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作者：冯·毛奇 编辑：马戏团长 全文约9500字 阅读需要25分钟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祗园精舍的钟声，诉说世事无常之理。娑罗双树的花色，昭示万物必衰之兆。骄者难久，宛如春宵一梦；强者遂灭，恰似风前之尘。--《平家物语》开篇诗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铁甲舰队，北洋水师无疑是全世界最具争议的海上作战力量。在他们殉国百年来，关于他们的争论从未停止，尽管大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但盖棺从未定论。 每当提起这支舰队，人们总是将他们将近代的丧权辱国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却在1886年做了一件即使按照现代网络标准都堪称大国崛起的大事儿：在日本本土大开杀戒，一度准备炮击长崎，最终让日本选择了外交让步，赔偿了更多赔款并负担北洋官兵的医药费。 如果将此事件将北洋水师的兴衰发展放在一起看，则更加的耐人寻味。 上国梦和下饺子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火种被点燃，随后，远道而来的皇家海军用舰炮打碎了3000年来的天朝上国美梦。 尽管没有爆发太大规模的海战，但英国人依然让中国人深刻体会到了为什么这300年会被称之为大航海时代。由于海运的便利性，数量少得多的英国人反而掌握了主动权，依靠皇家海军的机动性优势，英军如同精灵一般的沿着海岸线疯狂掠袭，从南海一路掠袭到了天津港。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军进攻路线图 此时担任天津海防，防卫京畿重地的八旗水师已经多年不习兵战，彻底丧失了战斗力，让英军可以从容登陆。而体量庞大的清帝国空有上百万大军，因为后勤和运输的落后，根本没法有效的集中兵力进行会战。  在虎门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关天培 而在陆地作战中，清军悲哀的发现在近现代军事科学面前，自己所谓千年的军事文化积累可笑的就如同野蛮人的鬼把戏。关天培将军不可谓不英勇，因为自己姓关，所以就身穿绿袍，手持青龙偃月刀，试图扮成三国名将关羽来激励士气，靠祖先的不测之威来暴打洋人，但最后落得一个身死国破的下场。 英军在攻下虎门要塞之后盛赞该要塞能够“坚守到世界末日”，也不知道真心夸赞还是对对手的嘲讽。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的场景 英国人也失望的发现，这些忠君爱国的清军精锐，战斗力甚至不如那些赤身裸体，手里只有长矛的祖鲁人。至少祖鲁战争造成了英军1727人阵亡，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军支付出了不到70人阵亡的代价就击溃了这个人口超过4亿的庞然大物。 英国人在战前演讲中声称自己将深入“伟大的罗马”都未曾深入的地区进行一次跨时代的远征，进行一场光荣的战役。结果到头来却发现，这场战争就如同后花园打猎一样轻松。 最后这场一边倒的战争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的同时也开放了五口通商，彻底打破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小农经济体制，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法国胸甲骑兵与矮小的卡尔梅克骑兵搏斗的场景，足以反映欧洲战马高大的优势 而在十几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这样滑稽的一幕又重演了。 事实证明，清军之所以会败北，不光是枪炮落后，更是在组织技术、战术、训练体系上全方位的落后于西方。这一点在1860年9月21日的八里桥战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英军的孟加拉枪骑兵和本土骑兵部队就算不靠枪炮，也能对清军的蒙古马队进行降维打击。 英军骑兵经过了近代严密、科学的训练，可以在高速冲锋中保证队形的完整，以更加密集的队形接敌，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宽度上，蒙古骑兵要面对数个英军骑兵。 就算是单挑，英军也能依靠精湛的剑术砍下蒙古骑兵的马嘴让敌军马匹失控，或者把锋利的剑刃送入蒙古人盔甲的缝隙，而近代育种学带来的马匹肩高也让英国骑兵在肉搏战中对骡子一样矮小的蒙古战马取得了巨大的高度优势。 