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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偏分 一、 1937年11月29日，33岁的小伙子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延安。 而此时44岁的毛泽东，则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他们的“领导”，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这次会面肯定是不愉快的，因为此时王明代表的是共产国际的立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在老毛子眼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 反观共产党，虽然经过十几年的斗争依然没有倒下，但面对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想要打败小日本，还是得依仗国民党的力量。 果然，暴躁的王明在回国仅仅10天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国内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呢，就火急火燎地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强调“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的问题”。 紧接着，王明危言耸听地说道：“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好家伙，不联合蒋介石，就等于帮助日本，这帽子扣的可真够大的。 估计毛泽东等一众中央领导人，听到这位30出头小伙子的言论，气得脸都绿了。 可没办法，王明毕竟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钦差大臣，他在共产国际混了六年多，也混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位置，这次回国是妥妥的空降干部。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所力争的，是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 而王明则在会议上说道：“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 王明的观点，简直是和毛泽东的主张争锋相对。 除了以上对立的观点，王明还主张“对国民党的批评不要太尖锐，使人害怕”、“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等等。 可以这么说，王明此次回国，是以一种跪在国民党面前的姿态在中共中央内部上蹿下跳。 想必此时的毛泽东一定十分郁闷，亲自去迎接的领导，没想到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自己身上。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很奇怪，为什么王明这样一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在没有细致了解中国情况的前提下，这么急于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各项政策，为什么会有一种迫切讨好国民党的倾向呢？ 二、 我们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判断对方真实意图的有效手段，就是看这件事情的背后是谁在收益？ 王明回国以后着急否定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稳住国民党，害怕因为中共中央的各项否定、批评国民党的政策，从而影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那么，他这样重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因为心系中国老百姓的安危么？ 大错特错！ 真正的原因是：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从地图上看，纳粹德国处在苏联的西侧，对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苏联的东南面还有日本正在虎视眈眈的顶着他，如果德国和日本联手，那么，苏联将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但如果有中国能够牵制住日本，苏联便可以放手和德国开战。 老毛子在乎的是中国是否能够帮他们牵制住日本，至于中国内部到底是国民党领导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领导国民党，则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甭管你们谁领导谁，到底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要你们能帮我挡住日本就行。 而傻乎乎的王明，就是老毛子精心算计的代言人。 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王明的一系列行为：着急否定毛泽东的各项政策，着急讨好国民党都是为了稳住国内的统一战线，好赶快完成老毛子交给他的任务，稳住自己的地位。 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能正确引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他根本没有正确的判断。 王明和毛泽东之争，表面上看是救国的观点不同，但本质上可以说是，毛泽东是为了把救国抗日的路铺好，但王明，回国只是为了完成自己主子的任务。 所以，王明回国后的各项举动才会显得那样的突兀和让人费解。 三、 再说回毛泽东这边，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王明的指示自然会对参会者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毛泽东的日子就过得日常的艰难。 甚至有许多同志，开始怀疑并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三天，迫于压力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目前应该是以和为贵”等观点。 但是，对于一些原则性的观点，比方说“抗日战争总的方针”、“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等还是做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 而反观王明这边，在提出了这些荒谬的政策和主义之后，没有继续深入了解党内目前的真实情况，却拍拍屁股应国民党之邀请去武汉会见蒋介石了。 中共中央对于王明这一行为给出的要求是，见过蒋介石之后请立刻返回延安开展工作，可此时的王明为了完成老毛子的任务，早已经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重要。 他到武汉之后就没有回延安，反而在武汉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王明自己担任新领导班子的书记。 这种行为无异于把自己的权利凌驾于中共中央至上。 此后，王明又表现了他一系列的“谜之操作”：不经过毛泽东同意就拿毛的名字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来年三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鼓吹“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王明又不顾中共中央的要求，执意要返回武汉和国民党厮混在一起。 终于，忍无可忍的中共中央在三月会议结束之后，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除了向共产国际递交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详细汇报统一战线以来国共合作的特点、困难和阻碍。 任弼时内容详实的汇报让季米特洛夫了解了中国目前真实的情况，对于共产党也有了新的认识。 汇报结束之后，任弼时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任弼时就率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中共一年以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指示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时也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机关。 至此，王明彻底丧失了自己“钦差大臣”的身份，失去了对中共中央政策指手画脚的资格，成功地把自己作出局了。 四、 毛泽东后来评价过王明：“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的太多了。” 这个评价真是一针见血。 毛泽东在后来还回忆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自己所遭受的艰难： “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到了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我是孤立的，当时，别的我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由王明带来的这一场荒唐的闹剧终于落幕。 回顾这场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权威和领导的压力时，每个人都会做出一些妥协，甚至是毛主席这样的伟人，也被迫承认了一些荒唐的观点。 但是，毛主席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我可以作出让步，但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时，我是一步不退的。 最终，结果和事实也证明了到底是谁对谁错。 这样遭受委屈和苦难的经历，在毛主席的一生中，可以说是多的数不胜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感谢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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