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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翻译出版的文章，虽然时隔久远，读来仍有新意，可见经典著作之魅力所在。社会科学的概念（话语）体系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无法随意更改，正是取决于受众的广度（世界范围）、理解的深度（历史纵深），及其对研究对象剖析的犀利程度。”旧译重拾“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唤醒迷茫者。 ［美］R·G·布朗加特 M·M·布朗加特，孙嘉明 译、李国海 校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12期. ISSN：1009-3923 由于分析的目的不同，世代政治学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1，世代承袭或家系政治; 2，同伴政治; 3，政治代。家系政治研究的方法涉及到亲属意识中的世代关系等内容，在政治社会化的有关文献中已有体现，这些文献考察了后代是如何从他们的父母那里习得政治态度的。然而，同伴政治以及政治代的研究则把着重点放在那些影响人们形成政治态度和行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上。在有关年龄增长和政治相关性的文献中，“同伴”与“代”这两个术语经常被相互換用，但是为了明确起见，还是需要将两者加以区分的。“同伴”是一个”在相同的时间间距内出生的，并且共同成长的那些人所组成的“群体，而“代”不仅具有同伴成员，而且形成了一种年齡群体意识，它作为独特的年龄群体有着一组鲜明的态度和行为，并且与社会中的其他年龄群体之间形成不一致。此外，一代人往往能产生具有影响的变化。因此，同伴这一概念是一种“自在的"社会分类，而代这一概念则是以"自为"的社会群体而出现。从世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兴趣包括：确定在政治中年龄群体的相似与区别的程度; 描述同伴政治或政治代的不同的情况; 界定政治代早先的和动员后的状况; 以及评价特别是处于积极活跃的政治代的成员在年轻时学习到的政治观念的稳固性。有关世代政治学的这些不同角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在以下作些分析。 一、家系政治 有关代的这一术语的最古老的一种表述涉及世代承袭，诸如祖亲，双亲，后代。在政治研究中，政治价值、态度和行为在家族内从这一代向下一代的传递，一向是有趣的主题。大量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研究强调了年轻一代从父母那儿获得有关政治理论的社会化途径的重要性，行为主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符号互动理论都强调人类行为的大部分都力图符合从具有影响力的其他人那儿学到的东西。不仅通过直接的指导和奖赏——惩罚——非强化的经历，而且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后代在家庭中聆听有关政治的讨论和观察他们父母的政治行为，而双亲则对孩子们的符合他们政治信仰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表现给予肯定和赞赏，也许正是他们的这种行动使得孩子们的相反的政治观点得以扼制。父母这一代的政治社会化的种种努力未必是直接或彻底的，然而都对孩子们的政治倾向产生明显的影响。 有关家系政治观点的大量研究着重于双亲与其高中或大学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之间的政治上的一致程度。特别是由于精神分析理论预言，精力充沛的年轻时期，正是青年人力图表现他们对于父母的独立性和反抗性的时期。60年代，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是，青年人是继续坚持还是拋弃在家庭内习得的政治观点，因为当时全美各地的学生纷纷抗议越南战争，主张公民权利。一批学者主张，那是生命进程中的代冲突，属于正常的表现，是一种年轻人拒绝成年人，并且发泄大量的深埋在心底的有关政治方面的情感上的冲突。其他学者则认为，激进主义的青年人并不是反抗长辈们和他们的政治，而是仅仅实现着在家庭中学习到的政治价值。有关60年代的学生激进主义的大量研究肯定了政治价值从长辈到下辈的世代传递中的社会化的解释。 有关一般家庭中双亲与子女之间政治上一致性程度的大量研究，已经得出结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一研究结果可以被看作人们赞成政治稳定，或者被看作年轻人在政治上尚有变化的余地。詹宁斯（Jennings）和尼米（Niemi）历时8年所完成的一项关于双亲与子女政治见解的专题研究表明，双亲与子女之间政治观点上的融洽程度，在孩子们进人高中以后开始下降。孩子们离开家庭后其他的政治社会化因素乘虚而入。纽科姆（Newcomb）在1943年对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的学生们所进行的经典性研究证实：学院经历可能是削弱双亲与子女之间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来自于共和党成员家庭的大量新生必须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以适应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本宁顿学院。此外，这项研究也表明，父母的政治价值观转移至子女身上是由大量因素起作用的，诸如社会变迁的速率，社会流动，文化一体化的程度，双亲与孩子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孩子们的认识水平的发展等。 二、同伴政治 有关同伴政治的著作特别重视社会历史因素对年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面的作用。这里的同伴一词，表示出生同伴，换句话说即是在大致相同时期出生的人所组成的群体，他们具有一组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的经历。因此，同伴群体在政治上的显著特点是，那些出生在历史上相似时代的人，注定在生命周期发展的相同阶段上，经历特殊的一系列有意义的事件。正如赖德（Ryder）于1965年所指出的，每一同伴群体有着显著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构成和特征，因此他们是具有一组特定的年龄规范、期望值和机会的情況下成长起来的，而这些正是帮助形成其同伴成员的态度和行为的因素。社会和政治事件会对社会上不同的年龄群体起着不同的作用。这取决于每个年龄群体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及其以往的经历。诸如经济蕭条，战争，移民，技术发明以及文化变迁等重大历史事件，无疑会影响到社会的所有成员。然而对于正在形成政治观点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更会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产生强烈的影响。