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中国历史学需要恢复叙事能力丨燕京访谈

置身于宁静 202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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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如今已成为一种流行书写。然而不同于新闻与文学领域的热闹，历史非虚构显然冷寂许多。国内出版界虽在近几年引进了大量西方优秀作品，搭建起一个良好的阅读基础，但就原创而言，中国历史非虚构仍处于起步阶段。

采写｜徐鹏远

1960年代的美国，如同刚迈进青春期的少年，躁动而反叛。旧有的一切传统、权威和理性，都沦为僵死的巨物，丑恶不堪，这其中也包括曾经宣扬着客观与理性的新闻业。没有人再愿意阅读那些隔岸观火般干瘪、冰冷甚至漠然的文字，人们渴望真相，渴望每声叹息、每滴眼泪、每个微笑都被写入时代的注脚。于是，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从报纸的油墨中诞生了，它被称为“第四类写作”，也叫“非虚构写作”。

半个世纪后，中国的《人民文学》杂志将这个名称重新打捞起来，开始将非虚构的种子植入国人的阅读经验。之后，随着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袁凌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等一系列作品在图书市场畅销起来，非虚构写作渐成流行之势。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依然残存神话性的“世界最高奖”——授予给了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以某种补偿式的追认，为非虚构写作加冕，通过记录普通个体经验来书写公共事件，随之成为一种愈发普遍的倾向。等到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来临，真实故事、素人写作皆以非虚构之名占领流量阵地，曾经的“第四类写作”终于以某种文学民主的姿态，收割了国人空前的热情。

然而，比起新闻与文学写作中的非虚构写作，历史的非虚构写作显然要冷寂许多。从二战之后，西方就产生了非虚构的历史写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脉络分明的谱系，也涌现出史景迁、卜正民、巴巴拉·W·塔奇曼等知名学者。近年来，这些西方史学界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在甲骨文、汗青堂、理想国等出版品牌的引进下，已为中文世界搭建起了一个历史非虚构的阅读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原创作品虽然也不乏佳作，却在总体上尚未显现出同等可观的局面。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固化，以及对自身历史的阅读便利，在对待原创性的历史非虚构时，我们还常常会带有某种傲慢与偏见，甚至将其与通俗读物、戏说故事画上等号。

因此，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非虚构，推动相关的研究、写作和出版，《燕京书评》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将于7月23-25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历史的非虚构写作”鸣沙史学嘉年华。届时，杨念群、罗新、王笛、赵冬梅、止庵、张宏杰等学者，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不同层面的讨论。在此之前，《燕京书评》还特意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姜萌，就相关问题向他进行了先期求教。

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学术史、史学理论、公共史学，著有《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从“新史学”到“新汉学”》等论著；主编《公共史学概论》教材和《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先后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青年

绝大多数中国史学从业者的叙事能力已经消退了

燕京书评：非虚构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在这几年的热潮之下。但大家通常熟悉的非虚构，都是在新闻领域、文学领域，或者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对于历史学而言，非虚构或许是一个稍显陌生的概念，而且大家的直接意识会觉得：历史本来不就应该是真实的吗？所以，“历史非虚构”这一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姜萌：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没有答案，我也在探索中。

首先，非虚构这个概念是从新闻学和文学出来的，突出的是尽可能对真实世界的反映。“非虚构”之所以成为一个概念，关键的原因在于此前有“虚构”。

有人认为，历史本来就应该是真实的，就不应该有虚构，尤其中国的史学传统之一就是秉笔直书；也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没有虚构的东西，即使是《史记》这些伟大的作品，你能说它百分百写实吗？对此，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

历史非虚构写作这几年开始出现，跟我们社会文化的一些现象有关系。出现历史非虚构，也就说明存在着历史虚构，而历史虚构这些年来其实还挺严重的，尤其是影视剧里的历史传奇剧，像《甄嬛传》、《芈月传》等，真的有不少青少年都把它当历史来看。这对我们历史学从业者也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人民大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产品？

在我看来，历史非虚构是公共史学的一部分。学术界的论文、专著通常较少存在虚构问题，因为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共识和学术规范，就是“论从史出”。即使一些有主观色彩的历史解释，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但大众对于论文、专著，看不明白也不愿意看，他们更愿意看通俗易懂的作品。当我们利用很多信息去呈现出一个完整故事，而且要用艺术手法进行历史叙述时，就牵扯到了虚构和非虚构的问题。

