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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夏”的“土壤”中劳作 ——我记忆中的汪浙成、温小钰老师 梁 粱 汪浙成先生藏书捐赠暨书房开放仪式广告 近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两则消息，一则是：汪浙成先生将他和温小钰共同创作的《土壤》的手稿、获奖证书、《土壤》七个版本以及相关的评论著作捐赠给内蒙古文学馆。一则是：身居杭州的85岁作家汪浙成，为家乡捐出自己的书房，在家乡宁波的奉化图书馆有了一间面向公众开放的大书房。书房中收藏有汪浙成先生和二位夫人温小钰、楼奕林的万册图书、手稿、家具、收藏品，以及友人赠予的珍贵书画。2021年4月30日，书房正式开放。 这两则消息，在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恩师温小钰老师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在她指导下开启的大学生涯的一幕幕又一次在脑际回放。温老师是1993年离世的，算起来，已经快三十年了。这多年来，不管是同学聚会，还是同学的微信圈，温老师永远是我们挂在嘴边的人，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作为她的学生，我一直想为她写点什么，但是，又迟迟不敢下笔，怕我稚拙的笔墨有损于她的形象。现在，我觉得我不能再拖了。当年，温老师曾经鼓励我大胆地写。在她面前，一切顾虑都是没有必要的。 时间要回到1976年那个冬天。 那个冬天是另一种春天的开始。11月中旬，我作为末代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员，兴冲冲地走进了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自从1973年1月高中毕业以来，经历了回乡当农民、参军当战士，上大学这个梦在我是彻底死心了。意外地得到部队要送我上大学的消息，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晴天霹雳了。荒废已久，随时都有枯萎到死的秧苗，突然被豪雨浇灌，一时还真是回不过神来。 我就是这样懵懂着、醉酒样着走进内蒙古大学校门的，也是在同样的状况下认识温小钰老师的。 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们何其不自量力呢！“四人帮”刚刚垮台，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我们这些学员的口头禅还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想来心里没有多少底，尽管代表新学员讲话时，我还是唠着这一套“嗑”，上台时还是被台阶拌了一下，几乎出洋相。 内大成立及第一次开学典礼大会会场一角 第一次见温老师，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菜窖。那年月，内蒙古冬季的蔬菜只有两样，土豆、白菜。不管是单位还是家庭，都要想方设法建一个菜窖。内蒙古大学的菜窖是就地挖下去再搭建起来的，顶层和地面之间的覆盖层不太厚，温度低时，储存在里面的白菜土豆就会受冻。充斥着冻土豆烂白菜帮子混合的气味，成为我们大学食堂的标准配备。为了不让受冻面冻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就有必要不时翻动翻动。没有正式开课前，让这些“工农兵”劳动劳动，极其正常。印象中，我们大家排成若干排，在此处与彼处之间传递冻菜。我意外地发现，在我们队伍中有个女老师，因为，一眼看去，她的年龄比我们大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温小钰老师。她瘦高，戴眼镜，由于额头偏大偏高又亮，脸就显得小些。和我们比起来，她体力明显弱得多，但她和我们一样，占据着流水线上的一个位置，机械地也是努力地搬动着。有没有戴手套，忘了，仿佛没有，记忆中的冰碴子很凉，不一会儿，手就被冻麻木了，不过，头上还是会冒热气的。菜窖里特有的热气、生芽土豆特有的气味和我们不常洗澡的汗味混合着。 劳动过后，班里有知情的同学才神秘兮兮地向我们透露，温小钰，那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呢，北大中文系1955级高材生、校花，大学期间就发表诗歌、话剧作品，还和同学们编了厚厚三大本的《中国文学史》，毕业后，本可以去一个大刊物，为追求爱情，追着先前分到内蒙古的丈夫汪浙成来到了呼和浩特。口才好，是北大话剧舞台的台柱子，又打的一手好排球，北大排球队离不了她。俄语好，英语也行。创作了得，学术专业也很厉害，来内大，先教古典文学，现在是我们的文艺理论老师…… 啊呀呀，什么时候修下的福气啊，在上大学时能摊上这样的好老师！ 于是，温老师就站在了我们面前。她身上透出一股子很大的热情，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大学一年级，文学理论是重头课，由班主任李沛然老师和温小钰老师共同担任。 摆在她们面前的难题有二。一是我们这些生个子，大部分是文革期间的初中高中生，读书有限，知识根底薄弱，根本就不知道文学为何物，怎么个教法？