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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里走，越觉得有些梦幻，仿佛穿越到尘封的一百年前。庭院深深，房舍俨然，院落成串，台阶上下，兜兜转转，来到号称“九十九间半”的二层王室楼宇前，那种王族气派、肃然气象扑面而来。进入楼上一个三间打通的大房间，这就是话剧研究所的大办公室。 从此，我的命运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紧密相连。 那是1989年，我刚刚硕士毕业，青涩、忐忑、内敛。回望那时的自己，如今的我像是在看一部戏，只是这戏有点长，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那一日，我去寻找自己的宿舍，随身带来的几大箱书籍总得有个着落。走回前院，看到两层灰色的简易楼，是如今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棚的样子：用铁架子固定，再用一寸厚的大型水泥预制板围拢，隔成10平米见方的一排小格子，格子前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这就是“筒子楼”。这座简易楼蹲在古色古香的恭王府里，就像一群长袍马褂中间，霍然摆了件鹑衣短衫。 小楼一侧的铁楼梯锈迹斑斑，踏上去“咯吱咯吱”作响，紧挨楼梯的小屋里有一张床属于我。简易楼实在是太简易，在我住进来之前就不知度过了几多寒暑，以致房屋之间的裂隙变大，要靠棉花、报纸、旧衣堵塞，毕竟比邻而居，有男有女，不拆墙就变成一家人也不合适。再有，就是简易楼完全不隔音，楼下住着一对小夫妻，偶尔听到一场家庭大战即将开始，却又很快偃旗息鼓，不然整个简易楼都听得见。偶尔有人用煤油炉偷偷烧个菜，那气味自动昭告全院，脸皮厚的人就可以蹭吃去了。 简易楼还有自己的“雅号”，不知始于何人，冬天人们叫它“耶路撒冷”，夏天叫它“萨拉热窝”。它的墙壁很薄，楼顶是一层铁皮，既不避寒也不隔暑。三伏天热得难受，我就跑到后楼的办公室看书。那时的夜是很黑很静的，院子幽深得有点像无底洞，有时看书忘了时间，半夜再走回前院。人们都说，恭王府后楼“闹鬼”，时有夜哭，开门却不见踪影。有人说看见过黑衣人，不是走路而是像云一样飘过去。一般人天一黑都不去后楼，那里黑魆魆的，总显得诡异，只有我这样的“傻大胆”没有恐惧。 简易楼里面没有水，洗漱必须去楼下水房，水房里总有男生只穿短裤冲凉，他们还比试着冬天里洗冷水浴。女生没办法，只好把水端回房间。寒冬时节，在陡峭的铁楼梯上往来运水，溢出的水就结成坚冰，冰面被踩来踏去，变得锃亮光滑。有时听着“咚咚咚”有人上楼下楼，那有节奏的脚步声突然变了音律，“轰隆隆”“哗啦啦”，末尾还有一声惨叫，准是连人带水滚下了楼梯，皮肉之苦少不了。奇怪，鼻青脸肿是有的，流血断骨却没听说。这只能归功于那时的我们都年轻，身手矫健，扛摔扛造。 住在前院，到后院上班，倒是很方便。我每天早半个小时进办公室，拎4个暖水壶走五六百米的路去打开水，把每一张桌子擦干净。我其实是话剧研究所的“小杂工”。这位说，把这本书按这个地址寄出去，我就乐颠颠地骑上自行车跑趟邮局；那位说，把这篇文章抄写一遍，我就找个角落老老实实抄稿子。 我觉得那些皱纹满脸的同事都很有造诣，那些年长我十来岁的人们都颇有见识；便是话剧研究所的六七个资料员，人家也都熟悉北京的话剧。而我呢，除了一张硕士文凭，什么都没有。便是文凭，好像也没什么用。我想要在这个“硕士拿笤帚扫，博士拿簸箕撮”的学术园地里立足，就必须咬牙坚持下去。我曾经说，我此生谈了一次恋爱结了一次婚，找了一份工作到如今。说的好听点，是一心一意一根筋；说的难听点，就是呆子傻子认一门。艺研院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书，在我看来这就是福分。足力所达毕竟有限，心力所及无际无边。 艺研院有很多可亲可敬的长辈学者。比如，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先生的办公室在恭王府西侧的小跨院，他可是毛主席表扬过的“小人物”，研究《红楼梦》的大学者。话剧研究所每有学术活动，他都到场，田本相所长叫他“希凡同志”，年轻人叫他“李先生”。 有一种说法，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有恭王府的影子，而天香庭院颇有几分像潇湘馆。那里有几丛紫竹，迎风兀立，在风雨之夕淅淅沥沥，大有“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愁绪，红楼梦研究所就在那里。美术研究所、电影研究所、戏曲研究所、舞蹈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和我们话剧研究所占据着一大溜王府主建筑“九十九间半”。