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王明板着脸来找毛主席，李银桥心知不妙，赶紧叫来了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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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7月1日，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正在忙手头上的事，突然王明板着脸走了进来：“我要见主席。”

李银桥将他带了进去，谁知王明竟开门见山：

“对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有意见，也想不通，还需要和你谈谈。”

李银桥很识趣地退了出去，并且赶紧去找来了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只听屋里传出争吵声，并且愈演愈烈，还听到一句：“都快胜利了你还不肯反省？”

毛主席何出此言？王明又为何抗拒认错？他的结局又是什么？

人生起点又高又顺

1904年，王明出生在安徽金寨的一户贫民家庭，那时的他还叫陈绍禹。虽然家境贫寒，可他天资聪颖，学东西又快记得又牢，旧学基础非常深厚。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优秀年轻人一样，他对革命事业充满了激情，参加过多种学生运动。

1925年6月，五卅运动爆发，王明积极参与并担任着重要职位，还在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成为了国民党在湖北省党部的宣传干事。

这样的起点已经让大多数人羡慕不已，然而上天还是眷顾着他王明获得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但其实一开始，留学生的名额里并没有他。

当时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同志为革命事业的付出，便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大学，即“中山大学”，初期招生340人，湖北分到10个名额。

王明本就十分向往苏联，于是主动递交了保送名额的申请书。此时的他小有名气，大多数人对他能入选的呼声极高。

可这些保送生的名额大都落到了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头上，而他出身不好，又没什么背景，因此榜上无名。这对一向孤傲的王明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他并没有放弃，先是跑去江西申请，未果，继续回湖北恳求党部给他这个机会。后在陈独秀的大力推荐下，他总算获得了留学名额。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当时的毛主席却主动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他认为理论知识在哪都能学得到，但实际问题的解决还得自己去实践才行。

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或许也注定了两人无法走上同一条道路。

来到莫斯科后，王明立马发挥了他自身的语言天赋，不到半年就能流利地用俄语交流，并对马列相关著作烂熟于心。

王明在一众学生中显得极为亮眼，甚至还得到校长米夫的器重，收他为入室弟子，并给了他很多表现的机会。

因此王明开始飘飘然，自认为最懂马列主义，并且总结了一个自认为最正确的“革命经验”：要想干好革命，必须得有苏联人的支持！

这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有失偏颇，过度崇拜苏联的教条主义。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想要干一番大事业，却被安排处理基层工作。

米夫

期间他还因差点泄露秘密机关的位置而被严重警告，但他并没有灰心，而上位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党内一些人开始无视中国基本国情，和国内外革命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片面夸大革命有利的一面。

并且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并主张集中全部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就是这个决定导致我党损失重大。

通过此事，共产国际也察觉到，要想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得派出精英去协助。而他们选择的人正是王明的恩师米夫。

于是在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大力支持下，无名小卒王明直接摇身一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久后，党中央开始向农村根据地转移。农村的环境十分艰苦，王明不愿意去，便通过米夫的关系把自己调去莫斯科。

临走前还把职位转交给了博古，并与他持续联系，远程遥控党中央。最终因为他们偏执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导致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长征之路。

而王明却在国际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备受共产国际的重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他都能直接参与，地位甚至超过了其恩师米夫。

然而，命运的齿轮再次将他召回了中国。

再度回国，依旧自视甚高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大举侵略中国，要是让他们目的得逞，那苏联也将危机之境，因此苏联决定帮助中国抗日。

当时我军的实力太过弱小，又只占据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在斯大林看来完全不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思前想后，斯大林还是选择了武装力量较为成熟的国民党，即使他们曾经背叛过自己。