提起这些在中文网络上被吹为骑射无敌的蒙古马队，英国人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很灵活，不太好抓，但是抓住了就没有任何威胁。最终，英法联军以5人阵亡的微小代价就击毙1200清军，击溃了清朝超过2万大军。  八里桥战役中发起进攻的英法联军 尽管此时的朝廷里，儒家士大夫们依然慷慨激昂的讲述着“用夏变夷”的宏伟理想，甚至还有人重复着“洋人没有中国茶叶，就会便秘而死”的大国战略。 但高层显然无法再自己骗自己了，因为再骗下去，保不齐哪天自己就人头落地。而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李鸿章、曾国藩也都清楚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 1861年1月11日，清帝咸丰批准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正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同年11月20日，东西二宫皇太后通过政变上台，开始垂帘听政。手握大权的两个女人同样认识到了富国强兵，建造现代海军的必要性，随后任命曾国藩总领两江总督，在安庆建立内军械所，开始招募奇人异士来建造属于自己的蒸汽轮船。  “黄鹄”号轮船模型 1862年4月，应征而来的徐寿等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蒸汽轮船的建造尝试。由于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蒸汽机和轮船的制造经验。所以徐寿等人先从收集资料，建造蒸汽机模型开始。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尝试，终于建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该蒸汽机气缸直径1.7寸，每分钟转速240转，于7月30日在曾国藩的监督下进行了第一次试车。又经过了2年的努力，先后制成了中国第一艘暗轮蒸汽船，第一艘明轮蒸汽船，到了1865年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艘具备使用价值的蒸汽轮船--“黄鹄”号。 该船重25吨，长约55尺、最高时速约22华里。部件中除了主轴、锅炉、气缸等核心部件外基本都是国产，单价高达8000两纹银。1865年，江南关道丁日昌和原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人集资4万两白银买下了如今上海虹口区的旗记铁厂，随后被李鸿章改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为了近代最重要的海军船厂和军工厂之一。 洋务派的另一位大将--左宗棠也不甘人后，于1866年12月23日开始筹建福建船政局。经过三年努力，于1869年建造出了第一艘“万年青”号轮船，尽管期间一直受到保守派的抨击和阻挠，但各大洋务大臣还是坚持建设造船业。到了1874年，经过5年努力，福州船政局已经建造了16艘轮船。  入侵台湾的西乡从道与斯卡罗的合影 但热火朝天的造船运动仅仅持续了10年就被尚未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人浇了一盆冷水：1874年5月，日本军在维新元老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的率领下入侵台湾，虽然未能占领台湾，但也再次撼动了清朝的国防战略。再加上阿古柏侵犯西域在内的西北边陲，引发了湘军收复新疆之战，也让洋务派内部产生了分裂。 经过10年血战，成功收复天山，左宗棠则提出了在西部多修要塞防卫西部边境的“塞防论”。而李鸿章则认为帝国财力有限，如果在西部修建要塞群，防卫西部边境，每年要耗资300万两白银防守一堆鸟不拉屎的空地，根本没有意义。所以坚持自己海军强国的“海防论”。 经过多年争论之后，1875年支持海防论的恭亲王发布上谕，称“海防关系要紧，既为母亲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终结了多年的争论，确立了发展海军的优先地位，也提出了同时建设北洋、南洋两支海军舰队的两洋并进战略。1875年5月30日，西太后颁布谕令，批准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 在争论中获胜的李中堂并没有被胜利所冲昏头脑，再过去的台湾事件、平时的巡海行动中，国产轮船暴露出了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所以尽管有“阿斯本舰队”的前车之鉴，但是李中堂还是下定决心，要进口西洋主力舰来建设北洋海军。 