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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57届校友孙崇涛老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对由孙老所撰写的《戏缘——孙崇涛自述》进行连载。孙老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此书以孙老自己的亲历亲闻，细致又生动地描绘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孙老与戏的故事。   这里有中国戏曲宝藏 ——探访西班牙皇家图书馆 明代隆庆六年，即公元1572年，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贡札尔维兹的葡萄牙传教士，带着他在中国传教12年间搜集的几箱中国图书及其他一些珍宝，来到自己国都里斯本，去见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胡安·博尔恰，请求大使把这些东西转呈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因为他听说，腓力二世正在首都马德里近郊的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大兴土木，建造宏大的圣劳伦佐(San Lorenzo)皇家修道院，收藏皇家珍宝和各国奇珍异物，心想来自文明古国中土的东西腓力二世一定缺少和喜欢，这不正是向他奉献殷勤和表达忠心的绝好机会吗？ 腓力二世(FelipeⅡ，1527-1598),跟写出世界文学名著《唐·吉诃德》小说的塞万提斯、大画家格列柯、戈雅、毕加索等一样，是西班牙历史的骄傲。这位类同中国秦皇、汉武式的最高统治者，把西班牙历史推向最辉煌的顶峰。他的铁蹄踏破大半欧洲，舰队驶遍整个美洲与非洲。在首都马德里街心公园和公共场所，随处可见他的雕塑，做出或挥剑、或跨骑、或振臂的模样，环眼圆睁，吹髭咧嘴，大有想把整个地球吞下去的味道。我在他的皇宫，还见到不伦不类的中国闺房和中药铺的陈设，其中隐藏的觊觎之心，不难想见。 西班牙皇宫前竖立着腓力二世的雕塑 塞万提斯广场上的唐·吉诃德塑像 有预见的贡札尔维兹的心机没有白费。八年之后，当他的全体同胞成了腓力二世的“臣民”时，他个人却得到腓力二世的格外重用，获得西班牙委任澳门“总督”的头衔。那批中国图书和珍宝对他“发迹”的作用，确实分量不轻。 去西班牙，我最向往的事，就是去埃斯科里亚尔这个深藏中国文化谜底的地方。旅游观光已很次要。主要的期盼，是去圣劳伦佐修道院即皇家图书馆所在地，设法把贡札尔维兹带去的这批中国图书看个究竟。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我曾为其中一部不详书名、本人根据内容拟名《风月(全家)锦囊》的刊于1553年的中国最早戏曲选本，写过两本著作，一本已经发表，需要改订成书，一本刚刚跟人合作完成，需要核对原书，方能一起交付中华书局出版。 见到《风月（全家）锦囊》原书，对我来说，是多么迫切而重要。这部保留成批中国南戏作品和填补我国明中叶戏曲史料空白的文献，自法人伯希和1929年披露以来，60多年间，曾经有几位中外学人见阅过，但从他们后来发表的极简略且多曲解的简介文字来看，使我颇为怀疑他们是否认真地通读过全书。我曾通过几种复制品，包括胶卷与复印件，仔细通读了全书，被它的资料丰富与重要所震撼，于是历时十年，写成两本著作，但仍旧留下许多难解疑问。这些疑问，只有在见读原书后，方可得到解答。 我估计，进入皇家图书馆特藏室，特别是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搬阅这批尘封四百多年的中国图书，并非易事，必须有个牌头较硬的邀请人引荐才行。在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同仁的帮助下，这样的邀请人总算找到了，这就是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达西安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女士。据说，她还是西班牙当今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亚的贴身中文翻译，18岁就曾陪同国王与王后访问中国，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过有关中西关系的文章，并与中国驻西使馆过从甚密。她真是一道跨搭中、西两国的彩丽虹桥。 达西安娜有那么高的地位，在我想象中，她该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资深老太太，可事实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想。她在电话中用很标准而流利的汉语，跟我约定在埃斯科里亚尔火车站接我的时间，并确定一道先去拜会皇家图书馆馆长特奥达拉（Teodoro）神父。 那天，夕阳正在西下，去埃斯科里亚尔的旅客已很稀少。