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伟，社会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乡村产业、县域治理和县域产业转型。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一文获首届“费孝通优秀论文奖”。[图源：cirs.tsinghua.edu.cn]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历史、实践与思考 作者：付伟 出版年：2021.4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以潮镇的家纺产业为例，分析了潮镇的特殊工业化历程和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实践样态。潮镇的工业化离不开一种源于乡土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我国乡村工业经历了不断的演化，在不同区域都呈现极强的韧性和活力。本书还吸纳了与潮镇形成呼应的三个典型案例——浙江省L市的来料加工、石家庄市域的乡村产业体系以及安徽省金寨县的特色农业。基于对四个地区的考察，本书认为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是扎根于特定社会基础的结果，乡村社会除了给乡村产业提供特定生产要素外，乡村社会中的具体关系和交往心态往往也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关键。 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 从潮镇家纺说起 二 草根工业与产业混融 三 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 四 本书章节安排 第二章 乡村工业的历史延续与内生发展 一 乡村工业的历史延续性 二 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三 从乡土经济到社队企业 四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五 城乡融合时代的县域经济 六 小结与讨论 第三章 潮镇家纺产业的兴起 一 传统时期（1949年以前）潮镇的家庭工业 二 潮镇的社队企业 三 乡镇企业兴起 四 家庭工业的胜出 第四章 家庭工业的分化与创新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挑战与变革 二 做布老板的持续分化三 产品种类的进一步创新 四 小结：乡村产业的生态系统 第五章 柔性网络和系统升级 一 产品升级与创新 二 柔性化生产链条 三 柔性生产与时尚产业 四 系统升级与创新型发展 五 小结与讨论 第六章 产业演化的社会过程 一 “带”：乡土社会的产业扩散 二 “滚”：乡土社会的合作机制 三 产业演化的生命历程 四 小结 第七章 工业化的家庭 一 企业与家庭的配合 二 家庭工业的生产过程 三 家庭工业的生产能力 四 家庭工业的最优规模 五 家庭工业的社会学意涵 第八章 政府行为与乡村工业的产业治理 一 政府行为与乡村工业化 二 地方政府行为视野下的土地治理三 产业治理的过程 四 以模糊治理模糊 五 产业治理的政策后果 第九章 工业下乡与乡村工业的社会基础 一 工业下乡与来料加工兴起 二 “嵌入”乡土的生产过程 三 乡村产业的“差序格局” 四 曲尽人情：嵌入性的运作机制 五 总结与讨论 第十章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工业与乡村产业 一 乡村产业与家庭经营 二 乡村产业的延续与变革 三 乡村工业与非农就业 四 乡村产业与城乡融合 五 小结 第十一章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农业转型 一 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组织形态 二 社会学视角下的农业细节 三 茶叶的历史传统与技术细节 四 农业的细节与组织形态 五 交往细节与组织困境的解决之道 六 交往细节的历史维度 七 总结与讨论：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 第十二章 总结与思考 一 草根工业的创新型发展 二 乡村产业与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 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格局 四 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后记 节选 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 潮镇的工业化历程折射出了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呈现出了我国社会特别的转型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看待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组织形式，将直接决定现代社会理论的品格（甘阳，1994）。 （一）乡村工业与社会转型 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2004）、“资本主义理性化”（韦伯，2006：190～197）的工业化组织形式之上，并在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社会理论。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生产与农村逐步脱离，以机器生产和集中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取代了乡村工业生产（马克思，2004：797）。列宁也认为机器大生产是小农消亡的结果，农村分化出一个“无产阶级”，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工人来源，工业化会使“把产品制成真正消费品的各个操作都成为专门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列宁，1959：17、59）。 这样的工业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家庭、村庄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位置，这些传统的社会组织注定要被工业化的滚滚浪潮所摧毁。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必须转变为商品，以便保证生产的持续。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必将伴随着社会组织本身的变化，从而“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波兰尼，2007：65）。 但是，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却始终有一股源于乡村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动力。近代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出了一个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包括了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自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吴承明，2001：52）。费孝通（1947/2009）也看到，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而他所谓“乡土重建”的根本就是要去适应这个传统经济格局。 