在1874年10月，李中堂派遣了自己的英国使者彼得曼会见英国公使威妥玛，商量采购英国战舰的事宜。随后李中堂又和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商讨应该购买什么军舰，这位对海军压根一窍不通的商人表示应该购买被称之为蚊子船的英国新式炮艇，该船体积小却安装大口径火炮，航速较快，是“攻守利器”，随后北洋海军就出资45万两白银，购买320吨、440吨两种炮艇舰各2艘，各省总督为了本省的防卫和缉私也花费150万两白银购买了11艘炮艇，掀开了中国海军重新购买西洋舰艇的热潮。 但建设海军从来不是买买买就能搞定的，因为此时不论是赫德还是李鸿章都对海军缺乏最基本的认知，根本不知道购买什么的军舰才是好军舰。等炮艇到手之后，才发现这些小船的主炮无法转动，只能对准正前方开火，想要校准就得移动艇身，而且快速性、续航力都非常差，只能防守港口，显然无法满足李中堂和大清王朝的海军梦。 而赫德的助手金登干更是很离谱的称“铁甲舰已经过时，以后是快速无防护巡洋舰的天下了”，又忽悠李中堂购买了“超勇”、“杨威”两艘1350吨，2400匹马力的无防护巡洋舰，直接被章斯敦骂成了“骗人的玩意儿”。  清朝从英国购买的“超勇”号无防护巡洋舰 幸好当时北洋海军中还有沈葆桢、刘步蟾这些明白铁甲舰重要性的明白人，自1875年就不断提议购买铁甲舰，李鸿章一开始因为南北洋的纷争，害怕铁甲舰落入南洋之手而一直否定这一提议，以至于沈葆桢在去世时还留下一定要购买铁甲舰的遗言。 经过5年的漫长争论，1880年北洋终于决定购买铁甲舰。于12月2日向德国订购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第二年夏天，大清再次从德国订购了“定远”的妹妹--“镇远”号铁甲舰。北洋海军的军购建设也终于走上了正轨，李中堂也随即提出了必须购买10艘铁甲舰，将来达到30艘总数，在20年2140万两军费的庞大军费支出和李中堂的努力下，北洋海军获得了大量新式西洋舰艇。 截止长崎事件发生前后两年的1887年，北洋海军已经拥有7220吨级铁甲舰“定远”、“镇远”作为最强主力舰，除此之外，还有2艘2900吨级装甲巡洋舰“来远”、“经远”，2300吨级防护巡洋舰“致远”、“济远”、“靖远”，以及上文提到的“超勇”、“杨威”、“广甲”三艘无防护巡洋舰，总吨位达到36766吨，堪称亚洲第一，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下饺子海军。  北洋水师的骄傲--定远号铁甲舰 如果大清有贴吧、微博和知乎的话，大清网民一定会在论坛上骄傲的讨论着北洋水师的新船和吨位。还会诞生诸如“定远”号领先英国皇家海军百夫长级二等战列舰20年，皇家海军不增大防护面积搞装甲巡洋舰是落后于时代，咱大清对“定远”号的改装超出了德国设计师的想象，大清苦味酸装药比法国人还先进，已经适用于下一代战列舰等等奇怪的观点，总之就是咱大清的海军衙门比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海军加起来还懂海军就是了，就差派个太监去给皇家海军当监军，让他们好好学习下大清海军文化的博大精深了。 晚清外交的一次胜利 当命运的指针指向1886年7月，中日两个宿命中的对手终于开始第一次对决。 这一事件的起因还需要从1885年的4月说起。当时英国因为入侵阿富汗而和征服中亚的俄国爆发了直接冲突。俄军已经占领了距离阿富汗咫尺之遥的莫夫，两国在西亚-中亚一线剑拔弩张，一度有开战的架势。  巨文岛的地理位置 为了转移俄国的注意力，保证西亚殖民地的安全。英国皇家海军于1885年4月15日占领了朝鲜海峡的巨文岛，挡住了俄国舰队南下的通道，随时可以北上威胁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俄国也相应地反应强烈，声称如果英军不退却的话，就也要占领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永兴湾。 列强之间在远东的斗法，自然引起了中日两个东亚小国之间的连锁反应。当时的日本一直将朝鲜作为自己扩张和击败中国的主要跳板，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日本极度担心俄国会趁机占领对马岛、济州岛，甚至整个朝鲜半岛，最终让日本永远失去控制朝鲜的机会。 虽然当时的日本因为1885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拥有了对朝鲜事务的武装干涉权，但是当时的日本尚且没有完成备战缺乏足够的能力干涉朝鲜。于是，日本想到了借助朝鲜宗主国--清朝的手来抵抗俄国侵略，实现祸水东引。 