《史记》开创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叙事传统

燕京书评：那么对于历史学专业而言，非虚构只是在专业和大众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而已，还是说它也同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

姜萌：我个人认为，叙述其实是历史学的最基本功能。中国古代的“良史”，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一个是秉笔直书，一个是“善序述事理”。把很多信息凝练起来，然后用非常好的语言、非常生动的技巧把一个事情叙述出来，再通过对很多事情的叙述刻画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历史价值判断，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这就是“以人系事”和“寓褒贬于叙事”。但是，中国现代史学兴起以后，在科学主义、学术规范等导引之下，逐渐地聚焦在了历史研究，尤其是聚焦在历史考证方面，对历史叙述是很忽视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中国绝大多数的史学从业者的叙事能力快速消退了。

叙事能力的消退，造成了史学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急剧下降。这一现象现在已经引起了史学界一些从业者的注意。现在一个好的势头是，史学从业者——甚至是一些卓有成绩的大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开始去尝试恢复这种叙事能力。像李开元老师、李伯重老师、罗新老师等，都开始注意到了历史叙事的价值。只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都被学术规范规训了很久。这种学术标准的训练有它很大的价值，你要成为史学从业者，确实是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训练，因为学术的门槛不能降低。但是，我们应该也要注意到另一个面向，那就是在我们进行学术训练时，有没有可能为历史学的叙事能力保留一点空间，或者至少能够有某种方面的探讨，或者给青少年一点点这方面的引导。

李开元、李伯重、罗新的代表著作

燕京书评：但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不管是学界对于历史写作的观念，还是读者对于史学著作的看法，多多少少会存在一种“鄙视链”。而且，我们在非虚构历史作品中，经常发现最成功的一些作品，其作者恰恰又不是学院派的。于是在历史非虚构和通俗读物之间，有时候可能会画上一个等号。对于这种鄙视链的存在，怎么看？

姜萌：我知道学术界好像存在的这种现象。但因为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反倒觉得这好像一直存在，只不过民国时没有现在这么明显。民国学人的素养都很高，思想也更多元化，比如顾颉刚学问做得那么好，但他同时对通俗读物也投了很大的精力，自己去编也去写，还指导青年去写。

总体上，我觉得现在的学术风气比几年以前已经开放、多元、包容得多了。进行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给人民大众写作，学术界也是接受的，像赵冬梅老师、蒙曼老师讲史讲得挺好，史学界也觉得挺好；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里，也专门设立了通俗类。

反过来说，你非得拿着通俗历史读物去评教授，评不上就说是歧视，那也不合适，学术评价标准还是要坚持的。或者，专深的学术论著非得要人民大众接受，不接受就认为人民大众有眼无珠，也是不合适的。

对待历史非虚构写作或通俗历史读物写作，每个人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我最近有意地在减少我的学术性写作，想尝试一些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我觉得体验了这些写作之后，可能会让我对史学的理解增加一些。就像李开元老师讲，有时候我们写学术性的论著写太多了，会写得心灵枯萎，写得对文字的敏感都没有了。我尝试了之后，觉得通俗历史读物写作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如何看待一个现象，往往也与人的境遇有关。人的境遇不一样，所以看法就会不一样。有可能我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里面已经比较快地解决了职称问题，少有后顾之忧，所以会有这种心态。

历史不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燕京书评：对于非虚构作品来讲，不管是体例本身的写作要求，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要求它具备一定的故事性。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一方面因为历史本身的状态，许多日后理解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事件，可能在当时只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事，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的细节会越来越缺失。但非虚构恰恰就是要把这种平淡处理得不平淡，要把这些细节填补上。在这种情况下，非虚构写作中的史实性和文学性应该如何处理？

姜萌：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写《公共史学概论》教材时已经有所探讨。人类对过往的认识，总处于矛盾痛苦状态。对于我们身处的当下或者刚刚过去的时代，信息总是极其多的，于是我们在信息提取时就如坠茫茫大海之中，很难找到方向，我们看不见历史发展的主脉。所谓“当局者迷”，就是因为处在当下的时候，信息提取是极其困难的，所做的判断可能就是错的，但也因为如此，才创造了历史。