二是，文革刚刚结束，学术领域还处于乍暖还寒时节，“四人帮”那一套阴谋文艺是不行了，但，什么“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等还有形无形地捆绑着手脚，连叶以群先生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样的著作，还不好大张旗鼓地展示呢。 那时体会不出她们的难处，现在回想起来，才越来越体味到她们的不易。 就说我们的基础。我号称高中毕业，但能吃几碗饭，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说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就读过几部当年流行的长篇小说，诗歌最熟悉的是《红旗歌谣》，外国文学作品也就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之类，古典文学只囫囵吞枣地读过四分之一的《唐诗三百首》《宋诗一百首》，《红楼梦》《水浒传》和游国恩等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倒是读过，但是，如果那也能够叫得上“读书”，那世界上读书人就太多了。诗写过，都是“乘风破浪永向前”之类。我自信在同学们中还算是读书多的，都如此不堪。这叫老师怎么摆弄呢？ 有话说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时，真是可怜天下老师心。为我们能够尽快适应大学生生活，老师们操心多了去了。我们这些大学生，历史知识基本等于零。王叔磐先生便以“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名义为我们开课，变相讲历史，讲义自己编，蜡板自己刻，印刷自己动手，还常常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为我们补课，吃偏食。温老师为摸清我们的底数，常常利用晚上时间来学生宿舍和我们聊学业。我们这些学生，除了个别从报社来的以外，大多不习惯用稿纸写文章，老师们便手把手地教，有点像小学生描红。李沛然老师家的门向我们敞开着，温小钰老师，韩公陶老师，杨匡汉老师……一大批老师家的门都是向我们敞开的。 书房内景 温老师当时住在学校东门一进去靠北的筒子楼一楼，楼道两侧，堆满小板箱、煤块、火炉子、自行车等等杂七杂八的物品，不管白天晚上，永远是昏暗的。我们就这样跳着脚闯进她的家，缠着她问着问那，也不管她吃饭了没有、备课不备课，至于她还要搞创作，想都不想。她家的自行车顷刻间成了公车，我们班大部分人都骑过，都认得。年轻啊，不知事理啊！处于嗷嗷待哺状况下的我们，仿佛欠我们的是温老师他们，他们就得牺牲自己的一切倾心于我们。回想起来，他们的付出，我们无所回报，我们是永远的负债者，不能安心。 汪浙成老师那时很忙，见面前先看到了文章。一日，《内蒙古日报》某版全版刊登了汪浙成、温小钰老师的长篇散文《草原蜜》，同学们争相传阅，兴奋得很。这是“我们老师”的作品，言外之意，只有“我们的老师”有这个水平。这下好了，有一个温小钰老师还不够，又凭空为我们增加了一个汪浙成老师，我们大赚！ 汪浙成（左四）、温小钰（左三）和内蒙古作者合影 既然是“我们的老师”，那就没有客气的必要，记忆中也就没有初见汪浙成老师时的场景。只是记得，一日，晚饭后去他们家，汪老师重感冒，躺在床上看书。温老师在地下忙着，一边忙，一边唠叨：“病了就病吧，不闲着，还看书，休息不好，病能好？”汪老师呵呵笑笑，和我打过招呼后，继续看。我那时听温老师谈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疑心，汪老师看得就是这个什么斯基。又一日，也是晚上，温老师忙着烙馅饼，难得的改善生活。一进门，见温老师面有不悦之色，刚想，来的不是时候，温老师开口了：“小梁，你尝尝，这馅饼好不好吃？我辛辛苦苦烙的，你汪老师竟然说不好吃。”边说，边把一个半面黑糊、半面留白的馅饼递给我。穷兵饿学生，我那时是桌腿子都能吃下的年龄。一吃温老师的手艺，还是皱了皱眉头。不想，温老师正看着我吃呢。怎么？不好？我点点头：“温老师，确实，确实，一般。”写到这里，我真想反手甩自己一个耳光。你能不能行行好，说句假话，安慰一下忙乱了大半天你亲爱的老师啊？你不是听同学们透露过，别看温老师书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家务事可就勉为其难了。我这轴样子，也难怪，还不是你们这些老师教的？什么，文学是人学啦，什么，真善美是文学的第一要义啦。愚笨如我，不会灵活运用，只能死套了。认真的温老师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回过味的我，又要了一个，三下五除二吃了下去！ 改年就是大好春光。1977年元旦那天，我们进教室时，温老师已经到了，黑板上写作她极有特色的板书：“向一九七六年告别”。接着，她深情地为我们朗诵她新写的诗。入学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温老师因为煤气中毒留下了后遗症，写字有点手抖，调整的办法是尽量少激动。可她偏偏爱激动。现在，她激动地朗诵着向陈年告别的诗句，不写字的手也跟着颤抖了起来，眼角分明溢出了泪花。其实，我们的激动很大程度上是随份子式的。