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老师的家

明日大雪飘 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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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8日，是张充和老师逝世五周年的祭日。五年来，她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但要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却又不容易下笔。左思右想，还是围绕着她的家，将一些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记忆，拾缀成文，寄托思念。这里说的“家”，不是指她的家庭，而是谈她居住的房子，以及她在其中的一些活动。

壹

1949年，充和老师随傅汉思先生到了美国。汉思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充和老师则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工作。十多年前，我曾到这个图书馆查资料，看到很多古籍函套上的题签，还是老师当年的手迹。1961年，傅汉思先生被耶鲁大学东亚系聘为教授，全家就从加州搬到了美国东部的康涅狄格州。此后，充和老师一直在耶鲁大学的美术学院教书法，直至1985年退休。1965年，威斯康辛大学麦迪生分校曾经邀请充和老师去讲习昆曲。也就是说，她曾经在美国的三所大学工作过。百度词条说，她曾经在哈佛大学等二十馀所大学教过书，并不是很准确。其实，她在很多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表演过昆曲，并没有任教。

张充和和傅汉思在北平，1947年

耶鲁大学所在的城市叫NewHaven（纽黑文），中文又译作新港。我认识充和老师的时候，她住在与新港接邻的NorthHaven，亦即北港。由于新港是一个人们更加熟悉的城市，她本人又曾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书，她在书法落款中，常常会写“书于美东新港”。我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小镇牛顿（Newton），属于大波士顿区，我在书法的落款中，常常会写“书于波士顿”，也是同理。

在美国当文科教授，生活没有问题，却谈不上富裕。汉思先生是耶鲁大学的正教授，收入也谈不上很高。充和老师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书法，不是全职教授，收入也不会高。所以，他们的房子既不大，也不奢华，就是普通中产阶级的住房。我曾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充和老师的日子清苦，为了接济生活，她把自己收藏的一套石鼓墨卖掉了。充和老师刚到美国的时候，经济确实比较紧张。但是，如果她只有一套石鼓墨的话，这套墨却是很晚才卖的，记得是卖给一个在日本的收藏家，那时，她的日子并不艰苦。无论是在耶鲁读书时，还是毕业后带学生去拜访老师，我都曾上手把玩过这套墨。所以，坊间不少关于老师的传闻，并不可靠。

充和老师的房子共有三层。一进门，对着门的是楼梯，右侧的墙壁上挂着她1948年在颐和园画的青绿山水条幅。一楼是客厅、餐厅、厨房，厨房外面有阳台。二楼好像有三间卧室，都不大，好像还有一个小办公室。二楼有一些书架，放着傅汉思先生和充和老师的书。我大概只在二楼逗留过两三次。其中一次是她找不到放自己书法的一个小纸盒，因为我曾多次请她把小纸盒拿给我看，她那时腿脚已经不利落，叫我到二楼帮她找。

楼梯旁的张充和青绿山水（作于1948年）

三楼是阁楼，那却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阁楼有两张床，另有单独的厕所，有朋友来，如过夜，也可以睡在阁楼。1997年，我到波士顿大学教书。大约每三四个月会去看她一次，开车单程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我一般都是早晨去，下午回家。如果要办的事比较多，我就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王如骏兄家过夜，从未在充和老师家留宿过。如骏兄的专业虽然是舞台美术，但是喜爱书法，经我介绍，也向充和老师请教书法。如果当天往返的话，开车接近五小时。我晚上容易失眠，下午会犯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就不太安全。所以，我通常会在午饭后，在阁楼上睡个午觉，然后开车回家。阁楼很安静，我在那里午休，即使楼下有访客，也不会受到打扰。阁楼也有一些书架，放着充和老师的一些书。她年纪大了以后，我曾向她要过一些书，其中一本是卞之琳先生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十年诗草》，封面是充和老师题的签。扉页没有签名，只有用红圆珠笔画的一个小圆圈。谁画的，不得而知；寓意为何，也不知。

贰

客厅在一进门的左边，大概有二十平方米左右。客厅有窗的那面，对着街道。客厅里面放着两个长沙发和两个单人沙发，长沙发前有茶几。临街窗口的沙发左侧靠墙的地方，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放着一些她经常翻阅的书，有昆曲的书，也有书画图册，也有一些她正在读的文史书和朋友们新送的书。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或书画。进客厅的门把一面墙壁隔成两段，靠窗的那段宽度大概一米左右，常挂着照片：挂过目前人们常能见到的她在昆明坐在蒲团上的那张照片；也挂过她和傅汉思先生1947年在北平恋爱时拍的照片。有时候也会挂一些书画：譬如说沈尹默先生1949年在她离开中国前送给她的一幅字；也挂过黄永玉先生送她的一张画，画的是水鸟。黄永玉先生因为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所以他写的上款是“充和四姑”。

