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文解说了苏轼在《盖公堂记》中借古讽今的段子和议论。苏轼用了如此大的篇幅，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建造这座盖公堂。表面上是为了纪念先贤，但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苏轼造此堂的指向性有多么明显。 
文章中的那位倒霉的患者，就是现在受到新法荼毒的大宋百姓，三位庸医，就是帝国中央朝夕而变的国家政策，而村里长者的建议，实际上也就是苏轼一直以来坚持的治世之道。这座盖公堂落成的两个月后，苏轼收到朝廷的调令，要前往河中府听候安排。河中府以黄河中游的地理位置为其名，即为今天的山西省运城下辖永济市。
我没有查到这一纸调令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但你只要翻看一下中国地图，大概也要感慨宋代的官员，正如苏轼多年后在黄州《临江仙》中所寄“长恨此身非我有”，以及再后来回到汴京在《定风波》中所寄“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无奈与恬淡了。密州在帝国版图的东方，几乎快到了今天青岛，而朝廷要调他去的河中府在帝国版图的西方，几乎已经离长安很近了，即便是在今天，自驾而行，也要开上近12个小时才能抵达，何况近千年前，山川险要重重，这一趟行程，水陆并用，坎坷之势，想来都已经觉得艰辛。苏轼自然也知此行的遥远，并对地处西北的苦地没什么好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这一趟又要远行了，可能我与江南美景的缘分不会再有了。熙宁九年底，苏轼的接替者即将到任，新太守是孔子的四十六代孙孔宗瀚，从苏轼朝思暮想的江南而来，此前在丹阳（今镇江）为官。孔太守还在赴任途中时给苏轼写诗，苏轼和诗一首，诗中尽现对密州百姓的乡土之情——每当看到密州农田颓败的景象，我都觉得自己永远愧对此地百姓，就像草木上的小刺不停地刺伤着自己的皮肤。我平生饱览群书，却一点用也没有，读过的一个字都没办法帮大家填饱肚子。
全诗通篇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绪，这情绪却是如此压抑而不得释放，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以苏轼当时的处境，他已经施展尽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限，却发现这一切依然只是徒劳时的心情，是何等沮丧，何等没落。
苏轼离开密州的九年之后，直到元丰八年（1085）夏天，渡劫余生的他，再被派到山东登州（今蓬莱）途中，路过密州时，回到了魂牵梦萦的超然台，忆及当年种种，不胜唏嘘。根据故地重游时赠与时任密州太守的霍翔的诗作记载，密州百姓对苏轼充满感激，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老太守，当年离开时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今天已经长成了七尺男儿，可是诗人自己已经年华老去。苏轼对于当年在密州的很多经历都记忆犹新，还记得自己当时吃过枸杞和野菊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