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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李立三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发动全国工人大罢工，盲目攻打大城市，致使党受到'左’倾冒险路线错误统治，受损失极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错误，李立三也承认错误。此时的王明认为时机已到，与博古等人向瞿秋白提意见，认为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其他几人也直接向党进攻，却遭到党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处罚和批评，并调动工作。当时稼祥对党组织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李立三犯了盲动主动错误，所以，也受到党的处罚，把他调至香港地区党报做记者。稼祥怀着一肚子冤屈，听从党的命令，从上海到香港接受李富春领导的党报记者工作。 王明等人不遵守党的处分，反而明目张胆地反三中全会以来瞿秋白的调和主义和李立三的盲动主义，宣扬：“这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不能够轻率了事，李立三调到莫斯科学习不算处罚……上海的领导同志不能对此错误路线采取妥协的态度……要把李立三撤下台来！我要报告共产国际，报告米夫同志！我要写文章！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处于高潮，我要号召中国党员彻底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中国革命运动已有了很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份，对资产阶级对富农的斗争必须加强……那些什么农村根据地，什么工农红军，什么苏维埃政府，那些中间营垒，第三势力有什么可重视的？我们只有靠共产国际的支援，才能占领地盘……” 王明的这一手，就是反对国内的工农红军！反对正在前方与敌人作流血斗争的工农红军，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比李立三还冒险。 王明对自己的心腹说，我们来写这本书，我们可以不工作，我们不必服众组织纪律，稼祥虽反对了“左”倾错误路线，又服从组织处罚，宁愿当一个小记者，书呆子，让他去。 王明写的这个小册子，就是红极一时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他蓄意已久的野心。当时正逢西方国家（某些）正犯了右倾思想路线错误，他这小册子一出笼，给国际上当头一棒赶上时机，正中米夫的下怀，米夫鼓掌欢迎，另眼相看，一举成名，再一举登上了四中全会中央委员的位子。 米夫急忙赶到上海，找当时的中共党中央领导人做思想工作，要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改选党中央领导人。 米夫对王明说，你的这本小册子不单对中国党，对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和影响，我祝贺你！他的这杯祝酒，把王明祝进了我党的领导层，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送进了苦难的深渊。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米夫亲自主持。他对王明说：“你过去是我的学生、翻译，今后成了我的同事，我的战友，我的得意的唯一的助手了！”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只召开了一天，只干了几件事：（1）政治上肯定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2）组织上撤消了瞿秋白、李立三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张国焘、向仲发等人留用。（3）通过了《目前的新的党内紧急任务的决定》的文件。而米夫当时又是压服又是说服当时的党中央负责同志，把王明提拔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并将王明所著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作为当时的必读之书，认为这是当时的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杰作，从而是使这个“左”得要命的机会主义思想，成了四中全会的政治纲领。这实际就是李立三的思想，换汤不换药，号召到处攻打大城市，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武装保卫苏联…… 这样一来，中国党革命就又开始多灾多难。历史上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团猖狂，势大，上有靠山，下有助手，成了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势力。 这次会议前，王稼祥正下放至香港记者工作，李富春通知他即赴上海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并告诉他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是对的，你冤枉接受了党的处罚，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表现很好。 稼祥得此消息，非常高兴，参加了四中全会，并被选为党中央委员，同时要求赴中央苏区工作。党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赴红色根据地。他到达龙岗地区，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欢迎。两人一见如故，互相交换意见至深夜。