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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堤初成，苏轼又将城中的官船和民船都集中起来，放于徐州城外沿，以缆绳串系，用来阻挡洪水冲击城墙的力度。九月二十一日，聚积于城外的洪水水位已经涨至九米之上，所幸大堤已成，涌入城中的洪水，可以被大堤挡住。徐州城的人心初定，但雨势并不见缓。期间，苏轼以城为家，日夜与军民同守于城墙，监督堤坝，一旦有漏缺，立即调遣人手修补。（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苏辙《栾城集》）洪水与雨水合力攻击徐州城达七十余日，至十月初五，大水才逐渐消退。同月十三日，澶州狂风大作，将泛滥的河水吹回故道，水患至此告一段落。两个月后，苏轼回想起是年秋天抗洪的惊险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于是以《河复》为题，作诗对比前朝汉武帝时的黄河决口与本朝洪灾，歌颂今帝仁明。尽管这是一道颂德之作，但从诗序中，苏轼也写道：希望神明赐福百姓，安居乐业。 
抗洪事业告一段落之后，苏轼却觉得事情并不能就这样结束，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徐州御洪城防。在总结了这次抗洪的成功经验后，苏轼有些启发，认为需要在徐州城外再加筑一排石堤。
当年十月，苏轼就此方案向朝廷奏请，并希望可以在年内动工。谁料，折子呈上却没了下文，一直等到过了年，时间来到元丰元年（1078），也没有收到消息。苏轼心中盘算，或许是朝廷担心这种方案所需要经费庞大，于是修改方案，从石堤改为木堤，同时向在汴京城内任国史院编修官的好友刘颁求助，里应外合，共同促成这项利民工程的实施。在给刘颁的信中，苏轼详细介绍了这项工程的实施计划：以木材做堤岸，费用较石堤减少一半，需要6700余民夫，4300余石粮仞、14000余贯钱。这项工程如果做好，虽然不敢说徐州城再无水患，但至少可以支撑很长时间。
苏轼向老友诉苦：如果这个方案最终被否决，那我们徐州可就苦了，以后再有水灾，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老友你一定要帮我在皇上面前力劝，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我虽然不是什么治水专家，但职责所在，这件事关系到一城百姓的生计与命运，我们怎么能忍心看着他们被洪水淹没成了鱼鳖呢？在苏轼的软磨硬泡、多方求助之下，终于，元丰元年二月初四，苏轼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圣旨。而且，这并不仅是给苏轼的动工批文，同时还包含着对苏轼过去半年间治水之功的褒奖。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朕甚嘉之。诏书同时批准了苏轼的工程方案，提供了大量用于此项工程的人力财力保障，令苏轼在徐州城外创建四条木制堤岸和十五处大坑，以利防洪。
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风终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复故道，闻之喜甚，庶几可塞乎。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休，盖守土者之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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