在“西安事变”的催化下，国共两党达成二次合作，共产国际这面也打算派出一位合适的人选回国，辅助解决统一战线的相关问题。

这个人不仅要熟悉国际政策，还得在中国党内拥有较高地位。这条件几乎是为王明量身定制的，于是他再次被派回中国。

临行前，斯大林还与他进行了谈话，主要的意图概括起来就几句话：

当务之急是抗日而非革命，内斗什么的统统放一边！最主要是和国民党搞好关系，共同对抗日本，以实际行动来“武装保卫苏联”！

而王明对此牢记于心，在此后的多次决策中，坚持妥协自己，向国民党委曲求全。

1937年11月29日，来自莫斯科的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看到王明下飞机后，恭候多时的毛主席立马迎上去，热情洋溢致出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王明听了这话心里开始不爽，他觉得自己是上头派来的“钦差大臣”，来这儿是当领导的，可不是来做客的。于是阴阳怪气地回了一句：

“我们是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斯大林同志指令，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毛主席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但并没有往心里去。晚上还给他办了热闹的接风宴，并且不计他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之前嫌，给他安排了较高的职务。

其实毛主席也是打心底希望王明能与众人同心同德，一起好好工作。可王明手握斯大林给的“尚方宝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先是于1937年12月9日，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叫来众领导人在窑洞内召开会议。

王明就如何持续全国抗战，以及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问题进行报告，主要输出就两个观点，而两点都是在反对毛主席。

首先，反对其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进而提出：统一接受国民党的指挥，与蒋介石达成合作关系。

其次反对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游击战，他认为游击战没法战胜日本，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军和正规军才有能力战胜日本。

并且特别强调，这些都是来自国际的指示，所有人都必须听从指挥。这场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开始，并且在许多中层领导当中一呼百应。

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王明又开始飘了，认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毛主席，行事独断、目中无人，更是直接架空中央领导。

1938年2月2日，他未经中央领导的允许和审阅，就擅自起草并发表毛主席的相关谈话，之后更是单方面决定下次会议的召开。

党内的一些领导者为了自己人的团结，选择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第二次会议上，王明的态度更为盛气凌人，变本加厉地阐述自己错误的“右”倾主义，大肆吹捧国民党的正规战。

非但不承认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多次昏了头般强调：要听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因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钦点”这两个头衔，王明的意见一开始在党内非常管用，连毛主席都无奈地感叹：“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

这时候只要是毛主席提出的异议，不是被王明忽视，就是遭到他的严重批判和反对，甚至开始搞孤立战。毛主席后面回忆说：在1937年12月的那场会议“我是孤立的”。

他的这种感受，在会后的照片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意气风发的王明坐在正中间；而毛主席直接被”边缘化“。

当然，王明也不是第一次这么针对毛主席了，早在前几年的赣南会议上，俩人的较量就早早开始了。

赣南会议上的针对与挑衅

当时王明靠着恩师米夫当上了中央领导，大肆鼓吹自己的“左”倾教条主义，绝大部分人都深受其害，“左”倾思想逐渐在占据主导地位。

而毛主席当时成功领导我军，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两次反“围剿”，一时声望大增。

王明虽然不屑与他这种“山秀才”为伍，但也不想得罪如今群众面前的大红人，而且还想让他加入自己的队伍，借由他的声望继续推进“左”倾思想。

可随着毛主席的名声越来越高，在群众和军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加上他还非常有主见，看人看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实在不像那种听人摆布之辈。

要是无法制服他，那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领导权就很有可能拱手相让了。

而此时毛主席又坚持要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王明趁此机会对其展开激烈的打压。

先是 1931 年 11 月的赣南会议上，王明对毛主席进行的严厉的批评与指责。

会议主要批判了他的三大“错误”：

第一，将毛主席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扭曲为“狭隘的经验论”，认为他在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第二，对毛主席提出的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歪曲成“富农路线”。对待地主和富农，王明主张赶尽杀绝。

而毛主席认为，不管从发展来看还是人道主义方面来看，都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

最后，把毛主席“傍着原有根据地发展”的方针说成是“右倾保守”，指责我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并决定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将“右”倾主义赶尽杀绝。