稼祥说：“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红军打游击战，占领了地盘，发展了红军，是有着特殊的天才，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具体条件相结合的正确路线……”稼祥感到莫斯科留学生思想一片混乱，来到中央苏区，遇见许多同志，个个雄纠纠气昂昂地从敌人手中夺来枪炮，节节打胜仗，真是正气昂扬，学到的知识比书本上的既宝贵又实际。此后，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从此，他紧密地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向毛泽东和朱德学习，并听从国内领导的指示。因而精神愉快。 张国焘在上海参加了四中全会。他开口拥护四中全会正高升的王明救了中国共产党，闭口坚决拥护共产国际路线。 王明为了拉拢张国焘，对他说：“国焘同志！我把最好的一块地盘鄂豫皖交给你老兄领导怎么样？”张国焘回道：“是是，是最好的地盘，不但人口多有米，有米，又有鱼，有山地，还有平原，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枪自然也会来的……” 张国焘心中感激王明给他这块好地区，可以和毛泽东所领导的江西媲美了，在短时期大大扩张势力的机会已来临。 王明警告他，扩张势力是为了谁？将来要把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夺过来，知道吗？ 张国焘和王明一拍就合了，“不要辜负了米夫的重望！” 这个时候，国内由于各地游击战节节胜利，江西的东南边有毛泽东、朱德的1.5万余人枪；湘鄂洪湖一带，贺龙有8000人枪；赣西彭德怀有人枪数千；广西西南部、江西南部、东北部及鄂赣边界等各红军都有不同数量的武装力量，各纵队司令员有勇有谋，分布在各根据地，足见这支革命力量极大。同时，军队在扩大，苏维埃政权和地盘正一日日发展着。 张国焘看透了王明的心事，王明耳中流进的话是：“东游西荡的部队靠不住，那些小块根据地不能称之为苏维埃，土包子，只能游击！不懂马列！” 王明阴笑道：“你在军事上扩张势力，不能忘记政治上的斗争，知道吗？要把毛泽东一批人所搞的'富农路线’、'游击战术’打下来……知道吗？” 张国焘又出主意：“王明同志，你的指示，我全拥护，将来把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夺过来，就没有眼中钉肉中刺了，你说呢？”王明忙道：“啊！啊！这是组织决定问题，非我俩所能顺手办到的。” 王明在米夫回莫斯科后不久，安顿了亲信的工作。不久，他不习惯国内艰苦危险的环境，对大家说：“我要休养休养，暂时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在那里有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有大的问题可以请示，我的工作地点就在国外了。” 从此王明坐在莫斯科享福，指挥国内党内大事，对于他来说，他已经牢坐江山，可以任意瞎指挥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闭幕后曾说过，王明统治党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里，我毫无发言权。 （三） 翠绿色的山峦，威立在赣水的旁，一块块的水田上新播好的秧苗多么可爱，令稼祥心旷神怡。他来到这江西永丰龙岗根据地，如在新的世界里。就在这样一个小山区里，稼祥知道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消灭了张辉瓒的十八师，张辉瓒被俘。胜利的喜讯，使军民斗志昂扬，准备迎战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这里，是稼祥梦寐以求的红光闪闪的中央苏区，他穿上了红军军装，戴上了红星军帽，腰中皮带上挂了一支小手枪，感到自己的人生有了落脚点，幸福在眼前，将给予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一只巨大的手握着他，这只手就是当年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会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稼祥读过的许多著作的巨人的手，最近的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稼祥眼睛发亮，忙喊一声：“毛委员，你好！” 毛泽东谦让地坐下：“我们一见面就滔滔不绝的交换着意见，好像还没有谈完哩！” 王稼祥笑道：“是的，国内革命的形势被你分析得透彻，你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老师，我在莫斯科已拜读了你的许多著作，太好了！我今年才26岁呀！正是献身于革命的好时期，我十分敬佩你、敬佩国内的许多浴血沙场的同志，请大家随时帮助我。毛委员，你组织了农民协会……”毛泽东即刻回道：“那时候（1926年）真好呀！就拿湖南来说，农民协会会员一开始就有三四十万，直接领导的群众就近百万人，两三个月后一下了增加到200万，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村的民主势力打倒农村的封建势力，真是'好得很’，但是，却有人说'糟得很’……” “这明明是站在地主立场上打击农民的理论。早年革命丧失在陈独秀手中，我们上井冈山了，失败了，国民党反动者惨杀了我们的同志不计其数，可恨啊！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相似。在中国产生了这种怪事，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产生了一小块或几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居然能存在，而且可以一天天扩大，这是因为中国有买办豪绅之间的不断分裂和年年战争的关系，此外，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当然还应有党的领导，有利于作战的地形，有着力量很强的红军和武器，有群众拥护，最重要的不能分散太大，要集中兵力，建立中心地点……你打过仗吗？” 稼祥听得入神，忙回答：“我没有打过仗呀！我同许多留学生一样没有打过仗。”“哎！这是很深的学问呀！什么时候向什么样的敌人打仗，有时候要跑到敌人的外围去，有时候又要将敌人诱进来……很复杂的战略战术啊……” “对兵士要有政治教育，教育成为有阶级觉悟的红军，让他们知道是为自己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打仗，出生入死毫无怨言，官兵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啊！