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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著有《三经新义》，为诗经、尚书、周礼这三部经典做注。这是一部非常有争议的作品，遗憾的是，随着宋王朝的灭亡，这部书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再无法找回原著。关于本书所阐述的内容，不妄评断，但王安石因为这部书做了一件特别不地道的事，却是事实。当新党改革科举之后，王安石把这部书推行到全国，让全天下的士子都来学新义。这就好比，国家总理以自己的学术主张写了本关于诗经、尚书、周礼的注解作品，转给教育部长，并留言：让全国考生都学学这个吧。然后，又在考试大纲中明确了今年的考试范围：今年就是要考大家对诗经、尚书、周礼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解……这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天下士子如果听不懂的话，那就别费赴京赶考的盘缠了，智商已经欠费。 
就这样，王安石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思想植入到天下士子的脑袋里，直接将科举变成了思想统治的工具与模具。这样做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所有读书人都只知道读《三经新义》，对其它经典置若罔闻，过得几年，竟然有人开始不知道董仲舒是哪个朝代的人。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也曾反思这其中的失误，认为自己本来是想通过科举选拔思维活跃、敢于创新的人才，结果反而选拔上来的都是些迂腐之辈。历史上大量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述评，均将王安石与苏轼分列入改革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无论是主张变法歌颂王安石的，还是崇尚保守派治国的，都认为苏轼的政治主张属于保守派一线。事实上，苏轼对于改革本身是没有抵触、甚至是充满期待的，你看他之后无论是在各地方为官，还是在各地方受罪时，衣食住行，处处都表现出无穷的创新精神，哪有一点保守派的作风？在这次与神宗的对话前，苏轼写给神宗的内参中，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向皇帝讲明了自己的立场：一切制度的变更都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要考虑社会风俗、人民得失，如果不考察民情，几个人关门造车写出来一份改革措施，然后直接拿到各地去执行，就以为能直接让国家过往百年的弊端消除，让社会风俗改善，这简直就是一种迷信。人的本性中对于新东西都是有抵触的，新法施行一旦遭到质疑和恐惧，会产生强大的阻力，乃至溃败。（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苏轼一向心直口快，从皇宫出来，感觉自己今天总算把连日来对新政的不快都讲了出来，非常痛快，于是和很多人都讲了，很快自然就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神宗本来听了苏轼的意见后，觉得这个年轻干部颇有见识，想提拔到自己身边修起居注，也就是朝夕与皇帝相处的近臣，但王安石怎么能让一意阻止自己改革的苏轼和皇帝越走越近呢？他便从中作梗，让苏轼去开封府做推官。
所谓推官，就是负责裁判案件的官员，每天的繁杂事项太多。王安石的用意，就是要用这些杂事困住苏轼，消耗他的精力，拉远他与皇帝的距离。随后，王安石又去说服神宗，坚持科举改革，他的理由是选拔人才就要从策论的写作水平上甄别。从很多历史资料上考证，神宗皇帝其实是把苏轼的内参文章《议学校贡举状》看进去了，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苏轼的观点了。奈何王安石是皇帝自幼的精神偶像，又是改革变法路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贵为天子，神宗也不想只因区区考试的事和王安石搞僵，只好勉强同意了改革科考的主张。直到了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党失势，科考才重新回到熙宁三年之前诗赋策论同考的模式。但是，新法改革科考的这短短十几年时间，却为后世明清八股文的兴起开了个非常不好的榜样。明代之后用以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八股取士，其实就是王安石策论取士的变形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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