然而在多年以后，他本人也陷入了非常偏激的“右”倾主义当中。

此次会议几乎都是在批评毛主席，最终导致他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然而王明对他的打压还远没有结束。

1932年5月20日，王明直接遥控临时中央给苏区的领导人发去电报，严厉批评了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方针。

声称他在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措施完全错误，不仅消极作战，还妄图削弱我军的防御力量。

导致我军无法扩大苏区，更无法加以巩固政权，成为当前我军面临的主要危险。

并指示苏区领导人尽量说服毛主席接受积极斗争的作战方针，如果他的态度再不转变，那就将他作为“主要危险”直接清理。

但王明久居国外，又深受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根本不了解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只知道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缺乏经验还自视甚高、固执己见。

不仅对革命形势把握不准确，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还固执己见，错误指挥，导致我军损失惨重。

就在王明飘飘然，以为自己即将获得党总书记之职时，反对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跌落“神坛”仍是执迷不悟

随着抗日战线的不断拉长，王明错误方针的危害日益显现，那些一时被他所迷惑的同志也开始清醒。

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实际作战中逐渐获得众人的认可。

他十分清楚，王明之所以如此独断专行，绝大部分是因为他“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钦点”的头衔。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王明的“右”倾错误思想，毛主席安排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如实汇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而共产国际也在了解实情后，确认了毛主席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于是在他们回国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特别向他们下达指示：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

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正式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而王明的“尚方宝剑”就这么锒铛坠地了。

王明虽然输了，但打心底就不服输，更是从不会悔改自己的错误。毛主席劝王明要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并连续派人找他谈心，反省自己的错误。

王明不以为然，还多次公开发表文章反对，并写诗暗骂毛主席。可他早已大势已去，所谓的反驳也不过是在垂死挣扎。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输得一败涂地，表面上承认了毛主席的功绩，背地里还会暗自较劲。

1948年的7月1日，王明板着一张脸来找毛主席。

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认得他，知道此人自视甚高，思想激进，早年间可没少整过毛主席，还因为他的错误思想和决策，导致我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

李银桥

如今他板着张脸前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将他拦下，尽责询问他来此的目的。谁知王明看都不看他一眼，冷冷地说：“我要见主席。”

李银桥将他带了进去，毛主席则是客客气气地起身相迎，甚至毫无架子，把屋里唯一的沙发让给他，自己坐到了藤椅上。王明也很直接表明来意：

“对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有意见，也想不通，还需要和你谈谈。”

李银桥很识趣地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只听屋里传出争吵声，你一言我一语，并且愈演愈烈，甚至还听到毛主席少见地恼了一句：“都快胜利了你还不肯反省？”

李银桥感觉事态不妙，赶紧去求助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以后，屋内的气氛有所缓和。

不一会儿王明依旧板着张脸退了出来，临走前还愤怒地跺了跺脚，可见是气得不轻。

原来毛主席在《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点了王明，希望他能就自己的错误问题写一封检讨书进行反省。

可王明始终没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还找上门来质问毛主席，真是固执到了头。

不过他早就没有了翻身的机会。或许他最终也明白了一点，于是在1956年1月底，申请前往苏联治病疗养。

即使他犯了种种错误，但中央仍没有薄待于他，不仅答应了他的申请，还多次派名医前去为他治疗，期盼着他痊愈后能回国继续施展才华。

然而，王明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并没犯错，而党和国家却如此对待他，于是在病情好转后仍拒绝回国。

还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落井下石，多次撰写文章歪曲历史，对毛主席及中共中央进行诽谤和攻击，彻底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固执者往往会使自己陷入绝境，从而毁掉本该光明的人生。王明年少时意气风发，也曾被委以重任，可就是太过固执变得盲目，从而失去了主见。

他这一生，到死都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着实是可悲、可恨又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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