啊！我懂了，毛委员！” 他们俩促膝谈心，毛泽东也从谈话中知道了莫斯科的党员们思想状况。 国民党反派的第二次“围剿”开始了，我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了，稼祥参加此次斗争，亲身体会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性，认识到只有发动群众参加工农红军，教育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迅速提高战斗力。 苏区中央局由项英同志领导，王明本人则远在国外，两眼看不见苏区革命情况，两耳听不到各种呼声，高坐钓鱼台，手执领导权，所有的大小工作全权交给了项英、博古等人。 桌了上放着文件，给稼祥出的两个要讨论的问题： 1、如何准备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2、毛泽东的“诱敌深入”。 参加会议的中央局委员除毛泽东、朱德之外，还有项英、任弼时、博古、洛甫和王稼祥。 会议上争论激烈，毛泽东估计敌人继第二次“围剿”败退之后，必然在短时间内将又进攻，而且将用更大的兵力。他详细地分析了目前有关军事方面的形势，又详细地讲解了“诱敌深入”战略战术的优点。但大多数跟随王明的人极力反对毛泽东的估计，认为敌人不会马上又发动攻势，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路略战术。稼祥的看法与毛法东所指出的观点相同，他勇敢地说明了“诱敌深入”不是守株待兔，是正规军与人民武装紧密配合，是阵地战与游击战的灵活应用。他同意毛泽东指明的，在优势兵力强大的敌人面前，基本上是游击战而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敌人深入根据地，兵力分散，兵士疲劳，士气沮丧，情况不明也就指挥不灵了。所以我们应及早备战。 会议上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果然，相隔才一个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于1931年7月1日又发起了，敌人以双倍的力量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苏区工农红军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红军缴获辎重武器不计其数，全军欢呼胜利，唯独王明坐在国外大声喊，目前形势已处于革命高潮，蒋介石不堪一击，是攻打大城市的时候了！快攻打大城市。随后，攻打赣州的命令传下来了，这次战役，伤亡极大，稼祥心痛难受。 1932年8月，夏末秋临，中央局领导人在宁都召开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毛泽东同志是否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作战？” 王明及其跟随者把两项帽子戴在毛泽东的头上，指责在土地问题上犯有“富农路线”错误，在军事问题上是“游击主义”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王明蓄谋已久的诡计，以便夺取兵权，把枪杆子夺到自己手中来。 稼祥心中明白这一切，他准备在这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主持正义，维护毛泽东。 会议上大家坐着，各人表情冷酷，似乎一切已安排就绪，就只等形式，来个会议决议就成了。 项英宣布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宣布毛泽东在土地、军事两问题上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除前委军事领导职务，调至后方政府工作。 大家默不作声，之后，有人说同意，又有回声，不反对。 王稼祥以他一贯的正直、公平，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力量所驱使，站起来发言。他说：红军有今天之日益壮大，革命根据地有今天的巩固和发展，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不可分的。目前，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富农政策是符合革命的要求的，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不同意调毛泽东同志于军事领导之外，如果加上这两个错误作为调动毛泽东工作的理由，那是不公正的，我是不同意的，请大家考虑。” 人们感到很诧异，居然有人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王稼祥又说：同志们请想想，我党粉碎敌人的一次比一次强大的“围剿”，每次敌败我胜，现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大胜利，即将准备迎击第四次“围剿”了，此时如果把毛泽东调离军事指挥权之外，那么，谁来接替？谁能接替？请问？” 毛泽东也感到冤屈，站起来发言：“请问大家，我犯了什么错误？事实证明一、二、三次反“围剿”都胜利了，我不接受处罚，我错在哪里？”大家七嘴八舌批评毛泽东和王稼祥，他俩人不约而同地反驳，只听见声高音粗，只见面红耳赤，会议进行激烈，满屋烟云袅袅，烟尘四散…… 毛泽东见此情况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俩处于极少数，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吧！我只好到后方去工作了，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呀！都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事业。” “如果在军事上有什么问题要找我，我一定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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