因为史料保存的问题，时间线拉得越长，信息遗留得就越少，万不及一、十万不及一、百万不及一。我们再去看历史，一览众山小，会感觉到历史发展原来是那样的。这是信息少的好处。坏处是，信息如此少，我们还能回到那个时代吗？百分百的“回到历史现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去认知历史：一是借助极其少的信息，尽可能想象推测当时是什么情况；一是借助对当下人性的观察去理解、复原那个时代的人物。几千年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传延，是因为人性不变——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与古人对话的通道。

我一直认为，对于历史的认知和再现，一定会借助合理性的想象和推测。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将很多信息一步一步提取，最后准确定焦到某个点上，那么历史再现恰恰是反过来的，将很多的点连成线，织成网。两者没有什么高下的，但从困难角度讲，历史研究的困难可能要比历史再现小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合理的想象和推测能做到吗？所以，已知的历史真实是我们去再现历史的一个个依据或者联络点，它是不能动的，但在这些点之间，需要动用想象力和对人性的洞察，这个过程就是艺术性的再造。我从来不否定基于历史真实的合理想象与推测，历史研究要求“言必有征”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再现历史也要求每个地方都“言必有征”，似乎做不到。

燕京书评：对于这种想象力，它的界限在哪？

姜萌：历史的想象和推理，不仅应该是逻辑合理的，而且尽可能地要有一个真实依据或者起点；当你往前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真实的点在那等着你。也就是说，历史想象或推理，是在这个真实的点和那个真实的点之间进行的限定式想象和推理，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推理。

燕京书评：尽管我们经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对于学院的历史研究而言，因为是对一个一个的点去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不需要研究者做出过多的个人评判。对非虚构写作来讲，因为要对一个事件进行讲述，在事件当中又要对一些人物进行描写并使之角色成立。那么，如何保证客观性对写作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在这方面有何见解？

姜萌：据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胡适说的。事实上，这是以讹传讹。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历史不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古往今来都不是。

关于“客观性”这个概念，我现在用得比较少，用得比较多的是“真实性”。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真正的客观，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历史一旦发生，客观性就开始受到侵蚀。历史记载就是一个信息提取的过程了，这个过程是有主观色彩的。后人对历史记载的阅读、理解和提取又有他的主观，经过写作者消化之后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有主观性的。这里面经过了多层提取和转述，如果不是处心积虑造假或者歪曲，它反映的肯定是历史本体的一个真实的面，但不会是客观的那个历史本体。

换句话说，客观性只有一个，真实性很多。这就像盲人摸象一样，象本身是一个客体的东西，但摸的人不同，摸的耳朵、腿、肚子不是象吗？是象，但只是象的一个面相；它是真的，但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真实性更能体现记载、研究、书写和传播环节的历史的特性。

所以，非虚构写作，也避免不了情感等主观性的影响，要努力的目标是尽可能的真实，更能反映历史本体面貌的真实。这样说，并不是说客观性毫无价值。在非虚构写作中，客观性的价值是去限制我们主观性的泛滥。它时刻提醒你，要克制自己的爱恨情仇，否则就会被人诟病。

让普通读者更好地认知历史，价值不比学术研究低

燕京书评：非虚构写作，因为要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化叙述，所以对于材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于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非虚构作品，大量集中于如唐朝、明朝等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时段。因此，对于历史学专业而言，非虚构写作只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一种再创作，还是它也可以成为创新研究的一种形式？

姜萌：高水平的历史书写，对历史知识的厚度和历史认识的高度是要求很高的，所以要占用很多的研究成果，甚至要尽可能地占有历史研究成果，并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占有再多的已有研究成果，也不是发掘新的知识。但是，这并不是说再现历史没有价值。艺术地再现历史，让普通读者能够更好地认知历史，价值不比学术研究低。

燕京书评：对比国内的非虚构现状，国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又是怎样的？

姜萌：欧美顶级史学家的著作，文字往往都比较优美，讲究语言表述的艺术性，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仅就我接触的有限的一些欧美学者，能感觉到他们对学术研究规范的坚持的同时，也有一个意识，就是尽可能书写出人民大众喜爱阅读的畅销书。不少史学家的作品都被翻译为中文了，大家都很熟悉。目前在我们学院任教的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顶级史学家，《在西部的天空下》《帝国之河》等著作，语言都很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