火车到站时，我透过车窗向外瞭望，只见月台上正伫立着一位身着鲜红大衣、年龄大约30来岁的女子，形象俏丽，手牵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也是一身红衣打扮，夕晖映照下，母子俩像一簇盛开的红玫瑰。这就是达西安娜!？我怎么也没法将她同她的身份，还有她给我写的中文信件中那些老练的语句和劲健的汉字联系到一起。 见面交谈时，我感到达西安娜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为我所见众多外籍汉学家都无与伦比。语音之准确，语调之纯正，用语之到位，简直无法令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欧洲女士之口。我问她，您的汉语是怎么学成的。她告知我，她曾在法国巴黎、英国牛津、荷兰莱顿等大学学过中文，在马德里也聘请中国教员学汉语，还在中国逗留过一些时间。难怪。 后来我又从她的朋友和同事那里了解到，达西安娜1960年出生，现年34岁。她出身于跟中国有着较深渊源的名门家庭。祖父曾是西班牙派驻中国的一位要员。父亲老菲萨克是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家学渊源，富有家庭，良好教育，加上个人勤奋与聪慧，使达西安娜青年成材，很早跨入汉学堂奥。1992年起，她便担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青年时期便翻译出版了巴金《家》、钱钟书《围城》、鲁迅小说等多种中国现代小说名著的西译本。 更令人称绝的是，1983年达西安娜用现代汉语翻译了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梅内斯的名著《小银和我》，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中国曾有多种不同书名的中译本，而专家和读者还是一致地认为，达西安娜的中译本最佳。一位中国读者在网上发表评论说：“我还从来没读过一位外国人写出这样美妙的现代汉语”，“在这样的译者面前，我感到很惭愧”。达西安娜对于中国的深情和她的汉语功底，于此可见。 达西安娜开车把我带到圣劳伦佐皇家修道院。嗬，好气派的建筑！这哪里像我预想中需要打听寻路方能找到的“修道院”？建筑规模宏伟，气势磅礴，完全不逊于马德里故宫。四至七层的楼群错落有致，塔楼尖顶直指云霄，建筑方圆十余里，九扇巨门洞开，门前广场足可容纳万众。据说内有4000间房子，光走廊长度，就共达100公里。难怪腓力二世于1563至1584年，费时21年才把它建成，难怪人们称它是“世界第八大奇迹”，难怪介绍它的图册会是那么厚厚的一大册……。它虽称修道院，实际是修道院、宫殿、皇陵、教堂、图书馆、慈善堂、神学院、学校八位一体的建筑，是世界少见的宗教建筑群落，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门前广场与入口处 埃斯科里亚尔圣劳伦佐皇家修道院侧景 在修道院的教堂大厅，我们会见了特奥达拉神父。大厅用四根合抱大柱撑起高高的屋顶，宏伟与空旷，烘托出宗教的神圣与尊严。教堂四壁和顶拱全是宗教图绘，神父青袍阔袖，修道院晚钟声幽远而细长。达西安娜向神父介绍我的来意时，四壁回声嗡嗡。此情此境，使人宛如“穿越”到了邈远的中世纪。神父不苟言笑，只用他慈祥的含笑和频频点头，来表达他的倾听和答复。 从此，我就和这位老人结下朝夕相处半个多月的缘分。每天早晨，我都要登上修道院用花岗岩制作的宽大、厚实而昏暗的盘梯，穿过豁然明亮的拱形图书馆陈列大厅，然后拐进特藏阅览室的偏门，跟已候在那里的神父“奥啦”（西语“您好”）之后，开始我一天的“攻读”。 把守图书馆陈列大厅的门卫，每日见到我时，总爱用他生硬的汉语，对我说：“买买粥，买买粥（慢慢走）！”我不明白这是礼貌招呼，还是担心我步履毛糙会踩坏考究的大理石花砖地面。这使我更加留意起这间兼具通道、图书馆、珍宝陈列室等多重功能的拱形大厅。 修道院拱形大厅堪称富丽堂皇 修道院拱形大厅堪称富丽堂皇。大厅宽约9米，长约45米，地面由灰、白二色大理石夹铺而成，素雅而高贵。拱形的天花板华丽多彩，满是彩色绘画，神学与艺术的慧光撒漫大厅。大厅过道摆置腓力皇室专用的云母石书案，还有16世纪弗罗伦萨特制的天体球仪等罕见摆设。墙壁镶挂历代帝王和历任“记录官”（图书馆长）的肖像，威凛的目光写照着权力与超凡——我想特奥达拉神父身后也必定会有这样的一幅。大厅两侧，靠墙排立希腊式的精致书橱。书橱内装满许多用金粉涂刷书沿的图书。过道的展柜里，陈列最为珍贵的藏书及手稿，如：公元9世纪皮阿托的著作原版，10世纪的黄金刻本，13世纪的约翰启示录，14世纪的圣经，15世纪的罗马弥撒祈祷文集，女皇伊丽莎白娜专用的祈祷书，国王费迪南和腓力二世等批阅过的彩版图书，还有古朴的希腊抄本，华丽的阿拉伯古版，工整的波斯文书……，不可胜数。而我所关心的我们祖宗的文字，好像还远没资格跻身其列。 每天，神父都把我当天想看的中国图书堆放在特藏阅览室书桌上。我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这些早已发黄的400多年前的脆薄书页，先人的智慧在我指间跳荡。历史老人似乎在向我们这些很少光顾它们的不肖子孙发出责怪。据我所知，在我之前，中国诗人戴望舒以及其后的台大方豪、牛津龙彼得、巴黎陈庆浩、伦敦安佐卢等少数几位教授，曾将双脚踏进这间屋子。我不清楚他们在这里逗留多久，回去之后又具体做些什么。