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现代化的一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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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郎友给我们留言：我们谈楼市、谈股票、谈工业化，归根结底还是关注城市经济这个“主战场”，为什么不能花心思去关心一下乡村呢？的确，乡村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心课题，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处“隐痛”。今天财经郎眼Daily就和大家聊一聊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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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衰败与工业的发展，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结。早在19世纪中期，中国遭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工厂生产出的商品质量好，因为生产率高，价格也很低廉，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毫无优势，没有销路，只能纷纷破产。

▲鲁迅在小说《故乡》的开场，就描绘出了鲁镇衰败的景象：“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鲁镇的萧索确实是工业文明下中国乡村的缩影。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指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地主抽取的地租大约占整体农业产值的一半，单纯依靠农业生产获得的利润不足以支撑普通农村家庭的生活，必须依靠农村原生的手工业实现增值。工业化大潮使手工工场瓦解，农民无力承担地租，成为城市的流民，乡村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支撑的能力。

▲青年时代的费孝通先生

经济衰败对农业社会造成了全面的影响。副业破产的农民只能想办法让地租便宜些，或者干脆就没有。他们要求进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平均地权缓解了农民的压力，也把乡绅阶层从农村社会抹去了，这些乡绅虽然依附于农民生活，但也担负着维护乡村秩序的责任，由他们领导的乡村基层自治结构被破坏，乡村的秩序开始混乱，最后权力只能落入“地头蛇”的口袋里。文化教育不再是做官的门路，干农活又用不着，于是大伙就都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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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乡村的面貌已经和以前不同了。有些地区的村民盖上了小楼，有了汽车。国家政策向农业倾斜，种地不但不要交税了，还给补贴，土地流转制度也渐渐在推广。

但乡村仍然是现代化的一处“隐痛”，现代化每前进一步，这处“隐痛”就发作一分。和之前不同，农村虽然有自己的产业，但人的心思更活了，守不住这份乡土，也没有那个能力。乡村人口不断向大城市涌入，很少看到有知识、有力气的年轻人去反哺乡村，造成了乡镇的空洞化，人们坦诚地说：现在是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

农业生产也有问题。按照设想，乡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农业用地就要流转集中，搞集约化生产。但机械化农业和精耕细作相比，产量增长不明显，把土地流转出去，倒不如自己耕种合算。地租太低，村民不愿意，地租太高，又没有人租。所以现在仍旧能看到七十岁的老人，在田间地头忙活，而他们的儿女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挣着一份辛苦钱。

新时期人们更加重视教育，有条件的村民让子女去城里上学，但面对城市生活的压力，更多父母选择与孩子分开。“留守儿童”对教育和治安都是一种考验。农村基层教育条件参差不齐，机会不均等又随着下一代被拉大。原先的宗族自治已经在革命的旋风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基层自治组织，但由于乡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口已经外迁），腐败问题越发严重，不久前还有媒体曝光某村委会是“地头蛇”当道。

城市的发展仿佛有自己的节奏，而乡村永远都是在追随它的脚步，不管是城乡发展正相关也好，负相关也罢，乡村只是城市发展的附属品，享用着城市发展的残羹冷炙。这样的现状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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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生产。关键是找到一种好的模式，使人口反哺乡村，促进发展。

这又涉及到我们此前按下不表的一个问题——现代化究竟是什么？（回看往期，戳这里：一场全球灾难，竟然成就了现代文明几百年的辉煌！ ）按照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我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思考。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所谓工业化的发展也不是“蒸汽取代了磨坊”，相反，传统小工业与现代机器工厂长期共存，而且前者对西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并不亚于后者。

▲著名经济史家A.E.Musson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仍是“水力时代”(the age of water power)，而非蒸汽机的时代，因为蒸汽机和现代型工厂的扩散是非常缓慢的事，至少在1851年，伦敦城内近80%的制造业仍然属于小工坊(small workshops)。

▲从现代工厂和城市人口增长的指标来看，十九世纪的法国是典型的“呆滞”(stagnation)，但如果以人均实际产量的增长来看，法国乡村型小工业产值是惊人的，这说明工业化并非要完全依靠社会化大工厂。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文中说：“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由此他指出：解决中国问题最根本办法在于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它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这一改造转化伴随着“社会重组”(Social reorganization)，它不但依靠文化、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多重作用，同时也会对这些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带来乡村的巨变。

▲费孝通先生晚年

费先生所期望的“乡村企业”成了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如今，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换句话说，城市吸取了农村大部分精力，这个现象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但是像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能够形成良好的产业协同，城乡发展呈现正相关，这还要依赖于苏南等地乡镇企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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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重组”还要看乡土文化。

过去我们谈乡土文化，总感到“乡愁”。既有对乡村生活的怀念，也有对乡村现状的悲哀，最近许多人写“回乡日记”，也都流露着淡淡的感伤。也许在人们眼中，今天的乡村仍然带着那些愚昧、不开明的影子，而所谓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正在使乡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文化正在走向尽头。

有的人从来不相信复古美学，不相信对传统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但这其中寄托着多少人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山乡巨变而迁移，相反，他们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难道是“愚昧”吗？既然乡村已经被抛弃，你还回来干嘛？为什么要回家过年？为什么要祭祖？

传统文化势必被改造，但现代性也有它达不到的位置。文化就像一块棱镜，折射出两千年乡土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只能抛弃那些“田园牧歌”式的幻想，在迷途中如履薄冰、披荆斩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完

文案&编辑：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