1885年7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在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外交大臣井上馨所拟定的《朝鲜办法八条》，承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请清朝出兵阻止俄国占领永兴湾。而此方案则正中清朝下怀，因为朝鲜是中国的西大门，不仅是重要的藩属国，更直接威胁到京畿出海口渤海。因此，清朝第一时间就不断与俄国、英国提出严正交涉，并派出北洋水师的6艘主力舰由丁汝昌带领，巡航朝鲜威慑俄国。 但无独有偶的是，当时的定远等四艘主力舰正好需要维护上油，而中国国内正好没有建设好能够容纳定远号的大型船坞，因此定远四舰选择在日本长崎进厂维护。这也就为之后的长崎事件埋下了伏笔。 1886年8月9日，丁汝昌率领的北洋水师抵达日本长崎，定远舰随即驶入三菱长崎造船所进行例行维护，而水兵们也难得可以上岸歇息，感受下异国风采。 但就在他们到港4天之后的13日，上街购物的清朝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口角，随机爆发了大规模的斗殴事件。最终导致清军1人轻伤，日本警察1人重伤。但丁汝昌并没有因此就对水兵进行禁足，依然允许他们随意上岸，因此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械斗事件。 壬午事变中坐船逃离的日本公使馆官员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反华情绪的最高峰，从19世纪70年代台湾事件开始，中日的摩擦就不断发生，由于日本在台湾事件中白得了50万两白银的补偿，所以日本朝野都产生了对清朝的轻视态度，1879年日本又成功兼并了琉球国，更加剧了这一轻视态度。 随后，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事变，清朝的迅速出兵，让日本失去了干涉朝鲜的绝佳机会，1884年12月，日本扶持的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趁机占领皇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借助日本势力去驱逐清军，但随后也被清军瓦解。 这一系列事件让日本对清朝的轻视态度迅速变成敌视，全国上下都弥漫着强烈的反华氛围，这也为第二次大规模械斗惨案的导火索之一。 长崎事件中与日本人械斗的清朝水兵 在第一次械斗的两天后，1886年8月15日，周日。清军200多名水兵再次上岸，尽管丁汝昌严令水兵不允许携带刀枪武器，而且派遣了12名头目负责管理，但惨案还是发生了。 日本警察仿佛早有预谋的将水兵堵在街道中央，随后引出大量日本武者和打手，和水兵展开了大规模斗殴。参与斗殴的水兵约有五十多人，但日本人却多达300多人，手持砍刀、棍棒疯狂殴打清军，还有妇孺老幼也站在屋顶上用石头怒砸清军。 双方从上午8点一路打到了11点，经过三个小时的混战，清军被打死8人，42人受伤，而日方只有2人死亡，27人受伤。很明显北洋水师这群架没打赢，但没关系，下一步该外交官出马了。 长崎事件中停靠于日本长崎的定远号战舰 在大规模流血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8月16日，日本政府就迅速将情况通报给了清朝驻日公使徐承祖，在得知本国官兵伤亡惨重之后，徐承祖也很迅速的向日本提出了数条合理要求：会同提督丁汝昌秉公查讯究办肇事人员；电饬长崎日警不得再与中国水兵寻事争斗。为避免事态扩大，他也立即致电长崎理事蔡轩，要其嘱咐丁汝昌，应严饬士兵，不得再与日警争闹。 随后，徐承祖又第一时间电报通知李鸿章，深懂国际法的他，明白这种涉外事件应当按照法律来进行解决，于是请求李鸿章也按照法律程序，聘请英国律师来作为中国辩护律师，一切公开透明的处理，而李鸿章也深以为然，并立即照办。 清朝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 但徐承祖在随后和外相井上馨、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青木同藏的交涉中却屡屡碰壁。因为日方坚持责任全在中方，日方拒不接受抚恤责任。 此时的李鸿章只得请出自己幕僚中的伍廷芳来处理此案。他是清朝第一位法律博士，自费留学伦敦大学学院学成归来，并在香港担任律师多年，具有丰富的司法操作经验。 他根据自己法学知识判定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刑事案件，应当按照国际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并提出了三种交涉方式：其一，两国委员会审。