我只知道并很感谢戴望舒写出的五百多字的简介短文，还有任教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罗锦棠教授，根据方豪带回的《风月(全家)锦囊》显微胶卷写成的几篇论文。由于这些文字诱导，才使我的笔杆继续爬行了多年，才有今天来此坐冷板凳的机缘。 摆放我书桌上的《风月（全家）锦囊》原书 除《风月（全家）锦囊》之外，在那里我还吃惊地读到明代嘉靖年间刊印的《三国志演义》早期刊本,是一种压根儿还没有“章回小说”格式的“陈寿史传”、“罗本贯中编次”的《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它使我感到，我们以往的某些文学史论著大事宣扬罗贯中是如何“首创”章回小说的说法，是多么可笑。我还见到许多连书名都没法在书目中找到的古怪中文图书，深感我们的某些书目著作，动辄就称“全目”、“总目”，实在还为时过早。 面对这些中国古书，我在揣想，不知上头有没有贡札尔维兹乃至腓力二世的翻览手泽？但有一事，可以肯定：好心的胡安·博尔恰大使，做了一件很不应当的傻事。他为了“锦上添花”，在送交腓力二世入藏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之前，让人把这批中国古装书做了一番重新“精心装订”，裁切成一样大小尺寸，外加统一的硬精装封皮，还印上橄榄叶图记。于是，给后人留下不少遗憾与笑话：个别文字被切除，一些书册叠叶凌乱，册序瞎编，签题张冠李戴。例如：《三国志史传》头册，竟作第六卷；第七卷签题，竟贴《诸家标集下卷》；《风月（全家）锦囊》书签，莫名其妙地书作“对类”——经我多方核对，发现原来这是《源流总龟对类大全》书签的张冠李戴；《风月（全家）锦囊》的卷序，也被叠错了，以至后来造成国际汉学界对锦本顺序认识的分歧，等等。其于中国汉籍的懵懂程度，令人啼笑皆非。最要命的是，我希望核实的某些锦本的行尾文字已被切除，成了无法弥补的永久遗憾。 我坐多久，特奥达拉神父也坐多久，而且是一直面对着我“察颜观色”地坐着。这不是“监视”，而是观察、等待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当我读到一些书页印刷模糊，眯起眼皱起眉的时候，他便会过来把书取走，拿到后头复印室，咔嚓咔嚓地给我放大复印过来。
我与神父保持无言的默契 我心想，这样贵重的珍本、孤本图书，在咱国内，别说复印，就连制作一幅书影照片，也颇费周折，而且还得交付不菲的费用。 神父对我如此关照，我只能做两种解释：一是与某些同胞把公共管理视作斥拒他人随便问津的权力荣耀相反，神父是把我看作是最有资格使用这些宝物的主人。方便、无偿替“主人”服务，为人德所本，天经地义。二是在神父看来，在伸手抓来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的圣劳伦佐，区区几页中国故纸算得了什么，复印就复印呗。我说不清当时的复杂心情。神父与我之间的无言默契，使我愉快、感激和庆幸，但我又十分痛心地想象，我们祖宗用心血凝成的文字，在异国复印机高温烘焙下，那是多么痛苦、可怜的惨状。 在我离开圣劳伦佐前，神父又给我无偿制作、赠送我全套的锦本胶卷，这可帮了我大忙。我回国之后，就是凭借这套胶卷，顺利地完成我的著作。每当我在写作我的著作时，终日沉默寡言的神父，都好像又站在我的身旁，带着他的慈祥微笑，在看着我……。 （原载《温州日报》1995年8月26日、9月9日、《北京青年》月刊1995年第11期） 补记：我回中国不久，收到了达西安娜为我搜集的有关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的文献复印件，这对我写作锦本考释专书帮助很大。我对她心怀深深的感激。2000年,我的两种研究锦本的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曾经托一位去西班牙的友人，亲送给特奥达拉神父和达西安娜留念。没有收到两位回信，不知有否送达。 近20年来，我一直关心着西班牙那边的消息，得知达西安娜仍在大学担任原职，并已成为西班牙资深的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她一直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许多贡献。她是中方颁发的第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全球六位获奖人之一。由她策划并主持出版的《西行西行：中国作家西班牙记行》中西双语版，紧紧系起中西两国作家的友好纽带。 更令我欣喜的是，由达西安娜主编的《西班牙图书馆中国古籍书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0年8月上海世博会期间首发。该书悉数著录包括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在内的西班牙九家图书馆200多种中文藏书的详情。《风月（全家）锦囊》自然在列。还有该书的书影和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的照片，令我见后感到特别的亲切，仿佛自己又重新回到近20年前的那里。（2013/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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