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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1日，西柏坡。 恰逢党的生日，这天又正好是李银桥值班。就在这时，一名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的国字脸汉子突然来访。此人黑着一张脸，指名道姓要见毛主席。  李银桥认识此人，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王明。李银桥多次从毛主席口中听过王明，知道这人“左”得很。这一天，毛主席正好没什么紧要的事务，于是李银桥点了点头，将他引入了毛泽东的住所。 当时，毛泽东正在桌上批阅文件，听见动静便立即抬起头来。他一见是王明，立即笑容可掬地站起来，和王明握了握手。随后毛泽东又吩咐李银桥，立即沏壶茶来。 等李银桥将茶送入会客室，毛泽东和王明早已从寒暄转入了正题。原来王明对中共中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想不通，说有些意见要向中央陈述，要跟毛主席谈谈……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收敛起笑容，开始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李银桥是个识大体的人，心知这种场合，他是不适合待的。退出门外后，只听毛泽东和王明开始出现了争论，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毛泽东愤怒地说：“到了现在你们怎么还想不通？现在快要胜利了，你竟然还没有一个反省！” 李银桥有些担心，他先是向毛泽东夫人报告了王明在同毛主席争论，然后提议要不要请周副主席来。李银桥和周恩来非常熟，毕竟自己原本就在周的手下担任警卫员。  毛泽东夫人也很不放心，于是立即让李银桥去找周恩来。儒雅敦厚的周恩来，从来都是领导人之间的黏合剂，最能维护团结。 正当周恩来匆匆赶到之时，只见王明已经黑着脸推开了房门，然后扬长而去。他刚走，周恩来便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多年后，李银桥不禁感慨：“一直以来，我从未见过毛主席的情绪那么激动，态度那么坚决。这绝不是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它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评价，是个重大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寸步不让。” 学过初中历史的，或许都对王明这个名字十分有印象。他在党史中创造了一个“唯一”，他是唯一的一个两次给错误路线“冠名”的人物。 第一次错误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被称为“王明左倾路线。”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 10 月 7 日，共产国际来中国招收第一期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被获准留学。  王明不懂指挥打仗，不太懂内政，但读书却是一把好手。他在短时间内学会了俄语，并能将马列著作背个滚瓜烂熟，可以做到“句句用典”“言必称马列”。因此，年轻气盛的王明，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认可。 到了1931年，在米夫的一手扶持之下，王明成功上位，成为中央最高领导人。 当年，王明之所以能成为领导人，是因为他在揭批“立三路线”上特别卖力。所谓“立三路线”，就是集结红军向大城市进军，早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他不仅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同时还让苏联红军在边境配合，最终形成世界革命之趋势。 李立三已经“左”得离谱，王明比他更离谱。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他的授意之下，博古和德国顾问李德成为了红军的代表。在战略和战术上，博古和李德摒弃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思想。 一方面，王明命令红军不顾自己武器的低劣，执意向大城市进攻，以图“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种战术自然是失败的。 当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又支持博古、李德搞什么“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我军明明擅长运动战，博古、李德偏偏要红军打阵地战，岂有不败之理。最终，红军不得不告别苏区，开启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之后，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让我党我军重新步入了正轨。  抗战爆发后，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而这一次回国，他又闹出了个大乱子，也让他成为第二错误路线的代名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苏联飞机，经迪化、兰州到达延安，毛泽东冒着大雪，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以及延安各界人士一起前往机场迎接。 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见面，高大、黑瘦的毛泽东和又矮、又白、又胖的王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毛泽东在讲述这些话时，还非常形象地将帽子一次次抛向了天空，显得非常兴奋。如此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这足以见得毛泽东对于王明的归来是相当重视的，也显示了毛泽东是真想和王明合作。 然而王明可不这么想，他自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口衔天宪，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号令全党。没到延安几天，王明就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  12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凤凰山麓的一个岩洞里召开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提出“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实际上就是无条件向国民党妥协，无条件服从蒋介石的指示。 然而毛泽东早在洛川会议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必须要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很显然，王明的话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 王明还说：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对待蒋介石、国民党从来都是针尖对麦芒的态度，如今却为何成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呢？ 事实上，这与时局的变化有关。1937年末，德国法西斯正在加速武装，而英法为了祸水东引，对纳粹听之任之。而在东亚，日本也对苏联的远东蠢蠢欲动，屡次制造流血冲突。东西两个方向的夹击，让斯大林“压力山大”。因此，苏联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进而认为红军应该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权力只为权力的来源负责，王明的权力来自于苏联，自然会更多地为苏联考虑。因此才会提出如此错误、荒谬、可笑的右倾错误主张。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错误： “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种口号。” 他认为战略方针应该“确立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要知道，当时八路军主力只有3万人，装备极其低劣。若与日寇硬拼，即使获胜，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3万八路军，都是革命的精华，革命的种子，岂能轻易浪费。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没有立即予以反驳，而是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到了后来王明更是愈发独断专行，常常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对于毛泽东本人，王明亦不尊重。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后，中央致电王明领导的长江局，指示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但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两次拒绝了刊登。 随着抗战的进行，随着八路军的壮大，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展。无论是党内的同志还是苏联的同志，都已经认识到，毛泽东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才是对的，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简直错得离谱。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建议到了延安：