西院有一座楠木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艺研院的重要活动都在那里举行。恭王府的后花园是不能随便出入的，有专人把门。红楼梦研究所有资料室在里边，我们就让张庆善所长开个路条，以查资料的名义跑进去看看。2002年艺研院搬迁，在离开恭王府之前，当时已经是院党委书记的张庆善想到后花园看看，被看门人拦下。他说：“我是张庆善。”对方说：“张庆善是谁，我们不管，不得进入。”张庆善转身找了纸笔，为自己开了个路条：“兹介绍一名同志到恭王府后花园查阅资料。”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看门人一看签名，立即放行。 恭王府门口有个小吃店，只卖褡裢火烧和小米粥，有一天在店里碰到一位笑眯眯的小老头，大家就坐在一起喝粥、聊天。等那人走了，我问刚才那人谁呀，旁人告诉我，那是副院长陆梅林，那可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大专家。 在院庆50周年的时候，我去虎坊桥看望老所长葛一虹，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他居然买了我写的所有的书，还很认真地读。他很平和，很亲切，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我才知道他离休后一直关心话剧研究所，以致我这样的一个后生晚辈，他也留心注意着呢。葛一虹先生是个随和、知足的人。他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得了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的三等奖，跟我说起此事，他很开心。田本相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也同时获得了三等奖，我是撰稿人之一。1996年夏，话剧研究所要举办华文戏剧节，节前要赶着出版几本书，我骑着自行车往出版社送书稿，不小心摔在马路牙子上，膝盖摔破了，还粘上了路面的沥青，接下来的事情很多，也顾不上处理伤口。后来伤口溃烂，又肿又疼。我不得不去医务室，医生说我再感染下去会出人命的。她把几支庆大霉素的注射液瓶子敲碎，把注射药液直接倒在我的伤口上，我腿部的肌肉由于疼痛而哆嗦，我看着伤口上的脓水直恶心。田先生那时候总是很忙，我也从来没说起过这伤是怎么来的。 因为中央电视台要做一部纪录片《新中国话剧50年》，邀请我做撰稿，我去拜访张庚先生，把拍摄提纲拿给他看，请他提意见。他予以肯定和鼓励，并且说，你一个小姑娘还懂得这么多话剧史。他在文案上做了一些修改，用的是铅笔字，他说再查查资料，改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擦去。 20世纪90年代的艺研院是其历史上的发展低谷期，因为收入偏低、人才流失，要学问还是要面包成了问题。老先生们依然做他们的学问，年轻人心思活络的就去参加各种兼职，那座王府仿佛也跟着败落下去。后来王文章先生来当院长，他重整旗鼓，凝心聚力，裁掉冗员，振奋士气。在他的努力下，2002年艺研院迁入惠新北里甲1号，有人说这是艺研院的“中兴时期”。王文章先生也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有一次研究生院开会，院长说奉王部长命令表扬我，我说我没做什么呀。院长说，王部长审看了所有的博士、硕士考题，说宋宝珍出题很认真，应该表扬。后来我才知道，每年的年终总结和科研报表，王部长都是认真看过的，因此他不在意别人在他面前说什么，对于院里的人们都做了什么，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2018年，韩子勇先生调入艺研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艺研院的各项工作进入新的阶段。2020年10月，在韩子勇院长的领导下，艺研院危楼改造，整体搬入来广营西路81号，办公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20世纪90年代正是经商下海的浪潮波起云涌之时，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生活空间的憋屈。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曾经想过离开艺研院，摆脱生存的艰难，也确实有几家单位向我伸出过橄榄枝，但都被当时的领导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回绝了。接下来的是不断压过来的课题，我必须面对、必须完成。我不是懦夫，骨子里还有倔强，既来之则安之，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并非毫无价值。我不敢说我选择了学术，因为这不免有自夸之嫌，事实上那时的我一派浑然，内心充满无奈和犹疑。