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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直以来是一个有争议的场所。在基督教和人道主义传统中，它常常被视为是自我的辅助，是容纳思想或灵魂的工具或物体。在本书里这些作者的具身化（embodiment）的观点中，“自我”被看作是一个超越的实体，其存在仅取决于身体，“真实”的自我最终将像衣服这样的死物一样脱落。在最近的科学、医学和哲学等新发现的支持下，另一种理解身体的方式就是，身体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参与思考、感觉并塑造我们的人格，正因为如此，身体实际上是构成性的我们所谓的“自我”。然而，这些理解身体的方式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总是从相反的方向打开新认识的领域。众所周知，人的身体很难被理论化或者固定下来，因为它始终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每天都在变化，它抵制着一种固定的概念定义。因此，尽管许多新近的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似乎暗示了身体就“是”自我，但它也对接受的身份和主观性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她著名的关于疾病的论文中写道，文学中需要表现出诸如“热与冷，舒适与不适，饥饿与满足，健康与疾病”，以及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感觉和身体表情等等经历。从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到兰波、詹姆斯·乔伊斯、卡夫卡和伍尔夫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对许多具身性的经历（embodied experience）表示了深切关注，其中包括性与分娩，进食与排便，快乐和痛苦，欲望和厌恶等等。本书问题的出发点即在于，文学，至少与哲学或科学一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具体生活的复杂性。毕竟，文学文本倾向于处理较为模棱两可与不确定性的经验领域，很难对其进行简单的定义。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也很少提出简单的答案，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仅有细微差别的表征（representation），对于是否能将那些表征进行划归分类，文学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也是具身性所必须要抵制的。本书探讨了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身体的直接物质性，以及如何反过来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的力量来标记和改变身体本身的问题。为适应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我们调查了文学作品表现肉身性经验的能力，并评估了文学作品对我们对身体的理解所做出的贡献。本书分析了医学，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对于塑造我们对自我（self）理解的方式，并探讨了文学是如何反映了我们的经验中这种转变的方式。同时，本书还整合了从中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关于身体的历史的，主旋律的以及理论方面的视角。 1970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最先表现出了当前对文学的身体再现，以及更广泛的身体研究的兴趣，他在讨论知识、权力和身体的差异与欲望的调节过程中凸显了身体的中心地位。在这些分析中，身体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知识与控制的话语所组织的产品。例如，后拉康主义的女权主义强调了话语性产生的性别本质，这种现象在诸如西苏（HélèneCixous）和卢斯·伊里加里（Luce Irigaray）等理论家的著作中也有具体体现。另一种显著的方法是源自所谓的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将身体视为自我身份的可见载体，并衍生了各种有关肉体的观点。这些观点由性别，性，种族或社会阶层等因素决定。“文化物质主义者”（文化物质主义者所涉及的只是关于身体的图像，而非身体本身）的方法将身体视为对变化迅疾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做出反应的建构场所。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和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1929-2007）等理论家强调了文化对身体的塑造力，但在这些方法中，是身体的图像，而并非身体本身成为文化标志的载体。相比之下，皮埃尔·巴迪欧（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的开创性工作之后，极为有力地分析了文化习俗对身体自身的塑造力。他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习惯所产生的身体在形状，大小，体重，姿势、健康以及举止和手势方面都有所不同。反过来，所谓的现象学方法则源于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7–1961年）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的著作，这些著作赋予了身体的第一人称体验，并且突出了其感觉能力。 