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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曾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唐长孺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11年版） 2018年12月15日，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举办《姜伯勤文集》编纂研讨会期间，笔者陪同老师朱雷先生、师母田苏华女士参观广州图书馆。在该馆九楼“人文馆”朱雷教授赠书专区前，朱先生告诉笔者中华书局1974年6月出版的标点本北齐魏收撰《魏书》第一册里有唐长孺先生用铅笔书写的一则未刊批注。 朱先生记忆力极好，很快找到《魏书》，并为笔者翻到《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七下》第173页。这里有一段记载：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 唐先生用铅笔将该处“董爵”二字之“爵”字圈上，并在页脚空白处从右往左写下批注一则： 本书《蒋少游传》作“尔”，《天象志》作“邇”。《北史·蒋少游传》、《册府》十三、《通鉴》一三八并作“爾”。三字为同音假借，实为一字。此处疑误。  经比照唐先生手迹，可确定这则批注是唐先生手书。《魏书》与《周书》《北齐书》《北史》等北朝四史，均由唐先生主持点校。“唐长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持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的点校，被誉为'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北朝四史出版后，被公认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他撰写或审定的北朝四史'校勘记’，是校勘与研究的有机结合，研究者受此启发，引发出许多新的成果。”（牟发松《唐长孺：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的完美结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29日第6版） 根据唐先生的这条批注，笔者查到《魏书》卷九十一《蒋少游列传》第1971页的记载： 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尒、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而《魏书·天象志四》第2427页却记载：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詔司空穆亮、將作董邇繕洛陽宮室，明年而徙都之。於是更服色，殊徽號，文物大備，得南宮之應焉。 唐朝李延寿撰《北史》卷九十《蒋少游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10月第1版）第2984页记载： 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又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齐纪·武帝永明十一年（四九三）”条第4341页记载：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徵穆亮於關右。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董爾”，《北史》作“董爵”。已卯，如河南城。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都邑一”（中华书局，1960年6月第1版，1982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48页）记载： （太和十七年）十月，戊寅，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始雒京。 唐先生的这条批注明确指出，上述记载中的“尔”“邇”“爾”三字为同音假借，实为一字，而《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七下》所记“爵”字应误。  （1995年9月武汉大学召开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期间，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前往唐先生墓地扫墓。唐先生的墓志铭由启功先生书写） 建设洛阳和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和摆脱鲜卑旧势力影响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学者们在引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七下》“太和十七年冬十月”的这条记载时，却径直引用“董爵”二字，并未察觉“爵”字是错误的。 唐先生生于1911年旧历六月初九。按公历，今年的7月18日是唐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日。今披露广州图书馆珍藏唐先生的这则未刊批注，既是为了引起学界关注，更是为了缅怀这位可亲可敬的一代宗师和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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