我们哪里能体会到她们那一代人从重重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欣喜呢？我们太小，脑子中毒太深多，我全然不知道向一九七六年告别意味着什么。我们更不知道，温老师他们已经憋足了劲，正准备再一次奋飞呢！ 一如既往地认真教学外，在我们眼里，温老师更勤奋了。表现之一是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重新学习英语，用她自己的说法就是“捡”。那时干什么都要排队。我常常看到，站在长长队伍中的温老师，正低头背英语单词呢，旁若无人。几年之后，我看到她和李尧合作翻译的海明威的《钟为谁鸣》，不禁为她的毅力而感动。 李尧 温小钰合译的《钟为谁鸣》封面 我们知道，温老师当年外语学的是俄语，在俄国和前苏联作家的笔下，经常有赞美俄语如何如何美妙的文字。我们突发奇想，要温老师用俄语朗诵一段诗歌。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一样，温老师站了起来，清清嗓子，朗诵起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进入诗歌，羞涩一扫而光，普希金笔下那美妙的一瞬，在温老师的演绎下，如夜莺般优美。不懂俄语的我们，一下子被她甜美而深情的朗诵镇住了。这种感觉，在我，只有在40年后，亲耳聆听叶夫图申科朗诵《双城》时才有过。也许就是因为温老师的朗诵，我一下子爱上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大学后期，我沉浸在普希金、莱蒙托夫、雨果、裴多菲、雪莱、拜伦、海涅、密斯凯维奇、霍桑等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中，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创作。温老师根本不会料到，她一次偶然的朗诵，会在影响她的学生的读写生涯。 磕磕绊绊的，我们跟着温老师、李老师们的指引下，一步步走进了文学的殿堂，心智也慢慢开化了起来。文学理论课结业时，考核课目是写一篇论文。我不知深浅，报上的题目是《评“根本任务论”》。所谓“根本任务论”，是“文革”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它规定“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个所谓理论是为服从灭“资”兴“无”的政治需要而生成的，它不仅改变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而且践踏了“双百”方针，否定了英雄形象塑造以外的其他文学，取消了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导致了“文革”时期阴谋文学的一体化。说到底，这是束缚文学创作的一根绞索。对这个课题，文学界还没有彻底的清理，边际在哪里，也无从把握。这是个烫手山芋，不好碰，碰不好会伤手伤身的。我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居然想碰这个难题，不仅是给自己出难题，也是给带课的李沛然老师、温小钰老师出难题。那可是鞭影尚在、血痕犹存的时代。我们的教材中还充斥着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那一套。出了问题，学生如我尚可逃脱，老师可就是明知故犯，罪莫大焉了。终于，二位老师做出了决断：全班除了小梁外，别人就不要再涉及这个题目了。让我放手写这样的文章，她们是要担责任的，那勇气，那担当，一想起来，我的敬佩之情就油然而生。 汪浙成先生在书房 牛是吹出来了，如何下手，我心里发虚。二位老师看在眼里，她们要我先拉出个提纲，共同研究后，集体找我，商议文章的写法，具体到立论到什么位置，批判的火药味浓烈程度，论据的斟酌，等等，都涉及到了。要批驳一个理论，要有一定的论据支撑，最好的论据是拿出公认的作品说事。鲁迅似乎不好用，因为鲁迅的小说不能算是当代文学。我刚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问是否可以拿来说事，二位老师默许了。文章写了一万多字，二位老师逐字逐句地审读，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文章初成后，据说她们要作为学术成果推荐到系里，也许是因为文章还太肤浅，没有下文。这文章至今我还保存着，温老师的批语还在。看着那批语，我能感受到她们盼望我长进的拳拳之心。 一年级之后就是二年级，我们多少也懂点事了，知道老师也不是铁打的，知道老师除了给我们上课外，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无端地占用他们的时间，真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这可是鲁迅说过的。于是，我们去老师家的次数就少了起来。这不是疏远。二年级以后，没有温老师的课了，但不等于就不能去讨教。我还是常常去她家借书看，不过，不赖着不走就是了。温老师默默地关心着我。大学毕业前一段时间，我因为瞎用功，身体受到极大损害，温老师看到了，专门找到了我，提醒我，小梁，我看你瘦了很多，不要有什么病啊。安顿我要注意劳逸结合，文学的事，是马拉松，要做长久打算。我点头，记下了。 再见到温老师是1985年夏天。