如果说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认为乡土工业存在的价值是基于农村土地不足、劳动力过剩而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有限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他在晚年则赋予乡村工业更为积极的意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让费孝通（1995a/2009）看到，我国在乡村工业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转型道路，“我们不能想象上亿甚至数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适合自己特点的路子”，而这个转型的道路“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成果，而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实践中的新创造”。费孝通（1995a/2009）进一步说，“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在人类20世纪进步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也是中国从几千年农耕传统为主的传统经济向现代化工业经济转变的一条希望之路，这是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也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先生基于对江村、禄村等乡村社区的调查研究，探索中国乡土社会的自身特点和内生机理，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实现乡土重建的思想。[图源：amazon.ca] 费孝通晚年对“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的内涵做了扩展，将中西部地区落后的“庭院经济”，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多元乡村产业体系纳入乡土经济格局，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谓的“从农业到现代工业还有一个中间形态”。费孝通（1994/2009）所谓的“庭院经济”，就是以农户为单位发展农林牧副渔的任何一业而形成专业村。庭院经济在家户经济的基础之上，依托“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形成了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形态。这个产业系统既有农产品种植、养殖的特色农业，又有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乡村产业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从农业到工业渐进发展的连续体，这个体系与城镇化体系相互配合。市镇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兴起演化而来的产物”，各级城市都拥有它的腹地，形成了城乡相互依存、具有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费孝通，1995b/2009）。在这个基础上，费孝通（1995a/2009）看到“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城乡一体现代工业化的前景”。为了深入理解这个体系，本书第九章将以石家庄地区为例，介绍这个多元产业体系与城镇化的关系，第十章介绍传统农业地区如何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出茶叶产业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工业化进程，构成了所谓的“全国一盘棋”。我国中西部的村庄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外流务工，通过“离土离乡”的形式参与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与此不同，潮镇则是依托于村庄的“就地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潮镇传统的村庄形态以及村庄的社会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解体，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带入了工业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潮镇的工业生产高度嵌入农民的家庭生活以及乡村社会生活，工业生产也进一步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工业生产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具体的行动者并没有时刻地区分自己是在从事经济活动还是社会活动。 （二）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 潮镇的工业化进程是充分调动中国独特的社会基础的结果，也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对此，费孝通（1995c/2009）提出，“是不是意味着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水平上的不同工作项目，都存在着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元素、要求和契机呢？这样转化的一般基础，既来自当前农村工业化的现实要求，又扎根于我国的经济传统。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但我们还是要在古人留下的底子上起步，不可能凭空做起”。 我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多元产业体系，正是充分利用乡土社会提供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基础的结果。经济资源是指乡村社会的劳动力、集体土地、宅基地、村民自筹资金等；社会基础则是指家庭、家族（焦长权等，2015），“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和社区共同体（折晓叶，1997），以及天经地义的文化伦理或者“社会底蕴”（杨善华、孙飞宇，2015）。 当然，社会基础在不同地区又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使得乡村工业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出现了费孝通所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发展路径。虽然各个地区的条件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形成的发展模式不同，但是正如费孝通（1995a/2009）所指出的，“各种模式之所以能互相比较，是因为他们从一个共同的基础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 家庭是乡村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的社会基础。