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等中共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喜从天降”（毛泽东在机场发表讲话时语）的王明、康生、陈云等人。 这时候，王明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候补书记。  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中共领导人在机场合影 刚刚回到延安的王明踌躇满志，他以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居，俨然把自己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上。 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明在会上提交一份由他提名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会议同意了他的提议。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虽然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等人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力挺，实际上由王明把持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但是很快形势发生了变化。 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也随后被捕叛变，在上海办公王明、周恩来、项英等人紧急转移，白色恐怖下，王明由于在国内已经“呆不住”，不得不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继续遥控和把持中共中央领导权。  王明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中共中央领导权 回国后的王明由于头上有一顶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帽子，尽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在党和红军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长征顺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这时，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王明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他本人也具备相当的理论水平，回到延安的一段时间里，王明经常在延安做报告、演讲，影响力也不可小觑，中共中央的“12月会议”由王明主导就是一个明证。 “12月会议”上，通过党的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任筹备委员会书记，两人的地位俨然并驾齐驱，不分伯仲。 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估计由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可能出任中共中央副总书记，由他两人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等同政治局常委）。 但是由于日本发动侵华全面战争已经从华北扩大到全国，形势危急。“12月会议”后，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驻武汉办公，“七大”虽然一直在筹备，但是正式召开的时机并不成熟。  毛泽东在延安 在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外界发表讲话、在报刊撰文，俨然不把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放在眼里，王明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被毛泽东批评，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两人意见相左。 毛泽东和王明的较量还在继续。 毛泽东撰写的著作《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后，中央指示长江局在其主办和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王明居然置之不理。 武汉失守后，王明等人留在武汉工作显然不合时宜，这时，中共中央筹划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居然要求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到武汉召开会议，被毛泽东、张闻天拒绝。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领导人合影，毛泽东（左二），王明（右一） 不得已，王明等人回到延安，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留在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此时，王明在党内的威信和影响力已经明显不如毛泽东。 通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从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排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为中共召开“七大”进行了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全党逐渐统一了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全党全军公认的领袖。 中共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再三向与会代表做工作，王明仅当选中央委员。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确立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历史没有假设，如果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1937年12月召开中共“七大”，当选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还是有悬念的，毕竟“七大”筹备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书记是王明。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中，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从毛泽东的评价和党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不可估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