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每个同伴群体基于他们的不同年龄而产生相应差异时，同伴团体的成员就有可能逐渐形成他们各自的政治观念和风格。假如这些政治观念和风格大大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经历的话，就有可能引发代际冲突。然而，与生命周期理论家所预言的，在整个生命进程期间都会发生政治取向上的某些显著变化的观点相反，同伴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年轻人在同伴阶段形成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为随后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因此，政治态度和行为不会随着年龄变化而产生特别大的变化。 研究同伴政治的一种方法是注重于某一特殊年齡的同伴政治的现象。洛文伯格（Loewenberg 1983）把同伴论观点和心理分析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納粹的兴起。他认为，相对大量的在1900－1914年出生的一群人是在一次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而且都有着诸如战争中父亲战死沙场，饥饿，以及貧困，战争结束后士兵返家而遭侮辱，高失业率和对政府的丧失信心等重大经历。在他们政治观点形成的阶段，正是这样的经历，而造成了这样的特殊的同伴团体容易接受由納粹党提供的那种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有关这种同伴群体的影响的一项指标反映在30年代早期德国政治党派的年龄构成上。德国政治党派中最民主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其成员中18-30岁的人仅占19.3%，25岁以下的仅占8%; 而在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中，18-30岁的在1931年占37.6%，而在1932年则占42.2%。 涉及年龄与政治的大多数大规模的调查，都把解释有关政治党派倾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倾向上的年龄差异因素作为重心。例如，大研究表明：与青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更趋于保守，并且更可能支持共和党，与此同时，虽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抬头的保守主义是基于老年化的减缓和老年时间的延长而产生的，老龄团体不得不与社会保持一致，但是人们更支持同伴团体的主张。那就是，同伴中年龄增长，并不仍然导致更为保守。那些在大萧条的新政年代登记成为选民的同伴在整个一生中保持了强烈的对民主党的认同。在最近20年左右在西欧所进行的跨国性大规模调查，也同样证实了同伴论的观点： 那些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成长的，并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伴群体比之在第二大世界大战后相对富裕时期成长的同伴群体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较大年龄的同伴群体，表現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更多关注，而较年轻的同伴群体，则支持富有表現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三、政治代 当同伴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意识到他们基于共同的年龄群体的观念以及作为政治变革中的积极力量而被结合在一起行动时，同伴群体则转而成为政治代了。1860年威廉·迪尔特（Wilhelm Dilthey）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代是由社会中不同年龄群体的不同文化倾向而形成的，并且代也促进了社会变迁。在十九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对有关代的概念进一步展开了讨论，并且由曼海姆（Mannheim 1952年）给予代这一概念以最有影响的理论表述。他区分了社会代和生物代，把代的成员和社会阶级成员作了比较。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得一代人有别于下一代，并且产生了一种可能，使得每一个新生的青年一代能发展其独特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曼海姆同时指出，即使在代内，也可能存在一些“代单元"。这些“代单元”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建立起他们共同经历的实际材料"。具有竞争性的“代单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代成员的不同的社会定位。社会代的概念在希伯尔（Heberle 1951年）讨论政治代问题时被进一步扩大，艾森施塔特（Eisenstudt 1956年）考察了社会结构中的年龄群体以及他们的政治影响; 林塔勒（Rintala）在1968年关注于在影响政治代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埃斯勒（Esler 1984年）则强调了代的集体精神等等。 政治态度是年龄群体的分界线，它表明也许一个政治代正在形成; 从这一政治角度来看，对年龄群体政治差异的研究就特别重要。当某一年龄群体反对现存秩序而相互结合在一起，并且把试图更改政治进程作为其代的使命时，就表明一个政治代形成了。在历史上已有四个重要的青年政治代被界定：即青年欧洲、后维多利亚女王、大萧条和60年代青年。为什么政治代产生于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而不是其他时期，对这一问题生命进程理论并没有很好回答。在有关代政治的著作中，一般从二个角度来考察：即强调先前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进程的中断，及强调社会动员机会的重要性。基于代的观点，政治代形成的动因，在于历史环境（具体来说，如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经济萧条，失业，科技变革，民族主义和文化变迁）与动员力（组织网络，团结一致，有魅力的领导，群体间的竞争和政治目标的冲突）在历史上某一阶段相互结合起来，而形成活跃的政治代。 （摘自R·G·布朗加特和M·M·布朗加特著《生命进程与世代政治学》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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