我协助内蒙古森林警察总队举办新闻与文学创作学习班，给学习班讲课的都是当时内蒙古文学界、新闻界的顶尖人物，我自告奋勇地请了我们内大中文系的老师胡志啸先生讲新闻，请温老师讲小说创作。温老师正忙得焦头烂额，一部书稿要按时校对完毕，好几部长篇小说稿子要看，还要提出修改意见。我还是那个愣头青劲头，也顾不了什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请她去讲课的请求，温老师想都没有想就痛快地答应了。提醒一句，那时讲课是没有讲课费的。讲课那天，我去接她，她正要出门。突然，我看到她的身子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我扶她坐下。一问才知道，她原本的低血压突然变成了高血压，早晨起床时就头晕得厉害。我说，不行，我不能让你去讲课了，你得去看病。温老师满脸歉意地说，那怎么行呢，答应好的，不能让大家失望。在我再三再四的劝说下，她才上床去休息。现在回过头来看，温老师那时就有了大病的迹象。前面讲过，她有过煤气中毒的历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很长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拼，和自己较劲，连续两次获得全国奖，她都不沾沾自喜，继续给自己加码，又要写小说，又要搞评论，还要搞翻译，还要看永远也看不完的书稿。后来我当编辑，才领教了看大部头手稿的累，时间久了，看稿子会变成一种劳役，一看见字就想吐。温老师能不病倒吗？五年后，她就病倒了，再过三年，她就永远离开了人世。我现在早过了她去世时的年龄，我自己还觉得不老，她去世时，能觉得自己老吗？她能甘心吗？ 我万万没有想到，打那以后，我们竟然再也没有见面。再次有她的消息，是封面印有她照片的纪念文集《远方的星》，文集中最让我动容的是汪浙成老师的那篇记述他们从相识相恋到永诀历程的长文，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温老师最后几年卧床期间，是汪老师全方位地伺候着她。作为生死相依的爱人、亲人，汪老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死面前，谁也无能为力。他们能做的，就是坦然面对，全力担当。 让人感慨唏嘘的是，世界上的灾难仿佛都是为坚强的人准备的。 大约是2006年深秋吧，韩公陶老师电话告诉我和妻子兰枫林，汪浙成老师到了北京，女儿汪泉得了白血病类的病，并告诉了汪老师的住处。得到消息，我们很难过。我们夫妇俩都是温老师的学生，老师的孩子得了重病，我们必须尽力帮忙治病。我们早就知道他们这个女儿的身世，也亲眼见过他们那胜过亲生子女的爱。那个小小的、爱噘嘴的小汪泉，那个见了我们会显摆样地给我们看书架上拜放的作家雕像的泉泉。有一次，汪老师和温老师要到外地采访，过什么节日也没有回来，等父母回来后，寄居在朋友家的汪泉会泪眼汪汪地埋怨父母看“作品”看得比女儿重要。温老师走了，女儿又得了这么大的病，这可让汪老师怎么来承受、面对？更让我们心里不是滋味的是，电话是韩老师打来的，汪老师完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啊！但他没有。这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做的不够，和老师疏远了、生分了，我们的良心应该受到谴责。 读者在汪浙成先生书房阅读 见到汪老师后，他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小钰临走时把泉泉托付给我，让我无论如何也要照顾好她，我就是拼了这把老命，也要救她。类似的病我见过许多，一个又一个亲近的人的逝去，使我们对救治失去了信心。我们坦诚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委婉地安慰汪老师要面对现实。无意间，我们看到卫生间的手纸是世面上很难见到的极其粗糙的一种。一边是每天天价的医疗费用，一边是节俭到苛刻程度的近乎无助的父亲。我们只能让泪水默默流进心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从自己做起，同时通知更多的同学，为我们的老师做点应该做的事。我们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以后多年，我都不敢给汪老师打个电话，生怕得到的消息是令人心痛的消息。 得到的消息又是一本书，一本让人百感交集的书：《女儿，爸爸要救你》。让我们震撼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能把女儿治疗期间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这需要倾注多大的心血，倾注多大的爱啊！这爱，不仅仅是对女儿的爱，是对逝去的亲人的爱，也是对参与治疗的医护人员的爱，对所有伸出援手的人的爱。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一切，是一个作家表达这种爱的唯一途径。不等读完，我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汪老师，祝贺老天开眼，让一个父亲的心愿成为现实。同时也祝贺，不管现实的土壤如何板结，坚强的种子总会存活下来，并结出丰盛的果实。 2020年9月，在参加《草原》创刊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和汪老师又在呼和浩特见面了。