曾挂在客厅里的沈尹默先生书法，这是1949年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礼物

连着门的另一段墙约宽三米，也挂过一些画。譬如说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先生为她画的兰竹。不过，挂的时间最长的，是晚明苏州画家孙枝的山水册页，画风淡雅，对题是张凤翼的诗。孙枝是文徵明的追随者，存世作品很少，甚是珍贵。这套册页后来转让给耶鲁大学美术馆了。

客厅内的壁炉正对着临街的窗子，上面有两米左右的墙，常年挂着中央美院刘焕章教授画的向日葵，很有装饰性。刘教授是沈从文先生的侄女婿，沈先生在画的四周密密麻麻地题满了字。

客厅壁炉上方挂的刘焕章先生的画，上面有沈从文先生很多题跋

在壁炉的左侧，有个柜子，柜子里面放着她的一些昆曲谱，还有一些录音带。壁炉右侧有个小书架，上面有两个大活页夹，里面有不少师友写给她的信，如钱穆先生、朱光潜先生、梅贻琦先生、俞平伯先生等写给她的信，有毛笔的，也有钢笔的，所谈多为艺术与学术交往，不涉及个人隐私。大概在异国，她翻阅这些信件，可以寄托对远方的师友的怀念；如有访客与她有共同的友人，也可以拿给他们看，共话往事。活页夹中，没有沈尹默先生写给她的信，她把沈先生写给她的信和字收在一起，放在二楼了。她应该是把这些信也作为书法作品珍藏了，因为写得实在精彩。

连着客厅的是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阳光屋，从客厅推开带有玻璃格子的门就能进去。里面有一架钢琴，听说是荷兰女王送给傅汉思家的。傅汉思是德裔犹太人，出生在一个学术世家，父亲和舅舅都是欧洲研究西方古代文化的泰斗。上世纪30年代，德国犹太人遭到迫害，舅舅去了英国，执教牛津大学，傅汉思随父母来到了美国，父亲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这架钢琴就一起带来了。傅汉思先生弹得一手好钢琴，充和老师擅长擫笛，听说他们合奏过，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德国人对音乐的热爱世人皆知，傅汉思先生遇到了精通昆曲和音律的充和老师，可谓遇到了知音。《张充和诗文集》里有篇短文，专门写箫。充和老师从童年时就会吹箫，她还练过小提琴和其他乐器。她有两个弟弟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一个是著名的作曲家，另一个原来是中央乐团的指挥，后来移民到欧洲去了，仍然从事音乐工作。她的祖上是官宦，父亲是教育家，到了她这一代，有做科学家的，做音乐的，做教育的，做文字工作的。

2007年张充和与老友朱继荣先生。透过玻璃门，可以见到阳光屋里的钢琴

小屋子里面还有一个锻炼用的走步机。充和老师曾向我提起，傅汉思先生原来每天都起得很早，大概四点多钟，一边在走步机上锻炼，一边读书，过着严谨自律的生活。他会十几种语言，能读能说能写的有九种。傅汉思先生去世后，我曾向老师要了一些傅先生旧藏的中文书籍，有些书上有他的批注，可见读书之细心。

小屋子里还有两个矮矮的小书架，放着充和老师的字帖。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邀请傅汉思先生访日讲学，充和老师随访。她在日本买了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共二百多册，充和老师就拿它们作为临习书法的范本。大约在2011年左右，她年纪大了，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每天临帖了，她留了几本平时经常临的字帖，其他的都送给我了。