家庭是潮镇家纺产业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城乡融合的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经营对于理解乡村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费孝通（1995c/2009）说：“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脚下是乡土性的小农经济。我们摸的石头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家庭。十几年前我们就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因此，他认为富民工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激活家庭细胞。 由于家庭、家庭伦理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弥漫性”作用，家庭这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影响也是弥漫性的。“如果个体的意思是指个人，温州街上的作坊也并不真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家庭所有的。家庭里有不少成员，而且通常并不限于直系亲属组成。许多是已婚的兄弟甚至亲亲戚戚组成的家庭作坊。”（费孝通，1989/2009）这里主要说的是“家庭企业”，它既是指家庭工业，也包括家庭之间“联合”兴办的产业组织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特别区分了“联合”和“合作”，“联合”是亲戚和街坊关系组成的作坊，是家庭所有制顺理成章的发展。“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物。社队企业是社队的副业。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费孝通，1989/2009） 从组织形式上看，乡村工业普遍缺乏正式的契约和明晰的产权界定，是依托于本土化的产业组织形式。关于中国组织和政府行为的研究发现，中国组织运作过程中具有各种非正式运作的特征，这也是潮镇家纺产业组织形态的重要特征。无论是中西部农村的副业，还是东部地区的乡村工业，这种从乡土社会生长出来的非农产业都具有“非正式运作”的特征。但是除此之外，“那些由亲戚、朋友、圈子、派系等组成的关系网络并不只是个人化的利益网络，同时也受到一些行动伦理的影响，即连接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的影响”（周飞舟，2013）。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潮镇人“结账”“算账”的过程。潮镇人并不是因为缺乏理性化思维而无法建立资本主义式的会计制度，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工资结算模式，是因为潮镇人在算一笔更加细致的账，这笔账既融合了资本主义式的理性，又照顾了千百年来的乡土人情。 如果将潮镇的经营主体和组织形式视为舞台上的演员和表演形式，我们要想深入地理解他们故事的情境和表达的情感还需要理解其剧本背后的乡土社会的悠久历史和社会基础。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除了关注区域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物质基础，社会学界更要关注其社会性的一面。社会性不仅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法律、规章等，还包括人际关系中“只可意会”的部分（费孝通，2003/2009）。关系的形式——家族、宗族、熟人社会和社区共同体等——仍然还只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的方法能够把握的“外在部分”。 费孝通（2003/2009）晚年对自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人们之间的很多意念，不能用逻辑和语言说清楚，总是表现为一种言外之意，这些意会的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典型的表现就是知心朋友之间、熟人之间、同一个亚文化群体的成员之间，很多事情不用说出来，就自然理解、领悟，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还清楚”。 正如费孝通（1995g/2009）指出的，“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伦理思想，待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的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探讨社会基础，更要去发现不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那些自然而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交往方式，即所谓“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费孝通（2003/2009）甚至认为这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社会主要建立在“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而非外显的制度，更不是空洞的关系形式。 （三）工业时代的传统心态 潮镇人虽然已经跨入了工业时代，但是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心态，这种心态表现在潮镇人的日常交往中。从业者的这种精神气质也赋予了潮镇工业特殊的精神风貌。 林国目前经营着一家纺织厂，名为“林国布业”，这是一家拥有22台圆织机、雇用十几个工人的小型纺织厂。扣除开支，“林国布业”每个月的净利润约30万元。按照林国的经营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林国是一个典型的民营企业老板，但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们农民嘛”“我们乡下嘛”。令人奇怪的就在此，林国从来不种地，而是从事工业生产，但是为何还认为自己是农民？ 林国出生于1972年。到20世纪90年代，林国家已经有了2台织布机，当时主要由他父母经营。父母织好了丝绸被面，就拿到七号桥市场（七号桥市场是在320国道旁边自发形成的一个路边市场）去出售。1993年，林国年满18岁，他到湖南湘潭开了一间门市部。在湖南卖了10年布以后，林国在2003年从湖南湘潭回到了潮镇，在家纺城租了一间门市做沙发布生意。2007年，他投资修建了厂房、购买了设备，兴办了“林国布业”，开始生产复合底布。 林国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现在也完全是一个工商业企业家的形象，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似乎并没有从“农民”变成“商人”或者“企业家”。 虽然潮镇在短短40年时间里就彻底实现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型，但是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却似乎“慢了半拍”。对于潮镇人来说，从农业转型到工业的过程，并非一个“惊天动地”的突变，而是生活世界自然而然演化的过程，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  石家庄第五棉纺织厂，始建于1955年。石家庄是全国重要的纺织基地。[图源：sohu.com]发展乡村工业只是农民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而追求“脱贫致富”的过程，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继而自然而然发生的行为。