可以说，是那条延伸的生命轨迹和工作行程，牵扯着我的足迹，一路向前。 90年代初，我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摸索阶段，参加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课题《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写作，后来又相继完成了《新写实戏剧》《中国话剧》《田汉评传》《澳门戏剧史稿》等书稿的部分编撰任务，完成了论文、评论上百篇，并且在发表后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在30岁的时候，我觉得要做些对得起自己的事，于是和陈美英合作，完成了学术著作《洪深传》。记得最后一章写到洪深之死，我曾伏案大哭，痛惜生命的短促和命运的飘忽，心里有那么多的不忍与不舍，仿佛洪深是一个精神知己，朝夕相处了很久，却在某一天被我的笔“写”死了。这一点经历很可笑，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因为从那一天起，我与学术研究之间已经跨越了一道鸿沟，从此，我不再是“写手”，论文也不再“被动地写”，而是我的心与研究对象主动交汇、融通，走向一个升华之境。我开始慢慢体会学术发现的快感，体会浩繁文字当中潜藏的灵性。 本文作者（摄于2002年6月）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待学术，登堂入室的大家从不言苦却常以为乐；相反，企望门径的学人却总因汲汲乎功名而心绪难平，时有抱怨之声。其实，学术事业是生命轨迹中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和人格本质的执着精神，学问与学术的价值不假外求，只在于求知的过程中，在自我感悟的心灵中。很多人正因为不谙此中真义，才在爱恨交织中把学问当成了经营。 理所当然，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情，讲究冷静的态度、资料的完备、睿智的学识、扎实的功底和坚韧的毅力。话剧艺术尽管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资料来源不准、观念模糊混乱等问题，因此有待重新搜集、归纳、甄别、分析。在戏剧史研究方面，我先后出版专著《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回眸》《残缺的戏剧翅膀——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世界艺术史·戏剧卷》等。在学术视野中，我重视历史与现实的互为对应关系，以史鉴今，以今溯史，为当今戏剧事业的蓬勃发展，探索思想资源，提供艺术启示。 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年来，我除了在戏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很下功夫之外，还特别注重戏剧理论的学习与自身理论素养的提高。《论中国话剧的审美现代性》是我在2003年6月完成的博士论文，试图运用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来解读20世纪以来，当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时，中国戏剧这一凝结了中国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内涵的艺术形式，它所具有审美现代性的特质，并从中厘清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到剧院去”可不是绅士淑女们的休闲社交，演的人辛劳，看的人也不逍遥。而作为一个职业的看戏者，无论是三伏天一地暑气，还是三九天朔风逆袭，戏剧在演，哪能不去？最心悸的是北京的交通拥挤，戏在那里马上开演，而人在车里一动不动，那种心躁、焦虑、忧烦的感觉是不大好受的。好在这些年北京地铁线路猛增，现在穿梭于地铁各线，我在庆幸之余也不免自嘲：为了看戏，把自己生生变成了爱钻地洞的“大耗子”。 人家8小时上班，其余时间是自己的，而我呢，白天上班，晚上看戏，回家还要做笔记。我自我安慰说，可以在剧场里感受生命存在、命运变幻的无数种方式，这福分还算小么？但是我的儿子在考大学之前，特别严肃地跟我谈，他说他决不考戏剧学院或艺术学院，因为他绝不能像我这样整天不顾家跑剧院。我曾经在那场罕见的雨夜，因为交通停摆而蹚着水半夜回家；我也曾在走出剧场后发现大雪扑面，一个人站在白茫茫大地上冻得瑟瑟发抖；我还曾为了第二天要上版面的稿子整夜赶写不眠不休。这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职责。