有访客来，充和老师通常都在客厅和他们谈话。茶几上放着一册开本挺大的签名留言簿，人们去她家，不管是旧识还是新交，她通常会请你签名或写几句话。你下次再去，她还会请你签名。有些国内来客对此不太理解。有一次，我在上海见到一个有些名气的学者，他去耶鲁访问时，有人带他去拜访充和老师，老师请他题字。他跟我说，张先生也不能脱俗，因为她让我签名留言。这可真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其实，美国很多人家都有这样的留言簿。比如说，我的好友李慧闻博士（CeliaC.Riely），是研究董其昌的专家。他们家族在拍《金色的池塘》的那个斯夸姆湖（SquamLake）边上有一个很简朴的避暑房子，每年夏天，她都会邀请我和妻子去小住几日，聊天、游泳。我们每次去都会在签名簿上写一些感想，比如说，这次来见到了谁，谈了什么事，天气怎样，见到老朋友们很高兴，等等。这是美国的习俗。我每次去，都会签名或留言，或长或短。我会写今天我和谁一起来看充和了，充和给我们看了哪些作品，她精神很好……这个签名簿记下了哪些人在哪些时候来拜访过她。她的客人还是蛮多的，有美国的，有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不管你是个大学者，还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她都会请你签名。这本签名簿在她去世后怎样处理了，不得而知。我希望她的子女还保存着这个签名簿，有机会读读应该蛮有意思的，对研究她的生平也有文献价值。

叁

第一次拜访她，当然就是在客厅里和她谈话，看她的书画。后来我当了教授，经常带学生去她家看书画印章，通常也在客厅。如果去的人比较多，要看的书画也比较多的话，就会在餐厅，因为餐桌比客厅的茶几要大。

餐厅正对着客厅，面积不大，大概十平方米左右。餐厅对着街窗的墙上，挂着两张画，是张大千在成都给她画的，册页这么大，装在镜框中：一张是水仙；另一张是一个仕女的背影，画上的题款是“充和大家清属”。充和老师说，张大千是看了她的昆曲身段后作此画的。后来我发现，张大千在其他地方也画过类似的仕女（如果是真迹的话）。或许是大千先生将充和老师的身段作为仕女画中的一种范式了。这两张画下面有个一米高的木柜子。柜子上放着一些照片，记得她放过一张她在1949年和沈尹默夫妇合影的照片，也放过刘先女士送的一张在敦煌拍的张大千和一只大雁的照片。

张大千画的水仙图

张大千画的仕女图，一直挂在餐厅的墙上

紧挨着餐厅门的左右墙上面，也挂着书画。左边那张是她画在西洋纸上的一条蛇，装在画框中。这张画，收进了我编的《张充和诗书画选》。另一面墙上，挂着她的曲友杜鉴侬做的颖拓，颖拓也可以叫笔拓，就是用毛笔做出来的拓片效果，也装在镜框中。她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这件作品：

鉴侬工颖拓篆刻。在送我一个牙骨扇面上拓了古泉同古器皿，可惜矾重，都粉碎了。又送我一小横幅，是个绢面，左边是朱拓大齐天保造像，中间为一（商周铜器）卣，以石青金粉同墨混拓，一如熟坑青铜器皿。上下盖的印章，配合起来，愈看愈动人。有一章上刻“杜岑五十以后作”。现在算起来也有百岁以上了。（见《张充和诗文集》，第358页）

后来充和老师把这个颖拓的原件回赠给杜先生的后人了，原来的镜框里装上了这件颖拓的彩色复印件。

餐厅里有两个玻璃立柜，放着一些石头、印泥、墨，等等，也有一些瓷器。我在耶鲁读书时，美术馆的馆长叫倪密（MimiNeil），跟充和老师学书法，关系很亲密。她研究瓷器，有时会和充和老师一起逛古董店和亚洲古董集市，淘一些瓷器。1994年，倪密女士离开耶鲁，出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后来和比尔·盖茨的父亲结婚，改名为MimiGates。她是耶鲁大学董事会的董事，来新港开董事会时，不住在学校安排的酒店，而是住在充和老师二楼的客房，晚上陪老师说话。她还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为充和老师办过书画展，出了一本小图录。

在右侧的那个玻璃立柜旁，挂着充和老师抗战时期在重庆画的仕女画。画原先是南京的水利专家郑肈经先生的收藏，“文革”中失去。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充和老师购回。因为郑肈经先生已经去世，这张画充和老师就留在家中。上面有沈尹默、章士钊、乔大壮、姚鹓雏、潘伯鹰等的诗词。这是充和老师唯一的“人物画”，她曾写过一篇名《仕女图始末》的文章，怀念在重庆时交往的师友，感情深挚，十分动人。

张充和抗战时期在重庆画的仕女画

认识充和老师二十多年，在她的家中，从未见过她挂自己的书法。自己的字，她都收在二楼。有些早年的作品，是很小的小楷手卷，包好放在盒子里面，我们要看，她就从楼上拿下来。其中最精彩的是写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两个小楷手卷。1970年，傅汉思先生请饶宗颐先生到耶鲁大学访学，饶先生时常到充和老师家做客，见到这两个手卷，很是喜爱，曾问她是否能够相赠，老师婉谢。但是，她用小楷为饶先生抄了一本词集，词都是饶先生在北美访学时作的。

