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伟大小说家的作品往往依赖两三种哲学观念。举例说，在司汤达那里，是自我（Moi）和自由（Liberté），在巴尔扎克那里，是历史之神秘，比如一种意义在诸事件的偶然性中显现，在普鲁斯特那里，是当下裹挟着过去，是已逝时光的在场。 小说家的作用不是把这些观念主题化，而是让它们以诸事物的方式存在于我们面前。司汤达的角色不是针对主体性发表高论，他只要让主体性出场就够了。 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作家在刻意关注种种哲学时，却对它们的亲缘关系了解得如此糟糕：司汤达讴歌观念论者，巴尔扎克用唯灵论的语言表述有关灵魂与身体、经济与文明的表达性关系的看法，从而因辞害意。 普鲁斯特在传达他的时间直观（intuition du temps）时，时而展现出一种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时而表露出对不朽的期望，这两种方式皆曲解了时间直观。瓦莱里不赞同那些至少想要以《达·芬奇方法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Méthode de Léonard de Vinci）为附录的哲学家。 长久以来，在哲学和文学之间，仿佛不仅存在着涉及表达方式的技巧差异，还存在着对象差异。 然而，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它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紧密关系的第一个信号，是混杂的表达方式的出现，它们近乎私密日记、哲学论文及对话，其中贝玑的作品是个很好的例子。  自此以后，一位作家要想自我表达，为何同时需要哲学、政治和文学上的依据？那是因为一种新的研究维度开启了。“人人都有一种形而上学，或显或隐，否则他就没有在活着。” 注20作品向来涉及思想精神，但从今以后格外明确地涉及确定某种关乎世界的立场，而文学和哲学同政治一样，只是对此立场的不同表达。我们并不是等待存在哲学引入法国后，才将整个生命界定为一种潜在形而上学，才将一切形而上学界定为一种对人类生命的阐述。 这甚至证实了这种哲学的历史必然性与重要性。它意识到一种比自己更加古老的活动，它揭示其意义并加快其节奏。传统形而上学能够被当作一种与文学无涉的专业，因为它在一种无可置疑的理性主义基底上运转，并且深信能够通过概念的安排让人理解世界和人类生命。 与其说它是一种阐述，不如说它是对生命的一种解释或反思。柏拉图的同（même）与异（autre）或可用在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上；笛卡尔的作为本质与实存之同一性的上帝，以某种方式关涉于人，无论如何都涉及这种主体性的实质：在那里，承认上帝与承认思想本身，二者并无区分。 康德的意识（Conscience）倒是更直接地与我们相关。但是归根结底，柏拉图谈的是同与异，笛卡尔最终说的是上帝，康德谈的是意识，皆非与我面对面生存的那个他者，亦非我所是的那个自我。 尽管有着最为大胆的开端（例如在笛卡尔那里），哲学家们最终往往想象自身的生存或则关乎一种超验领域，或则作为一种辩证法的契机，或则落于种种概念，就像原始人在神话里想象和投射生存。 人身上的形而上学乃是对一种强健人性的增补，我们根据那些被检验过的秘诀来管控这种人性，它在那些完全抽象的反思剧里从来不曾被质疑。思庐edit 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给自身指派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或揭示其“可能性之诸条件”，而是阐述一种世界经验、一种与世界的关联，它们先于有关世界的一切思想，当此之时，一切都改变了。 自此以后，人身上存在着形而上学，这一点无法再关联于超乎其经验性存在的某个东西，如上帝、意识，正是在他的存在本身里，在他的爱里，在他的恨里，在他的个体历史或集体历史里，人是形而上的，而形而上学也不再像笛卡尔说的那样，是每个月花几个小时来从事的事务；而是像帕斯卡尔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最微弱的心跳里。  从此，文学的任务和哲学的任务就不再能分得开。当问题在于让世界经验发言，在于表明意识如何溜进世界时，我们再也无法自矜于达到一种表达的高度明晰。 哲学表达承担起与文学表达同样的含混性，即便世界被塑造得竟至于只能在“故事”里被表达，就像直接指出一样。我们将不再只看到混杂的表达方式出现，而且小说或戏剧将全然是形而上的，哪怕它们连一个哲学词汇都不用。 另一方面，一种形而上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必将是一种非道德的文学。因为再也没有容我们栖身的人性。形而上学蔓延到人的每一个举手投足里，使得曾经的无非是“旧习”的东西突然变得显豁。 来源：《梅洛庞蒂文集：第四卷》 作者：梅洛·庞蒂 ●斯坦福教授：为什么很多人名校毕业，却终身碌碌无为？ ●南大教授：如何避免写论文不是像作文就是像社论？ ●北大副教授反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这十六个经典哲学问题，你和哲学家的回答相同吗？ ●敷衍的表情包背后，是当代人无处不在的自欺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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