依然是那样高大，依然是那样慈祥。一见面，他又提起了我那微不足道的帮忙，说，最重要的是帮他树立了信心。我说，是你的信心鼓励了我们，是你的信心感动了天地，是你的信心为创造人间奇迹铺平了道路。我谈起在微信中看他唱四重唱时的风姿，我说，你们这一代人以别样的活法，为我们树立起了标杆。活动期间，汪老师和年轻人一样，步伐矫健，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心。他很少谈自己的成就，谈得最多的是对内蒙古的感情。 也许我真的老了，看到汪老师，时不时会想起温小钰老师叫他时的神态，温老师性子急，总是把“汪浙成”三个字中间的“浙”字省掉。汪老师性子慢些，却从不叫温老师的姓。性子急的早走了，性子慢些的只好不急不缓地活下去，完成疾行者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 汪浙成先生接受家乡媒体采访 写下标题后，我有点犹豫：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是内蒙古文学馆那篇题为“汪浙成、温小钰《土壤》手稿入藏内蒙古文学馆”报道中的一段话坚定了我的信念。报道中说：“《土壤》讲诉五十年代的三个大学生经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在广袤无垠的塞北大漠上意外相逢；在友谊与爱情的复杂纠葛中，他们之间展开了深沉的思想交锋和感情搏斗，揭示了要改造自然土壤必先改造社会土壤的深刻哲理；小说表现了中年知识分子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我认为，作为作家、编辑、教师的汪浙成、温小钰老师，他们熬过一个个“苦夏”，写作、讲课、改稿……不正是改造社会土壤的一种劳作吗？ 汪浙成、温小钰的小说集《土壤》封面 行文至此，我想转述该报道的一段，作为结尾： “汪浙成和温小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双双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汪浙成历任《草原》文学月刊编辑、编辑组长、专业作家，温小钰历任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讲师、副教授。1986年，汪浙成与妻子一起调回浙江。在内蒙古将近三十年的生活、工作和写作，汪浙成与温小钰合作创作了中篇小说集《土壤》《别了，蒺藜》《心的奏鸣曲》《小太阳的苦恼》《汪浙成温小钰小说选》和散文集《第三碗奶酒》《草原蜜》《人生伴侣》等近20种。继《土壤》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1983年，中篇小说《苦夏》又获第二届（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土壤》手稿能够回到内蒙古，实属不易。1999年，汪浙成将《苦夏》手稿捐赠给浙江图书馆收藏，但一直珍藏着《土壤》手稿。这部手稿是他们夫妇1978年共同完成的、最为珍视的作品；特别是1993年温小钰病逝后，这也成为妻子留给丈夫最珍贵的纪念。中国现代文学馆多次提出收藏，汪浙成一直舍不得拿出。2007年，汪浙成、温小钰夫妻的养女汪泉被确诊为白血病在北病危抢救时，医药费发生告罄。医生正告一旦用药停下来，病人活不到72小时。为给身染重病的女儿筹集治疗费用，为了妻子好好照顾女儿的临终嘱托，汪浙成忍痛拍卖《土壤》手稿。得知汪浙成父女的困境，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罗蒙集团更是慷概解囊，连大洋彼岸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也来电欲购《土壤》手稿。最终，医疗费有了保障，汪泉移植手术成功，陪伴着父亲走过了13年。这份保留下来的手稿，见证了我国新时期以来一对有代表性夫妇作家的伉俪情深，见证了一对父母对女儿的拳拳守护之意，见证了人人都在奉献爱的生命接力，带着汪浙成先生及家人对于内蒙古大地的深情，落户内蒙古文学馆。问到汪浙成先生为什么把《土壤》的手稿捐赠给内蒙古文学馆，先生说，从1958年到1986年，将近三十年，从呼伦贝尔到阿拉善，走遍了内蒙古每一寸的土地；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骏马秋风的塞北，多少感慨，都在《土壤》《苦夏》《第三碗奶酒》这些作品中，这是辽阔无垠的内蒙古高原给我的馈赠和恩惠；我用《土壤》，用绿叶对根的情意，回馈我的第二故乡。”（2021.5.22于呼和浩特） 汪浙成先生和本文作者梁粱合影 作者梁粱，男，50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出版诗集、散文集、纪实作品等多部。作品被选入《青年诗选》、《1986年诗选》、《三年诗选》《二十世纪汉语诗选》《20世纪新诗鉴赏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系》等选集。诗集《远山沉寂》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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