充和老师喜欢葫芦，自己种，并把葫芦风干，挂在餐厅的窗子旁。她曾送给过我几个新鲜的葫芦，最后都烂了，一个都没有风干成功。所以，一些看似不难的事，做好却不容易。她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到了美国之后，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但她还是努力地把生活过得比较有情趣。

由餐厅向里走，便是厨房。厨房翻修过一次，看起来蛮新的。我刚认识充和老师的时候，她快八十了，还是自己下厨。我曾在她家吃过她做的饭，大概只有二三次。一次是我到耶鲁大学接受班宗华老师面试后，和李慧漱同学一起在她家吃晚饭。还有一次记得是我离开耶鲁了，去看她，她请我吃饭，那次她儿子也在。充和老师厨艺不错，每次的菜都蛮精致的。她有个鸭子造型的器皿，把肉汤放进去，能把油撇去，倒出来的便是清汤。后来她年纪大了，不下厨了。我去看她时，就一起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吃饭。有时是我开车，有时是照顾她的小吴开车。后来她年纪更大了，行动不便，我们也不常出去吃饭了，而是小吴到中国餐馆买回来在厨房里吃。再简单一点呢，就是小吴从冰箱里拿出冻饺子煮，我们吃饺子。

张充和与白谦慎坐在临街那个窗子前的沙发上，2008年

小吴名礼刘，从2003年开始照顾充和老师，一直到她去世，与充和老师朝夕相处十二年。小吴有三个孩子。我记得从第一个孩子到第三个孩子，在没有上学前，都带到充和老师家里来，孩子的小床就放在厨房。有年轻的生命，张老师也很高兴，看着这些小孩子长大。

充和老师热爱昆曲，她写过一组《曲人曲事》（收入我编的《张充和诗文集》），可以看到她年轻时花了很多精力练习昆曲。她在美国，担任纽约海外昆曲研习社的顾问。小吴来照顾她后，她教他吹笛子，给她伴奏。小吴也会唱昆曲，耶鲁大学有一个昆曲社，小吴也参加的。

厨房外面是阳台。阳台上放着她种的花。她喜欢种花，而且园艺不错。比如说一种兰花，她送给我妻子两棵，妻子总是养不好，可她种的兰花就很好。她还喜欢收藏石头，到哪旅行，看到了形状有趣、外表好看的石头，就捡了带回家。阳台的围栏上面是平的，放着一些花盆，还有各种各样的石头。

阳台外，便是花园。美国东部住房和住房之间，通常没有围栏。但她却有个篱笆，篱笆旁种着花。她曾经写过一组《小园纪事》绝句，描绘她的花园，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当年选胜到山涯，今日随缘遣岁华。雅俗但求生意足，邻翁来赏隔篱瓜。”园内还有她种的“竹林”。

临池、作画、种竹、蓄石、唱曲……她在海外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人的爱好。

肆

由于数十年来一直上舞台表演昆曲，我认识充和老师的时候，她的腿脚非常灵活，走路很轻捷。但在2003那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年傅汉思先生病重，去世前的那个月，她一直在医院里陪着，晚上就睡在医院里面。由于年纪已大，长时间缺少运动，肌肉衰退，从那时起，她的腿脚明显地不如以前了，上下楼也越来越慢了。她上下楼不喜欢扶楼梯，每次看她上下时（特别是下楼），总担心她摔跤，所幸的是，她从没有在楼梯上摔过大跤。再后来，就住到一楼客厅里了。原来靠窗放沙发的地方，搭上了她的床。有个叫莉莉的马来西亚华裔妇女照顾她。她的生活基本就在一楼了。

过去她写书法好像主要在二楼。搬到楼下住以后，餐桌上常放着笔墨纸砚，她就在上面练字。她晚上如失眠了，就练字，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她练的字常常是不扔掉的，并会记下哪一天临。我们有时能看到“深夜临毕”，或者“凌晨几点临毕”。2020年春天，她的子女捐赠给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一些临作，这些临作中有她2011年临的《张黑女》，这时候她已经九十九岁了。