如彼此吻合，意见无异，即可照其申文饬办施行。其二，由两国政府分别与两国驻外公使结案。如果会审委员会意见参差，即由日本政府与中国驻东京大臣详细会商。如再有不合，或由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北京公使商办，或令该驻京公使赴津与李中堂(李鸿章)会商，均须将该案全卷、两造供词，细为研究，平心论断，方昭公允。其三，延请友邦谙悉各国刑事名律法大员调处。如果中日两国协商，意见分歧难合，就应延请友邦公正大员调处。倘若两员调处意见仍是大相径庭，再由该二员公请一评理之人评断。假如以上三种方案全部失败，伍廷芳建议就应撤退使臣，断绝邦交。 随后，日本聘请英国律师科尔沃和美国律师典仪生作为辩护律师，清廷则聘请英国律师担文。由徐承祖、井上馨领导的中日委员会围绕取证、过错、抚恤金等问题展开了数十次激烈辩论，仅徐承祖就和井上馨、陆奥宗光进行了10次交涉，随后两国委员会在1896年9~12月三个月时间内进行了多达三四十次会谈。 尽管9月下旬的证据已经证明日本方面存在明显过错，但是日本人依然拒绝承认，并拿“恐有失和”影响两国外交关系作为威胁。 最终，忍无可忍的徐承祖在11月24日致电李鸿章，认为谈判已经没有进展的可能性，应当立即与日本断交。而担任北洋水师总监督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要求长崎警察局立即释放拘押的清朝水兵无果之后，甚至准备下令炮击长崎，当时的4艘战舰的炮弹都已经装填，随时可以发射。 停靠在日本长崎的“镇远”号战舰 当然，这都是气话，毕竟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大清是不可能再和日本断交，挑起第二场战争的。但是谈判已经无法进行，于是李鸿章在12月底下令让徐承祖停止谈判，停审此案。 这一举动反而大大出乎了日本人的意料，井上馨多次提出会谈也都被徐承祖严词拒绝。此时，日本正忙于和中国进行修约活动，试图扭转一些外交地位，并且如果中日长期对立，不利于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活动，很可能会让俄国趁虚而入，占领朝鲜半岛。 权衡利弊之下，日本于1886年12月21日，就长崎事件的事后处理问题召开了御前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井上馨、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国务大臣都参与其中，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也没有拿出最终意见，但由于英法德等列强的居中调停，日本突然于1月28日，宣布接受德国驻日本公使何理本的调停建议，承认自己的过错并根据伤亡人数多给补偿。 时任日本外相井上馨 1887年2月3日，井上馨、青木同藏与徐承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最终确定了长崎事件的解决方案：日本全面让步，给予更多赔偿。日本应付中国52,500元。其中士官1名，6，000日元；水兵7名，每名4，500日元，合为31，500日元；废疾6名，每名2，500日元，合为15，000日元。中国应付日方15，500日元。其中：警官1名，6000日元；警察1名，4，500日元；废疾2名，每名2，500日元，合为5，000日元。另外，水兵在长崎医院的治疗费由日方垫付，计2,700日元。 至此，长崎事件以清朝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北洋终曲 在外交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让清国上下洋溢在一片赢麻了的气氛中，再次做起了上国美梦，认为日本不过是撮尔小国，不足为虑。 时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也认为北洋水师声势已壮，连李中堂也认为北洋水师已经强大到可以拱卫京畿重地，渤海海防已经不足为虑的地步了。在这种骄傲自大的气氛中，北洋水师的装备更新彻底停滞。 在随后的甲午战争大放异彩的“吉野”号巡洋舰 而另一侧的日本，则掀起了大造海军的狂潮。 3月14日，明治天皇发布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提出了社会各界缴纳海防献金的要求，并先交出30万內帑作为献金来建设海军，而伊藤博文首相也以身作则，并在鹿鸣馆召集官僚踊跃捐献。 在建设海军的热潮推动下，仅仅半年时间就筹措了203万日元的献金。除此之外，日本又大量发行公债为海军筹措军费，仅1886年就筹措1700多万日元。