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古代王朝救灾的五个致命特性

hercules028 202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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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救灾的五个致命特性

周舆

古代各大文明的生成，似乎都跟地理和气候条件有着莫大牵连。

有条件好而稳定的，如两河、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那里不缺水，那个水还不是天下降下来的“天水”，而是大河的泛滥之水，于是文明早发。印度河文明后来突然衰微，或因无法确证的外来征服，或者就是没水了。

也有地理条件不好的，如希腊半岛，一直不好，于是大家只好“被迫”去搞商业，反而产生了另外一种“好”，文明开始勃发。

西域那里也缺水，一直很稳定地缺，于是大家只能靠雪山融水在绿洲附近存活，族群很难扩大，不过就像草原上的狼和羊一样，到也生态平衡。

中国文明，特别是核心地带，就非常麻烦了。由于地处大陆季风性气候带，说没水吧，肯定不对；说有水吧，又很不均匀，总之很少有风调雨顺的时候，每年不是涝就是旱。尽管这里土地松软，易于耕作，但同时这里也注定是一块祸患频仍的“灾变”之地。事实上，中国古代农业“靠天吃饭”的特点，不仅造就了中国农业的小土地和小耕作生产方式，同时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不过在这里不扯这么远，单说中国文明因地理和气候关系具有某种“灾变”属性，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王朝也具有强烈的救灾属性。事实上，几千年中国文明史完全可以理解为一部救灾史。

翻开历史这么粗粗这么一看，似乎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救灾，成绩也很大。但仔细这么一看，这几千年的救灾史却不那么光彩，简直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具体说有如下五个致命特性。

1、延迟性。救灾讲究什么，讲究一个“急”字。水火无情，山崩地裂。但让古代官僚体系中的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官老爷去救灾，无疑过于勉强，首先最无法达成的就是及时而有效。要做到及时有效，需要地方官清正廉洁，同时还要有能力，才能对灾情做出迅速的反应。但翻遍24史，我们也找不到几个这样兼具“廉吏”和“干员”双重品性的官员，像北宋王安石在浙江做县官时拼了命去处置水灾的地方官少之又少。得到灾情报告的首先是县官，但县里距离灾情发生地已是相隔甚远，当县官得到消息并拿出处置意见时，基本上黄花菜都凉了，早已错过最佳的抢险时机。

2、无效性。即使县官想去救灾，但遇到大灾，县里哪有这么多物资？县官自己还要养着众多的对应上面六部的“六科”人员，自己的支出已是捉襟见肘（不贪都不行），怎么可能拿出多余的金钱和物资去抢险救灾？因此，他必须层层上报，但上面也没钱，最终只能报到朝廷。等到朝廷批复，再把物资下拨过来，一个来回最快也得一个月。因此，抢险救灾根本谈不上，最终只能演变成发粮赈济灾民。因此，古代的救灾只是一句空话，本质只是“赈灾”，属于灾后的“重建”工作。幸而古代老百姓都很听话，即使房子被淹了，老婆孩子都死了，但只要自己还有一口饭吃，也会感戴天恩，冲着都城三拜九叩、涕泗交流。

3、贪腐性。古代做官，除了像海瑞那样的，有哪个不贪？对了，北宋的包青天据说也不贪，那是因为他是大地主出身，也许有点像美帝的川总，也是拿一块钱就愿意做官的主儿。在大家聚会时，包青天对浑身冒着臭气的穷酸的王安石常常侧目而视。对古代地方官来说，救灾是贪腐的大好时机，从上面拨下来的钱粮，会被他们层层克扣扒皮。朱元璋刚得天下，苏南闹大水，有两个知府大肆贪污，竟把一半救济款项据为己有。朱洪武闻知大怒，尽管这两位都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但还是将他们处决，并从此立下了“革皮实草”之制。但如此残酷的刑罚，最终也没能管住地方官，他们该贪还是贪，大明成为历史上贪腐最盛的朝代之一。

4、保密性。古代的所有专制王朝都没有给老百姓以盐论和鱼论自游圈利，因此所有救灾及善后工作，都是在没有民间监督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其实，这也不算新鲜，因为其他任何政务也都是这样进行的，所谓救灾工作自然不能例外。一次大灾下来，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屋，多少人需要赈济，全由地方官一个人说了算。地方官如果想升官，就会求地面稳定，一般会少报数字，比如水灾死了5000多，他对上面只报50。假如地方官没啥“理想”，他就可能多报，死了500就报50000，这样就可以多搂些赈灾钱粮。对此，朝廷当然也非常清楚，不过也不会深责，毕竟统治老百姓还得靠这些地方官，老百姓死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地方要稳定，不稳定那才是大事。官官相护，朝廷不会胳膊肘往外拐。

5、颠覆性。没错，很多朝代都是崩溃和覆灭于重大灾害及救灾工作的失利。比如明朝的覆灭来自陕北大旱而造成的民变，而民变之起则因朝廷不但不去救灾，反而变本加厉地催逼赋税，老百姓被逼得没了活路这才不得不起义。

在昨天的文章里，我也讲到，李自成最终做大其实也因河南大旱，他把遍地灾民变成了农民军。

再往前说，元朝崩溃也因黄河水灾。元末社会问题十分严重，而黄河又连续决堤三次，水患千里，饥民遍野。朝廷命工部尚书征发50万农民工去修黄河，民工苦不堪言，又突然在河道里挖出了一个独眼石人。“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已被传唱多年，这其实是白莲教徒韩山童事先埋下的。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与刘福通在颍上县白鹿庄聚集3000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看似强悍无比的蒙古统治连同他们的蒙古铁骑，最终被起义洪流所淹没。

再往前说，隋朝也是一样。隋炀帝连年对外发动不义战争，致使劳民伤财，死伤无数，但对关东的水旱灾害却视而不见，致使山东人民纷纷举起义帜，大隋没几年就覆灭了。

再往前说，第一个专制王朝大秦的覆灭，竟然也可以追溯到一次水灾。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大举征兵去戍守比方的渔阳，陈胜也在征发之列，并被任命为小队长（屯长），他和其他900来名穷苦农民在两名秦吏的押送下，日夜兼程地赶往渔阳。当行至蕲县大泽乡时，突遇连天大雨，道路被洪水阻断，无法前行。按照秦律的残酷规定，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所有人一律处斩。陈胜吴广不得不下定决心，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玩把大的，“死国可乎？”于是，他们杀了两个秦吏，宣布起义。

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一举攻下大泽乡，接着又攻下蕲县县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因为一次水灾而爆发了。各地饱受秦朝压迫的老百姓积极响应，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加入到起义队伍之中。后来六国复起，没几年秦国覆灭。可见，是一次水灾及其“次生灾害”，似乎“不经意”地要了秦朝的命，但这里面当然有着其他的原因和深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