正如一系列论文所体现的那样，当代人对身体的态度倾向于表现出折衷的理论多元主义。在20世纪，公开的理论立场已在本世纪被内化了，现在它们（通常更隐含地而不是明确地）为那些在其研究方法中广义地讲历史唯物主义的读物中提供了信息。这种理论上的多元化与各种各样的主题方法相匹配，仅在本书中就从对身体的形态（身体本身的形态）的考虑中，涵盖了中世纪的“道成肉身”（embodiment）（Bill Burgwinkle）思想到后人类身体（Paul Sheehan）等身体形态，诸如语言（Andrew Bennett），感官知觉（Steven Connor），分娩（Clare Hanson）和饮食（Maud Ellmann）等以文化标记身体的方式，再如通过种族的发明（David Marriott）或性规范的观念（Heike Bauer）或残疾（Jonathan Hsy）或体重（Ellmann）等方面。同时还着重于肉身体验的文学表现形式，比如愉悦与痛苦（彼得·菲菲尔德），衰老（伊丽莎白·巴里），死亡和垂死的肖像（桑德·吉尔曼），情感的发生地（让·米歇尔·拉巴泰） 以及受创伤身体的不可再现性（乔什·科恩）。我们对身体的理解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科学和医学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使人们对自由意志和代理（agency）的概念产生了怀疑，并将代理和意向（intentionality）重新配置为身体的形态，而不像原来是心灵的专有属性（乌里卡·莫德）。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早期现代的原始科学思想对具身化（embodiment）概念化的塑造似乎在相反的方向上发挥了作用，通常削弱了身体在代理方面的作用（所谓的前笛卡尔主义），或者是二者之间达成共识（戴维·希尔曼）。最后，文化和科学还在这些关于假体感知的技术上提出了问题，即它们模仿我们，并且增强与重新配置了我们的感觉能力（Connor）。 事实是，文学中没有身体。 不仅没有明显的方法可以在书面文字中充分体现出身体的具体重要性； 更深刻的是，从表面上看，似乎在肢体和语言上存在明显的相互排他性——一方面全是残酷的事实性，另一方面恰好以没有物质为前提。 然而，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评论家和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数种方式来解释身体的表征和文学中的身体体验。 就像本书中一系列论文所暗示的那样，文学毕竟可能是身体最亲密的伴侣了。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在很多方面发现了身体和文学似乎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相互关联。无论是对身体而言，还是对我们而言，总是通过表征来调解；实际上，正如贝内特（Bennett）的文章所说那样，话语可能是我们的客体；相反，如南希（Jean-Luc Nancy）所说，书写“本质上是触及身体”。这样一来，文学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身体的自我表达的绝佳场所，因为这涉及语言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对肉身呈现意识之谜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体不仅在文学中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直接在场：在这里，恰恰是在虚幻的缺席（以及同样地，是虚幻的在场）的情况下，最紧密地与在场和缺席的无休止的难点（aporia）紧密相关。 如果有时书写似乎是必然的话，即“一种去肉身化的艺术”（an art of discarnation）（埃尔曼语），那也是值得考虑的（正如本书中埃尔曼的文中所显示的那样） 。书写如何能够使我们有力地回到我们的身体，或者也许更好地使我们的身体回到我们的身体本身；巴里（Barry）认为“书写既可以是对身体知识的逃避，也可以是对其知识的恢复。”（书写可以说既是一种逃离身体又是一种复原身体的知识？），文学领域就是专注于身体的“奇怪而持久的信息”（科恩强调）。Rabaté强调，文学会产生“主观情感”，从而产生“纯洁而独立的感觉”。康纳认为，“如果我们将感官理解为一种即时性”，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学的调解。文学给感觉本身提供了必要的感觉形式补充，使感觉既可以被感知又可以被想象。此外，在许多形式的文学作品中，词和肉身的可替代性，身体和修辞之间的关系以及“生理学风格”（在沃尔特·本杰明的表达中），或“残疾与文学形式之间的共生关系”（如Hsy所言），甚至沉默也会作为一种完全肉身性的经验，即“一种赋予精神修养以肉身的方式”而出现。（Hsy 对Teresa de Cartagena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的分析））——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利奥·纳芙塔（Leo Naphta）的沉默一样，与他的相貌（人相学）等特征一样“犀利”（吉尔曼在论文中引出）。 阅读这些文章激起了人们思考文学与身体之间的深厚的血缘关系。文学思想家一直对知识和感觉的具体方面、非概念性方面都特别感兴趣。这些通常都是通过内在认知的直接感觉最有效地出现的。确实，绘制这样的认识论领域的计划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能够顺利进展，其部分原因是认知科学的进步。同样，在身体的先天习性中，通过其自然的存在形式，恢复认识的方式并摆脱认知形式的控制，它与文学的距离可能比与大多数其他学科的距离更近。在面对我们清晰易懂的身体的重要性时，文学作品经常提供强大的形式来抵制社会上建立的观念和要求。