这为日本海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联合舰队于大东沟海战重创北洋水师 随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在伊东祐亨中将的统帅下，日本联合舰队只用了短短三次会战就将不可一世的北洋水师打的灰飞烟灭，丁汝昌等高级将领带头自裁以谢天下。 这其中的故事和细节都值得另开一文好好叙述，所以在本文的最后，笔者着重对北洋水师的兴衰进行一些总结。 1.也是本文的核心主旨，所谓的强硬外交永远只是表象。要是谈判桌上放两句狠话就能实现大国崛起，那为什么不找个贫民窟的黑人当外交官？人家不仅会英语骂人，还能编成RAP给你唱出来； 2.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尤其是海军更是严重依赖地缘政治和外交。这一点在甲午战争虽然不明显，但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却体现的淋漓尽致。如果没有英日同盟，那么联合舰队连更新舰艇的途径都没有，自然不会有日后辉煌的对马海战胜利。为了一点谈判桌上的面子，而选择和可怕的对手对立是非常愚蠢的； 3.关于慈禧皇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谎言。因为醇亲王挪用的并非北洋海军的军费，而是它上级的海军衙门临时筹措的海防捐、海军巨款等费用，与其说是挪用公款，不如说是集资诈骗。需要注意的是海军衙门并不是个专供海军的专业部门，其权力涵盖铁路、电报等诸多方面。其经费也不全是北洋水师的军费。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每年拨付给北洋水师的经费额定是200万两，实际因为执行问题，能到账的只有100万左右，而北洋水师每年的维持费用都超出这一数字。之前醇亲王为了修园子所筹措的海防捐、海军巨款本身就不属于北洋水师，只是以海军名义筹措的捐款而已，类似一种特殊国债，自然不存在挪用军费这一说，实际上北洋海军每次购买舰艇的费用都是临时申请的特别拨款，不可能光靠每年百万两的军费来购买。真正扼杀北洋海军进步之路的是1888年之后，户部尚书翁同龢严令禁止海军再采购新式军火。1894年李鸿章再次上书请求购买军火，也仅仅换来一句“该衙门知道”的红批而已。 4.纵观北洋海军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里面充斥着外行指挥内行。从最早把浅水重炮舰吹成“攻防利器”，再到后来莫名其妙的觉得铁甲舰没用，得买无防护巡洋舰等等，后来又逼走了琅威理总监督，无一例外都说明清朝建设海军一开始就缺乏合理、正确的概念与规划，政治大于实战； 5.关于海军吨位的第一个问题：吨位并不是一切，关键还得看战备状态。在甲午战前，李鸿章的奏章中就明确指出，北洋水师只有8艘舰艇可以出战。分别是铁甲舰“致远”、“镇远”，巡洋舰“靖远”、“经远”、“济远”、“来远”、“平远”、“致远”5艘而已。因为超勇、杨威两艘巡洋舰已经过于老旧，威远、康济、敏捷三艘舰艇只能用作训练水兵。由于北洋水师平时巡航任务繁重，所以大部分舰艇的动力系统急需更换，但每次上奏都没有下文。而联合舰队能随时出动的舰艇则多达31艘，其中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11艘，炮舰17艘，远远超过北洋水师，这比单纯的统计总吨位更有说服力。 6.海军吨位的第二个问题：单纯的吨位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尽管日本联合舰队总吨位超过北洋水师，但实际上在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出动了14艘舰艇围攻日军12艘，吨位差距并不大，真正差距大的是火炮和航速等性能差距。日本拥有5门152mm速射炮，33门120mm速射炮，而北洋水师分别只有0门和2门，日本处于压倒性优势，平均航速上，日军也要高出4.5节，能够有更大的机会抓住清军弱点进行突击。 从特拉法尔加到中途岛，海军一少胜多的战例不胜枚举。萨克斯元帅说过军队永远是质量大于数量，这一点在海军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不要幻想下饺子能下死对手，实际上哪怕是太平洋战争，美军也是兵力劣势下就扭转了战局。尤其是现代舰艇不论是雷达还是VLS安装都需要专业厂商负责，即使是黄埔这种海军主力船厂也得靠友商来调试雷达，自己连调试的能力都没有。就别指望民船厂能够战时下饺子了。（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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