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卧床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床头放着一些她经常要翻的书，其中之一，便是我编的《张充和诗书画选》。书中的图片是专业摄影师柯尚拍的，他曾从充和老师学习书法多年，所以给老师拍照片从不收钱。略有遗憾的是，承办的印刷厂不会看美国的色调板，有些图片和原作的色调稍微有点差别。不过，总的来讲，印刷质量还是不错的。书的开本不大，年迈的老师可以拿在手里翻看。莉莉告诉我，她在床上最经常翻看的书，就是这本《张充和诗书画选》。这让我很感欣慰。这本书里收录了她不同时期的作品，跨度长达七十年，其中还涉及不少她的老师和朋友，能引起她的很多美好的回忆。

这张照片张充和常挂在墙上（柯尚按原照片翻拍）

充和老师逝世后，那座房子也易了主人。我和妻子曾在开车去纽约时，在新港小停，在马路边默默地望着老师的故居。我们不敢惊动房子的主人，他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这里曾经住着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一位“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傅汉思先生语）的女性。

2020年6月18日

（节选自《掌故（第八集）》之《充和老师的家》）

《掌故》

徐俊主编严晓星执行主编

简体横排

32开精装

978-7-101-15254-8

56.00元

内容简介

本集开篇，是张充和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白谦慎所撰《充和老师的家》，点点滴滴，深情自见。作为掌故爱好者共享的空间，《掌故》也自我期待能够如同张家客厅一般往来皆鸿儒，谈笑风生，触目琳琅。在第七集中，陈晓维曾钩稽出“高级古董商”白坚的一次东洋之行；在本集里，赵纯元又写出他所接触到的已易名为白隆平的晚年白坚，正可见同一人物的多维度。在日记里吐槽过白坚的收藏家周肇祥，史睿则以“西服辫子集一身”描绘一生形象，将其定位为“20世纪初新旧转变之际的典型人物之一”。同属“新旧转变之际”典型人物的，本集还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的辜鸿铭、改朝换代始终不倒的章士钊，以及左右历史走向的袁世凯。艾俊川揭出辜鸿铭鲜为人知的启蒙教育实践，胡文辉将章士钊“老虎总长”绰号的内涵与运用挖掘殆尽，孟繁之关注周馥在袁世凯从朝鲜崛起政坛过程中的作用，无不展示出“新旧转变”的特点，也为历史磨洗出更丰富的层次。

近现代学人掌故，向为本刊所重。谭苦盦考察孟森、郑孝胥交往的起起伏伏，细密精到；王培军以文言撰笔记二十则，意在“为心之悦”、“为眼之食”；华人德回忆季羡林、宗白华、魏建功、裘锡圭，李文澜回忆唐长孺、谷川道雄，沈建华回忆钱锺书、饶宗颐，均是亲历，笔下风采宛然。其馀如荣正一遗札中谈与姚雪垠的接触，严佐之以家族记忆结合文献重建近代琴人、曾祖开霁和尚的生平，宋希於追索瞿秋白《多馀的话》的传抄发表者及其政治背景，谢其章凭借《逸经》杂志抚今追昔等等，也都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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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老师的家／白谦慎

充和老师逝世后，那座房子也易了主人。我和妻子曾在开车去纽约时，在新港小停，在马路边默默地望着老师的故居。我们不敢惊动房子的主人，他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这里曾经住着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一位“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的女性。

先师白隆平先生轶事／赵纯元

我曾问先生黄宾虹的画如何，他说，以前在上海他便给黄说过，画不要画得黢黑。看来他是不喜欢的。张大千山水、人物、花鸟俱佳，但他说大千画的佛像眼神都像妓女。

周肇祥与北京琉璃厂（上）／史睿

周氏在清季着西装，入民国则倡国画、玩古董，迨日军入侵而迎降，晚节大亏，甚至他本人一生不脱旧式官僚面目，而其子参加共产党；民国时期的收藏同道和厂肆商称他吝啬刻薄，其夫子自道多以慧眼识宝而自矜，晚年穷途末路之时，唯一探望之人却是厂友马宝山，其人生可谓时时处处在矛盾之中。

辜鸿铭教蒙学／艾俊川

这些诗带有教化色彩，但表达的均是人类正常情感。可以说，在李元度塑造的诗教环境下，辜鸿铭为孩子们选的诗，闪烁着难得的温情光芒。

章士钊的绰号／胡文辉

周作人的这些“弦箭文章”，他由《甲寅》封面引出的“老虎”、“大虫”这些谑称，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舆论现场的火药味，也让我们更能明了“老虎总长”这个绰号的由来，以及这个绰号里所积淀的政治尘埃。

《多馀的话》馀话——“雪华”的故事／宋希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