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 1931年1月7日，东方的“巴黎”——上海，街上一片寂寥、湿冷。中共中央正在这里秘密地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一天，对王明来说是一个好日子，他依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 王明，又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5年由湖北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深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王明为六大代表并担任重要译员。此后便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1929年上半年回国，先后担任上海沪东区委干事、中宣部《红旗报》编辑、全总党团秘书兼《劳动》三日刊编辑、中宣部秘书。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米夫极力美化王明，一再强调共产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体现共产国际路线。他声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王明进入中央以后，又把同他意气相投的教条主义者安插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领导岗位上，其中由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王明代理中央总书记。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1月10日，王明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国内工作由同年9月下旬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从此，王明在莫斯科遥控，博古等人则忠实地贯彻执行万里之外的王明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 王明上台之后，积极推行一条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左”的教条主义路线。他过高地估计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承认中国革命还处于低潮，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革命危机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保护苏联”。在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夸大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富农的意义，不承认中间势力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要求立刻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并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打倒中间势力”的口号。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则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十月革命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要中国共产党照抄照搬，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进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命令红军占领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说要把各根据地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断开展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对“左”倾教条主义有怀疑、不执行的同志，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中央苏区，特别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陕北苏区，把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结合在一起，使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遭受诬陷和杀害。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并在各根据地贯彻推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在白区工作中，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也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策略，经常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武装暴动等，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力量遭到的损失十分严重。后来，他们又迫使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使我党在白区的工作陷入危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搞“宗派主义”，他们剥夺毛泽东的军权。由于反对王明路线受到牵连的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他们被王明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等帽子，受到了打击和迫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实行关门主义，对当时普遍兴起的抗日反蒋斗争不予支持，致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战遭到蒋介石的镇压。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直接导致了中央苏区和红军力量的重大损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危机。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左”倾教条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还未得到清除，直到延安整风才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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