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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苏待仕而估的这一年，一个39岁的江西中年男人受召入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大概相当于国家财政部的秘书长官。此人虽然官微，然言却不轻，名声亦早已震动朝野。早在两年前，即嘉祐三年，此人任提点江东刑狱（类似南京市检察长/司法局长）时，曾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建言国是。在这份提案中的很多内容，颠覆了暮气沉沉的官场认知，针砭时弊，直指国家在财政、世风、国防等三个方面的症结所在，恳请皇帝施行改革，启用人才。正是这篇激情澎湃、气势磅礴的万言书，成为了北宋的一道分水岭、转折点，由此而后，自太祖开国，太宗夯实，真宗守成，仁宗修养而来的升平国势戛然而止，这也算是后话。而这份万言书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文思泉涌、一身浩然、不拘小节的拗相公——王安石。苏轼一生的漂泊坎坷，虽然不能说全由此人，但至少是因此人而起，随后的一系列贬谪遭遇，也大都与此人有着微妙的联系。王安石进京后，欧阳修出于对苏洵的赏识，希望他结交名士，但遭到苏洵的拒绝。据说苏洵有一篇著名文章《辨奸论》，其文直指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其时王安石尚未掌权，但其改革观点已经初现端倪。说起来，苏轼的父亲苏洵在识人方面，真是很准，这一点上，苏轼却没有遗传老父基因，一生中很多次吃亏都因交友不慎。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让苏王两家从此交恶，后来苏轼仕途上升期的几个关键时刻，都被王安石刻意压制，虽然一方面是二人政见不同，但不能不说，其中也有此前成见的缘故。我最初了解苏轼生平时，对于王安石其人有着浓浓的恨意，只知此人不近人情，对苏轼百般刁难。但在全面了解之后，却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北宋以文人治国，一直到王安石、司马光这一代掌权者之前，政治的主流都是清澈的，虽然也有党派，但各派皆以君子之行操政。直到了司马光下野，从前攀附王安石的那些小人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才把这大好河山搞的乌烟瘴气。王安石其人，从人品、学识到抱负，本是一等一的大人物，否则也不可能被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而在他之后的几位北宋当权宰相，尤以章惇、蔡京之流为首，小人嘴脸，却又大杀四方，蔡京虽也才华横溢、书法一流，却因其官行卑劣而遭后世唾弃。王安石一生最大的败笔，其实不在于新政变法本身的失败，而在于他启用了这样一大批他自以为的青年才俊，实际上的蝇狗之类。王安石在官场上有一个绰号“拗相公”，其人性格实在执拗。话说他任群牧司判官时，有一个同样大名鼎鼎的同事叫司马光，二人共同的顶头上司是包拯。有一次包拯邀请属下一起赏花饮酒，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喜欢喝酒，但司马光碍于上司的面子，勉强喝了一点，可到了王安石这里，却是一点也不给领导面子，任包拯怎么劝，他就是滴酒不沾。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一文中，向朝廷力荐四位才学文章俱佳的贤达之士，其中就包括王安石。欧公不愧为当世伯乐，这份名单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包拯，以及后来元祐时期的宰相吕公著。王安石时任群牧司判官，群牧，就是国家征用的马匹，这个官职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交通部下属车辆管理司的秘书长。伏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瑰，静默端直，外柔内刚，学问通达，似不能言者……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故相夷简之子，清静寡欲，生长富贵而淡于荣利，识虑深远，文学优长，皆可过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顾问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难得之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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