洛夫对这份报告的论述中可知，他一方面认为王明的报告“有点乐观”，另一方面担心国内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应付得了“险象环生的局面”。而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有不妥当的观点，它们包含着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解除思想武装的危险，会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有些东西应予纠正，但我们在这里是鞭长莫及。”因此，“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等人在他们看来，就是这样的“熟悉国际形势的人”。 我党如何取得反教条主义的胜利王明回国后，毛泽东对王明的回国表达了极大的热情，并发表了“饮水思源”的欢迎词，但是王明对党中央的工作却并不满意。  摆出钦差的架子，不遗余力推行共产国际所谓的“新政策”, 提出了一系列比较右倾的思想。给当时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错误恰好就来源于共产国际。 王明扯虎皮做大旗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子，却在大肆搞右倾主张，在我党党内造成思想混乱，严重干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这种结局，共产国际虽不负主要责任，但它摆脱不了干系。直接干涉我党的建设和组织。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战时期，推行的方针政策就是所谓的“大国沙文主义”，完全违背了国际共运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共产国际这样的举措并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苏俄当时的外交政策需要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取消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不指出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害，是不全面，也是与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不相符的。 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活动中完全服从苏联共产党的指挥，取消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性，按照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来开展活动。而且，共产国际对中共发起的延安整风的态度变化也是说明问题的。 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引起了共产国际相关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和担心。实际上最开始，共产国际只是担心损害到苏联的利益，当时苏德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抗日战争形势十分焦作的情况下，担心这样一场运动，会导致中国共产党无法把全部力量投入到牵制日军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上来。 1942年5月，共产国际和联共党派出弗拉基米洛夫飞往延安，让他设法敦促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弗拉基米洛夫对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抱有成见，“对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谈话”和“整风运动所包含的清除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的目的”极为不满，他接连向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发报，说明中国共产党内“极不正常”的情况。  此举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本来他们就不赞成我党的整风运动，只是刚开始并未对此作出强烈反应。 当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问题给毛泽东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此信指责中共的整风运动是：
共产国际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否定和指责，无疑是对中共组织上的干涉，所起的作用也是消极的。 不过，由于王明在会后立刻去了武汉，只担负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的工作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因此，王明的右倾错误并没有在全党工作中全面贯彻，主要在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影响，而且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逐渐被广大的党员干部接受。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刚刚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电告王明等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回延安参加会议。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王明在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除继续坚持一些右倾主张外，也提到了应当坚持持久抗战，承认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有重要意义的。 王明在发言中讲了五个大问题：
他在长篇大论中，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但另一方面，他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针对王明一贯坚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根本就不允许有统一战线存在敌后，很多事只能先斩后奏。 不管王明怎样辩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抛弃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了。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原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将王明留在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虽然此后王明仍然在党内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王明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已经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淡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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