有人说我笔头快，写得多，其实我想说，我是把人家发呆、闲逛、喝咖啡的时光，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 看戏是令人期待的事情。看到好戏忍不住兴奋，恨不得跟夜风、树木欢呼起舞；看到差戏，也没有理由像普通观众那样痛骂几句，只有低头沉思，琢磨哪里出了问题，回到家中，还得赶紧把心里所想记下来，不然隔不了几日，舞台上鲜活的印象就湮灭无迹。这可不同于影视，还可以到互联网上找片子。话剧讲究的就是绝不给影像，每一场演出都不同以往。“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每年要写话剧年度发展报告，戏都没看，还能写出什么？我写的剧评不可能全是好的、对的，但我对戏剧的态度是认真的，是真诚的。生命给我什么，我就享受什么。 众所周知，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是反映人的生活、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人的困惑与求索的艺术。正如曹禺先生所言，没有人敢说自己把人琢磨透了。那又有谁敢说自己把反映了人的戏剧琢磨透了呢？为了称得上“懂”一点戏剧，我得拼命地弥补知识储备的不足。比如看了悲剧《安提戈涅》，我得想办法了解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看了喜剧《悭吝人》，我得对古典主义时期国王和宗教的关系有所了解；看了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我得懂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思想史；看了具有思辩色彩的戏剧《哥本哈根》，我还得对数学中的测不准原理，物理学中的薛定谔的猫、波粒二象性有所认知。当代剧场，声、光、电的技术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有上不完的戏剧课……作为戏剧评论者，怎样才算够格呢？戏剧这列时代列车轰隆隆地启动了，而我呢，仿佛是只身赤足追火车，总是担心要是追不上了，那可怎么办呢？因此，不敢侥幸，不敢得意，不敢怠惰，更不敢以什么专家自居，只有老老实实，不断努力，认真地看，认真地写。 我不喜欢骂倒一切的批评家，这就像野牛进了瓷器店，大有摧毁一切的恣意；我也不喜欢奴颜婢膝的批评家，总想八方讨好，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我还不喜欢过度解读的批评家，只凭自己的意气，把人家戏里根本没有的意思引申得无边无际。观众看了戏，之所以还要看看批评文字，不是说等待批评家那一纸判词，而是期待着感知：哪些深意还没了解，哪些美妙还没发现，哪些意趣还值得咂摸？当批评者的旨意与观众的心思碰撞出火花的时候，那便是会心一笑的惬意。对批评家而言，我在看戏，看戏的人在看完戏后看我的文字，这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没有人愿意趋近一个散发酸臭味儿的垃圾桶，他们期待的是有人把他们领进审美愉悦的精神领地。 在话剧研究领域，我走过了很多路程。如果说那些前辈学者自有他们的交椅，我也可以搬出自己的小马扎了。我取得了一些荣誉，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自我显摆的勇气。我有过很多的挫折和无奈，也有不少的失误和不足。我害怕被指摘、被围观，人头攒动时我就想找墙角，希望有一棵隐身草。我心虚地认为，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我要努力做事情，才能对得起那些看得起并且希望我好的人。人生的路，我走得还算踏实。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有时候感到特别劳累，觉得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要崩溃，但是，我得给自己鼓劲，我得挺住。我是宋宝珍，一个有些木讷、不太聪明、不会来事却懂得认真、舍得吃苦、知道感恩的人。 昨天的“我”去了哪里？都在岁月里消失了吗？不会的，昨天的“我”成了今天的“我”。感谢艺研院赋予我的学术平台和良好机遇。感谢我的老师们，从小到大，直到如今，我所遇到的被称作老师的人都是正人君子。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容忍了我不整齐的资料书籍和非常态的起居作息。顺便也感谢一下自己吧，因为我一直不放弃，一直在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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