就其本身而言，文学领域构成了对所体现的话语和情感的纪律的挑战：因为，正如本书中几篇文章所提醒我们的那样，从权威的角度来看，文学通常只不过是难以控制的废物，非规范化的身体，会泄漏的容器或膨胀的、松弛的东西。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这种纪律和思想习惯。例如，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目前的脂肪神话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埃尔曼）；种族思想是通过“表皮”神话的传播（散播）“植入”体内的（Marriott）；并且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构在衰老的身体，残疾的身体，性别的身体，“麻烦的，破坏性的”母体和孕妇的身体（汉森），渗漏的或可渗透的体液方面起作用的身体等等——所有形式的不法行为，其对象（而不是主体）都是身体。正如康纳（Connor）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对抗“以基督教的术语表现为灵魂与身体之间的道德斗争，通常被认为是腐化和分散注意力”。或正如Burgwinkle的表述，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社区来说，身体是“标志和表面，上面刻有在感觉与认知，意志与欲望，人与神之间永恒的斗争”。但是现代性有其自身的形式：见证本杰明“将现代身体作为受创伤的身体进行探索，其神经系统被残酷地重新适应了城市生活条件”（用科恩的话来说）。鲍尔（Bauer）写道，“这是性的文学档案库中，我们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现代性话语，主观性和社会规范的代表”。同样，我们在那里也找到了令人信服的代表性是如何扰乱规范性话语和身份的方式。文学机构为我们提供的是“从身份和代理人那里获得的暂缓执行，这是一种消极的能力”（又是埃尔曼）。文学与身体的纠缠并不是失去控制，而是承认对我们的身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和代理）的幻觉本质。 权威（医学，社会经济和政治）在建立机构方面拥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事实，从而常常通过恢复精神错乱和身体的丑闻来破坏这些神话。因为身体永远不会仅仅是文化幻想或权力运作的被动储备。它抵抗所有的具体化和固定性。威权主义的构想灌输了规范，健康，纪律，“僵化”，“石化”（用弗朗茨·范农的术语，在此被Marriott充分诠释）的观念，这些观念经常受到文学的挑战。文学就像肉体的，并通过与肉体的关系，为解开所有固定性的形式开辟了道路，这些固定性是个人的身份以及伴随它们的刻板印象和等级制度（包括相对“抽象”的层次结构，如五种感觉的层次结构，如Rimbaud所书写那样，被文学或与之相关的元素和幽默“打乱”，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不同的性别和种族）。 出于这些原因，本书经常向我们展示文学中的身体是社会政治抵抗的场所和方式。 例如，我们发现在中世纪（Hsy），早期现代（Hillman）和现代（Ellmann）的世界中，功能失调的身体政治是经常出现的主题。 同样，残疾人、衰老的身体、产妇的身体、种族的身体——所有人都承认各种形式的差异化或主观化，对既定秩序提出了挑战，表明了我们看到“社会失败的方式”。适应老人们的需求和不断变化的能力（如巴里所写）； 对于“旧”，可以插入任何表面上（明显地）“非标准”的物体。 证明这些失败正是文学的角色之一。 在整篇文章中，我们还发现各种隐式和显式的反思，反映了身体（在文学中，但不仅在那里）总是需要其他身体的方式。身体的满足感（痛苦或愉悦）是人类认同的本质。但是单靠一个身体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这种满足感；正如Burgwinkle所说：“一个身体是不够的”——即使该身体属于苦行隐士。不论是中世纪的还是现代的文学作品，“都承认您的身体永远不会真正属于您自己，即使保留其假定的身份，它也可以通过摄取（吸收）或渗透（穿透）而发生变化或演变”（Burgwinkle）。满足感是通过狂喜的认同或与他人相融（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人类的），或者通常是通过表演性（互动性）展示的有形性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戏剧和电影经常出现在这些论文的例子中（例如，莫德，康纳，希尔曼）。正如康纳（Connor）所说：“剧场使我们能够将自我想象为一种框架或场景，感官所提供的图像在其中进入和离开，但也可以作为那幅图像里不真实的图像。”肉身将剧场激活了，但同时似乎也在消灭自己。 正如文中所指出那样，这个剧场中的戏剧人物当然在许多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实际上，在每个时期它们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也许令人惊讶地注意到，中世纪，早期现代，启蒙运动与现代体现的概念化之间的某些明显的连续性都反映在文学领域中。正如本书中的早期文章所显示的那样，表面上关于身体的完全不同的（天主教的、非二元对立的、环境的）前现代观念中反映了中世纪与早期现代关于具身化和人格之间的深刻连续性。同样，任何试图在文艺复兴（或“前笛卡尔”）与启蒙时代（或“笛卡尔”）的肉体世界之间进行明显区分的尝试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确实，笛卡尔自己关于身体的著作到处都带有夸张的措辞，使得早期的主体书写显得不那么合适；他的二元论也不像某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是绝对的，正如他著名的第六次冥想中所明显体现的那样。 然而，在科学，医学发展的支持下，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都目睹了一种更加清晰的自我概述。