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哲学之二：黄宗羲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位大思想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生活的时代，风云变幻，" 天崩地解" ，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大变故。在这样的大时代中涌现出的大思想家，尤为特殊之中的特殊者。他们的人品，在火与血的洗礼中得到鉴定；他们的学问，自然也远不是那些静坐书斋皓首言经的人所能为。他们学识渊博，但不死板，涉猎广泛，但不轻浮，能言敢言，但有理念。特别的时代铸成他们特别的品性，而特别的品性又形成他们特别的文字与文风。他们的影响，在当时已然巨大，死后犹日见其强。黄宗羲的影响，直到梁启超时代，依然十分强烈。梁启超对他曾有极高的评价，以致中国学界曾将明末清初的几位思想家和法国18世纪的启蒙人物相提并论，特别是将黄宗羲比拟卢梭。这比拟固有不伦，但并非全无道理。 但是，细细品来，明末清初的各位思想家与18世纪法国启蒙人物相比，又有本质差别。虽然他们提出的某些思想也带有相当的民主成份，论其本质，仍然属于旧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们恰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合之间，虽承旧说，已出藩篱，欲成新体，根基又少。他们的时代，在他们看来，固然是" 天崩地解" ，殊不知，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充其量，这不过是中国历史剧变的一个潮头而已。虽然这几位大师，人人有弄潮的才智，但弄潮尽管弄潮，惜乎巨大的波峰尚未到来，因而他们站得固高，尚不算太高，看得甚远犹不算太远。诚然若是，他们毕竟是在历史大变故时期出现的杰出人物，旧体制已掩不住他们的思想光辉——他们犹如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缕曙光。 黄宗羲出身正直的官宦人家，他祖籍浙江余姚，自幼随父在京。他虽生于末代，还算生而有幸：其父正直，其师高明，其岳父亦不同凡响。但他又生而不幸：他未及成年，他父亲便因为反对魏忠贤阉党而被处死。他小小年纪，遭此变故，创痛之深，难于意表，但他决不屈服。他18岁时，崇桢继位，朝廷政情发生变化。他仿古人除奸情势，袖铁椎、草疏，来到京城为父伸冤，并亲手杀死魏忠贤爪牙两个，朝野为之大震。魏党作恶，害人极多，伸冤图报之情，遍于朝廷内外。于是崇桢当机立断，除逆明冤，这些被害官员的子弟，痛哭于皇城，声动天地。 黄宗羲出身若此，又从父命拜刘宗周为师。少年英才，得明师而教，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又有个人所不能力为者。农民起义军终于攻入北京，明王朝终于灭亡，清军终于入关。他和他的那一代莘莘学子，既对农民充满仇视，更对清军恨之入骨，于是毁家救亡，加入反清活动。反清武装败散之后，又东奔西走，逃避清政府的通缉。数年之间，无一时平静。但他身为一代学人，毁家亦不忘学，逃亡也不忘学。直到50多岁时，才总算安定下来，并于58岁时在浙江复兴他恩师的证人书院，讲学授徒，终成清初一大学派。 他培养的弟子很多，成才人物尤为不少，如万斯同，万斯大、仇兆鳌、李果堂、郑梁、陈訏皆出于黄门。黄宗羲生当乱世，但有志于学，勤家忘家，学、志相济。 他1610年生，1695年谢世，享年85岁。他自己总结一生经历，《自题》其事曰：" 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他一生虽有如此剧烈的三变，但其人其志，未曾改也。 黄宗羲作为一代学人，一生著述极丰，其文章总量达2000万字，尤其他的《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二书，影响更加深远。《明儒学案》实际上是一部明代思想吏，而且其内容，其方法，其收集资料之细，其见解之精，都超越前贤，独成一体。《明儒学案》之外，他还写了《宋元学案》，但未能完稿，由他的学生递补而成。 黄宗羲在思想方面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是他的《明夷待访录》。此书篇幅不长，但用力甚多，书中新知新奇，比比皆是。比如，他的重商思想，货币见解，在与他同时的学说著作中，可算凤毛麟角，虽然语焉未详，意义自在。他反对迷信，重视科学，也足为世人表率。但他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的君权理念。他的君权论不唯影响久远，且有石破天惊之感。 他主张" 天下为主，君为客" ，以为" 人臣之责，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主张"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认为"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认为臣是" 君之师友" ，不是" 君之仆役" ，认为" 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他的这些思想，不但十分大胆，而且远逾前人。他将朝廷与天下区分开来，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之说。其意若曰：你能对天下人有益，你做皇帝。否则，皇帝就该另请高明。他认为君臣名异实同，打击的正是封建文化赖以维系的" 三纲五常"。而" 三纲五常" 至少自汉武帝以来，乃是中国封建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其意义绝不下于《圣经》之在中世纪神学系统中的地位。黄宗羲兴新学先论君权，可谓"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黄宗羲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大体没有超过前人规范。但他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不切实际的弊端，却有颇具见地的批评。 黄宗羲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常常不如顾炎武，尤其不如王夫之来得更有气氛，其原因大约与此有关。 黄宗羲固有创见如斯，但他虽极言" 法治" 而未能真识其法，虽有新的君权观念，但未及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之见。他反对以农为本，看到旧的土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但他的医治方法却与历史的走向不甚合拍，他因为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只好想到" 井田制" 上去了。如此等等，都说明他是一位新旧时代大转变时期的过渡人物。他的思想发端于新旧之界，亦在明昧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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