就此，王明自恃的“尚方宝剑”当啷落地。为了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于王明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 毛泽东胸襟开阔，并没有过多为难王明，依然对他予以了重用，让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务。 虽然王明已经被打落凡尘，但他并不服输，对于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他表示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在私下里，他却拒绝写检讨，并对毛泽东极尽挖苦之能事。 然而王明的挖苦和谩骂，并不能改变什么，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党统一了认识，毛泽东的威望日益提高。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对于王明来说，更是晴天霹雳。  到了中共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三个草案都送给王明过目，并多次派人与王明谈心，劝他反省自己的错误。 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从未想过放弃，更没有想过肉体消灭，他希望他们能够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过失。只要在全党面前承认自己的过失，痛改前非，依然是好同志。例如博古，他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毛泽东就立即予以了接纳，依然重用如故。对于王明，毛泽东也是如此，希望能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4 月 20 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那一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 在这封信中，王明表示完全同意《决议》，他承认1930 年写的《两条路线》是教条主义的产物，“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用的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底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的方法。”同时，王明还热情赞扬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功绩。 中共七大召开时，当时正在生病的王明是用担架抬进场的，他只出席了15分钟，就被担架抬走了。厚道的毛泽东一再动员代表将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正式投票后，毛泽东还一直在会场等待计票结果，直到王明的票过半数后才离去。 在当选的44位中央委员中，王明排名倒数第二。七大是王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王明开始分配他做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土地改革工作。不得不说，在妇女工作、法律工作上，王明确实有一手，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  此时的王明看起来已经“改过”了，但实际上却在韬光养晦。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中提到，他向六届七中全会声明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是因为“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对于王明的伪装，明智的毛泽东自然是一眼就能看穿。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与他交谈，希望他能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为夺取全国胜利发挥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转移至西柏坡后，王明也随之迁到了这里。随着全国解放序幕的揭开，党中央开始筹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西柏坡会议。 王明不知又想起了什么，对于之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产生了不满，于是便开始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王明见到毛泽东后，说自己还有一些意见要向中央陈述，要跟毛泽东好好谈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和王明就共产国际、苏联以及国内许多具体人、具体事件进行了争辩。逐渐的，争论开始有了火药味，使李银桥不得不去请周恩来前来圆场。  在这次争吵之后，王明似乎又“虚心”了起来。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王明作为中央委会参加了会议，并且进行了讲话。在会上，他对毛泽东大加赞扬，甚至把自己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顶桂冠戴到了毛泽东头上。他表示：
很显然，王明又在玩两面人脊梁，表面上一套，私下里又是声色俱厉、怙恶不悛这一套。对此，毛泽东专门在全会的闭幕词上谈到了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他希望王明能够在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后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为了让王明彻底表态，会议还做出，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并提交政治局审阅。王明在会上接受这一决定，在后来却一再采取拖延战术，甚至干脆否认有这一决定。 王明迟迟不肯认错，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而是让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不得不说，王明在法律方面确实有天赋，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这一重任。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容和知人善任。 王明起草婚姻法，原本可以作为自己新生的开端。但实际上，王明的目的一开始就不纯。他之所以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婚姻法》的起草和制定，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以为这样做了，就可以不向全党、全国、全军检讨了。 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分的很清，工作是工作、贡献是贡献，但错误也是错误，两者不能抵消。因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再次提出，要求王明写一份声明书交由中央审批。 王明见这一次是逃不过了，于是他于1950年9月，突然向党中央提出要去苏联治病。毛泽东考虑到王明确实有病，于是就同意了。后来王明虽然有短暂回国。但到了1956年，王明又提出要去苏联，同时还要把家人也带上。 当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没有出席。在八大中，王明当选了中央委员，但在所有委员中得票数倒数第一。 在苏联，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共和毛泽东，造成了恶劣影响。王明直到1974年病死，依然“笔耕不辍”。死后不久，他被葬入了苏联最好的公墓之中，其礼遇之高，着实耐人寻味。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王明则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切从本本出发，害人害己，最终还害了革命。更可气的是，王明还咬紧牙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失，最终还叛国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 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大于“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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