虽然在这40年时间中，潮镇的产业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潮镇人看来，乡村社会的生活世界并未出现外人想象中的剧变。 那么，这种“我是农民”的心态会不会阻碍工业化生产呢？或者会对工业生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韦伯（2006：102～111）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依赖一个“合理的劳动组织”，在这个合理的劳动组织形成的过程中，作坊的业主变成工人的雇主，变成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契约劳动替代了不自由的劳动，使得以技术效率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从而实现了“有纪律的劳动”和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最终，精确计算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韦伯（2010a：134、147）还认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基础——中国虽然有以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继承人所组成的营利集团，但是家族的这种营利共同体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无法实现“基于技术效率的计算”。韦伯（2006：222）强调“生活的合理化和合理的经济道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的辅助因素。天命观念的发展给了企业主和工人一个完全问心无愧的感觉，“好像劳动就是一种绝对自在的目的或者一项天职”，这种思想不能单凭薪酬水平直接刺激出来，相反它是长年累月的教育与社会化的结果（韦伯，2010b：35）。 但是在潮镇，不论是家庭工厂主、商人还是企业家，都呈现出一种极为认真的工作态度，这种工作态度赋予的劳动强度与欧洲新教伦理赋予的资本主义精神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潮镇人的这种勤勉并不是“过密化”导致的“自我剥削”。传统时期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导致了家庭包括土地在内的生存资源十分有限，从而处于“齐脖的水中”一样随时可能遭遇覆灭的生存危机中。在斯科特（2013：5）看来，这种“生存危机”会让农户遵循“生存逻辑”，而并非新古典经济学式的“收益最大化”思维模式，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理性计算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不会为未知事物而冒险的，也就呈现出极为保守的形象。虽然农民有着勤劳和节俭的品德，但是在生存危机和“安全第一”的行动逻辑下，农民的勤勉投入始终是一种免于饥饿的“自我剥削”。在这种观念下，农民的经济活动并不是追求资本增值，当然也无法实现积累和扩大生产（斯科特，2013：30），很容易陷入所谓的“高水平陷阱”（Elvin，1973）。但是很显然，潮镇的乡村工业并不是一种过密化的形态，反而呈现出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 尽管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没有人与上帝的冲突，无法产生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天职观念（李猛，2010；韦伯，2006：230），但是中国人仍然在工业生产中勤勉地劳动，“中国老百姓不舍昼夜地拼命干活，其经济动力就在'世代之间’”（王春光，2019）。基于此，乡村能够克服资金、技术和区位条件等各方面的劣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县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潮镇人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呈现的精神气质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新教伦理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精神源泉。 潮镇人的特殊心态还表现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对待不同人的不同态度。以潮镇人的结账方式为例，加工户与外发老板之间是“年底结账”，而企业内部工人则是工资月结。“月结”和“年结”涉及潮镇人对人与人关系的不同定位，也意味着对人与人的权力、义务的不同要求，进而决定了人与人合作的不同模式。 在此，仍是以“林国布艺”为例，“林国布艺”是林国和他的姐夫、表弟一起合伙创办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却没有“现代企业的股权结构”，他们三人只是“大致有一个账”，年底也不会分红。平时各家需要用钱都去公共账本记账“拿钱”。当然，这绝对有可能只是表面现象，即只是不“明算账”，其实背地里每个人都算得很清楚。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追问——为何他们要避讳亲戚之间“算清楚”这个事情？ 亲戚之间的账不算清楚，并不能说明潮镇人不懂现代的股权结构。林国和另外两个生意伙伴投资了一个拉毛厂，他们就把账算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潮镇人并不是不算账，而是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算账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潮镇人恰恰是算了一笔更精细的账。 从产业的组织形式上看，潮镇的经济活动依靠三张强韧性的网络。在合作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基于利益的竞争与合作，还是周飞舟（2013）所说的依赖于传统与现代融合出的时代气质和制度精神的有效竞争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浙江人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农民的传统意识又有所创新突破的联合之路，费孝通（1995f/2009）将之称为“富有东方色彩的经济结义”。当然，这个组织网络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与潮镇人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潮镇的工业组织形式也是一个现代理性与传统心态的“混融”模式。他们用自己的传统逻辑处理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与冲突。与标准化的企业管理过程相比，潮镇的工业生产过程是一个更为细致、复杂的过程，因为这套经济活动与乡村的人际关系和行动伦理紧密关联。潮镇的工业是由众多生产主体组成的产业网络，很多生产环节都是依靠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而实现高度配合的分工网络，潮镇工业生产与农村的“混融”，使得工业生产具有浓厚的“乡土性”。总之，“产业混融”不仅仅是指空间分布上的交融混杂，更重要的是产业逻辑混融于乡土逻辑，或者说产业逻辑依托于既有的乡土社会的逻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