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对进化论进行了综合，这是基础性的工作，但他在工作中提出的先进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被提出。达尔文和他的前任们假定，思想是身体及其各种有机组织的功能。二十世纪的反理性主义者（Merleau-Ponty，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Paul Ricoeur）等思想家同样拒绝将思想特权凌驾于身体之上。相反，在他们的思维中，思想总是已经存在于身体中，并且固有地体现在其工作中。这种立场已经可以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年）的反理性主义哲学中得到证明，他的著作对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柏格森阐明了身体和心灵的笛卡尔二元性，他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例如“生命力”（élan vital），他的durée（绵延）概念中所体现的时间体验，以及对笑的强调，（柏格森《笑》 ）在他的喜剧理论中，身体最终总是优先于思想。现代主义时期盛行的反理性主义也可以在劳伦斯和贝克特等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体现，他们的书写中体现了具身代理（embodied agency）的中心地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梅洛-庞蒂发展了他对肉身化主体的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基本媒介”，他认为，这是任何经验的先决条件。在这些作家中，虚弱的思想或意识是对灵魂的宗教推测的形而上学替代。 自18世纪末以来，神经学研究本质上也趋向于彻底反笛卡尔主义，指出生理操作在我们日常行为，动机与情感中的重要性。像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这样的面向神经学的认知哲学家也认为，思维和感觉是内在具身化的过程（intrinsically embodied processes）： 爱、仇恨和痛苦（仁慈和残酷），友善和残忍的品质，科学问题的计划解决方案或新人工制品的创建都基于大脑内部的神经事件，前提是大脑已经并且现在正在与其身体相互作用。灵魂通过身体呼吸，而痛苦，无论是从皮肤还是从精神形象开始，都在肉体中发生7。 文学实例在梅洛-庞蒂，德勒兹和达马西奥的著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本身就表明了文学的力量，可以捕捉并代表其错综复杂性，脆弱性与愉悦性。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人身体容易受到历史和文化变化的影响。它对“先进的唤醒”（ atavistic reawakening），假肢增强，克隆和基因重组开放。正如希恩（Sheehan）所说，DNA技术蕴含着一种新的“本质”，例如那些赋予人类独特性的思想，灵魂，精神，自我等形而上学的认知。但是，这种技术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因为'编码过程也暗示了可复制性，因此失去了奇特性；本质变成了非本质，唯一性转化为相同性（Sheehan）。生物力学技术对我们对肉身化主体的理解还有其他深远的影响。正如汉森的论文所显示的那样，包括IVF，卵子和精子捐赠以及代孕在内的生殖技术正在质疑遗传论的本质主义观念，因为它们认为遗传是作为家庭联系的唯一真实形式。因此，他们对有关起源、天生的和后天养育的最基本假设提出了怀疑。正如该系列中的许多论文所暗示的那样，“自我”的概念本身已被肉身化主体（embodied subject）的概念所重铸。正如拉巴特（Rabaté）所说，即使是我们最强烈的情感状态，也并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是一种类似于神经和反射的非主观的感觉。动作是受外部世界而非内部世界支配的。（Maude） 同样，性是身体抵抗本质还原的另一种形态。鲍尔（Bauer）紧跟着性学家克拉夫·埃（Kraff-Ebbing）的论点后说道，“对人类性行为的一种身体认识得益于诗人的见识”。例如，跨性别的概念在伍尔夫（Woolf）的小说《奥兰多（Orlando）》（1928年），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的“ Circe”情节中都非常突出，在该剧中，布鲁姆变成了贝拉，然后是贝洛，再多次返回。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正如伯格文克尔（Burgwinkle）所说，“关于失去，获得和再次丧失身体器官和身体重量的故事提醒我们，对于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身体移植和性认同的重新分配已经成为人们文化想象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引起了认同感”。像（后）现代作家一样，前现代作家不断地研究和重新想象生物及其与周围环境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以上就是我们在早期与肉体共享时代的关于赋予肉身（enfleshment）及其含义的所有困惑。 该合集中的论文着眼于这些困惑，旨在使它们具体呈现出来。每章都以其对身体的理论或主题方法为中心，并着重于特定的文学历史时期。总体而言，本文概述了从中世纪到今天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再现、分析、阐释、理解和欣赏的丰富方式，这些形式体现了错综复杂的具身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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