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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才高八斗的史学巨人,一个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一个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一代文豪。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三个大文豪间的友谊颇为引人注目，三人都是才华横溢且名扬于世的高士,一度是互相倾慕的好友。 顺便提一下：范仲淹（989－1052) 包拯（999—1062） 欧阳修（1007－1073） 司马光（1019－1086） 王安石（1021－1086） 苏轼（1037－1101） 以上对比一目了然，这些名人大家都是可以说是同属一个时代。 而王安石初入仕途则有欧阳修等人推荐。 说些题外话（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我们除了曾巩不太熟悉外，其余五人都是“好哥们”其中还有三个是亲哥们。） 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 司马光于1038年中进士，时年19岁；王安石于1042年中进士，时年21岁。 司马光比王安石长两岁，都曾在包拯手下为官。两人才华横溢，且相互仰慕，一度时期是互相倾慕的好友。然而后来，由于不少人对历史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简单地把司马光当成让人沉默的“保守派”，把王安石当成改革的先锋，大加赞叹。 就像我，一直以来，简单地把司马光当成老顽固而从不对他的历史加以研究甚至光顾，以至于他在我的心中，始终是一片空白。可是后来，我终于对这位天才的大文人肃然起敬，对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进行了重新审视。 在朝堂上因为改革争锋相对，互不相让，但是下了朝大家还能坐在一起喝酒、吟诗作对。这份情谊是古今中外世皆少有。 王安石 可以称得上，好基友一辈子： 有一天群牧使包拯请这三个人喝酒，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都参加宴会。大家想想这四个人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也足见当时的盛况。 包拯端起酒杯敬酒，苏轼是出名的大酒鬼，看到包拯敬酒就特别高兴，一口就干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都不大喝酒， 但是司马光，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不得不喝，勉强喝了点，而王安石性格非常的硬所以就瞅着那酒杯一动不动，说不喝就是不喝，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 变法内容 这就能通过这件事看出这三个人的性格特点：苏轼性格豪爽（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清楚）、司马光圆融（圆滑，不是贬义词）、 王安石耿介。 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还有一句名言他说：“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大意是:祖宗的成规不足以效法，天象的变异不足以害怕，人们的议论和攻击不足以忧虑。这在王安石身上就变成了：“老子什么都不怕，老子就是要变法”。 不过王安石这种过于刚直、耿直的性格，很难再官场，尤其是中国儒家式社会不能长久的待下去，很不利他在官场的行动，也很影响他的变法。最终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作为后起之秀，苏轼一开始便成为颇受赏识的人物，顽固派赞赏，改革派也羡慕。 但是——在政治上，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被贬。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讽刺新政。而后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当权，欲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以致又被―贬再贬，流落岭南海南。 年轻的苏轼受司马光等的影响，也一度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神宗赏识苏轼，想提拔他，不想王安石宰相一句话便断送了他升迁的机会。另外苏轼也实在应付不了朝廷里复杂的政治斗争，苏轼终于请求到地方做官，神宗说好了让他去杭州，可到王安石宰相那儿却成了安徽。 苏轼也曾常常嘲笑王安石，而今在民间还流传着好多笑话。按理说，这样势不两立的人，一定会斗得你死我活吧？然而错了，当苏轼因“乌台诗案”招来灭门之祸时，确因王安石一句话而保住了他的性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王赏识他，爱护他，喜欢他，所以关键时候就会保护他，尽管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政敌，可是他们“敌”的是政见，而不是人格和才华，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君子！ 王安石退下来后，苏轼曾经去拜访了他，这一拜不要紧，两个人才发现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东西要交流。他们彼此重新认识了对方，相互对对方的才华和人品有了真正的了解。王安石曾慨叹说，不知道从此几百年后才会再出苏轼这样的人才。 当然苏轼也从此认为世上真正有才华的人是王安石。因为他的一首藏有两个典故的小诗从来无人能够识透，而王安石，这位曾经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却经常让他嘲笑的前辈，竟然一眼就看出了其中奥妙，从此苏轼再无异议。 君子的优点就在于，不管对方能不能成为朋友，他总是能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并且从不避讳自己对对方人格魅力和才华的欣赏和仰慕。王安石死后不久，司马光也因积劳成疾，长眠于黄土之下。这一对伟大的君子，从好友到政敌，不管有多么大的纷争和不平，最终双双成为世人的楷模，将伟人的形象和光辉流传于世。 而苏轼在他们埋入黄土之时，已经流落岭南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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