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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著名学者、藏书家、戏曲史家吴晓铃，应邀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执教。1946年底，返归北平。1947年，供职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继续在北大、清华、辅仁等校兼课。在此其间，他仍然常去琉璃厂一带的旧书肆中闲逛，查漏补缺之余，偶尔也能淘到一些珍罕的戏曲古本。 某日，吴氏在一冷摊中淘得一册铅字排印的“新书”，印制时间距其过眼过手不过十余年时间而已。已坐拥明清善本戏曲藏书数千册的吴氏，为什么偏偏要选购这样一册“新书”呢？更为奇特的是，在吴氏购得此书之后不久，郑振铎闻讯赶来，迅即将此书列入其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第九十四种，于1955年10月将此书影印了出来。“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按照编选主题，收明、清易代之际剧作 100种。那么，这样一册民国时代铅印的“新书”，怎么能成为“明、清易代之际剧作”百种代表作之一呢？ 原来，吴氏淘得的这本铅印“新书”，其内容乃是明末傅山（1607―1684）的杂剧作品集《传奇拾遗》，其中有傅氏著《红罗镜》、《齐人乞食》和《八仙庆寿》杂剧三种，系傅山五世孙履巽（顺庵）所辑录，手抄秘传，颇为稀见难得。稿抄本为傅氏同乡人张赤帜偶然购得后，加以整理排印，冠以《红罗镜》之名，自行出资刊行，用于亲友馈赠，印数也不多，基本没有在外界流传。 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字青主，阳曲(今属山西省太原市)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对哲学、医学、儒学、佛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武术、考据等无所不通，几近百科全书式学者。傅山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因曾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传世之作，时人又有“医圣”之誉。总而言之，傅山是一位难得的旷世奇才，又兼博古通今的治世实用之学；在明清易代之际，实为乱世奇儒。 傅山的著述，在生前死后陆续辑有《霜红龛集》，是历经二百多年逐步整理刊刻而成的，在傅氏文集总量达四十卷的浩大篇幅中，却没有其戏剧类作品。究其原因，或乃因戏曲小道，多为文人戏笔随意为之；生前作者本人即不重视，死后后人也不愿将其发表，甚至于出现过焚毁相关作品遗稿的事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傅氏剧作本身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些作品更应为后世研究者所高度重视与关注。 且看《霜红龛集》卷三十二中，录有傅氏两副对联：一为“莫妙于台上人，离合悲欢入画谱；最灵是阅场者，兴观群怨助诗情” ；一为“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直；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应当说，这样的联语，充分表达了傅氏对戏曲创作及表演的深刻见解。傅氏认为，戏剧不是供人消遣解闷的游戏活动，戏中曲子的内容，应表现社会上的人情世态；舞台上演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可以鼓舞和激发观众的思想情绪，进而起到教化世风的积极作用。 显然，傅氏眼中的戏曲创作，是重于“入世”而非“出世”，乐于“劝世”而非“愤世”的。由此推想，傅氏的戏曲创作也应当是有讽谏劝世之用的，这与明清易代之际文学作品往往趋于愤世悲歌、惆怅怨恨的基调是明显不同的。据此也可以揣测，傅氏的戏曲作品在同时代作品中理应有别开生面的特殊地位，而《霜红龛集》中相关作品的失载，则无疑是对全面理解傅氏思想的极大缺憾。 百年弹指，机缘巧合。傅山逝世二百五十年之后，山西人张赤帜偶然购得了傅氏族孙所辑稿抄本《传奇拾遗》。为之激动万分，如获至宝。作为傅氏同乡，张氏当然知道眼前的这个抄本之难得，自己真真是幸运至极。 原来，早在清代咸丰年间，曾有寿阳张静生及其弟古娱搜罗到傅山杂剧，反将其烧毁。之所以要焚毁傅氏剧作，《霜红龛集备存例言》对此有过表述，文中这样记述道： “先生传奇亦多，世传《骄其妻妾》、《八仙庆寿》诸曲，《穿吃醋》止传序文，又有《红罗梦》，语少含蓄，古娱一见即投诸火，诗文有类此者，概不收录”。 因其“语少含蓄”，傅氏诗文各类作品在后人编选过程中被逐一焚毁，即使珍罕难得的傅氏剧作也概莫能外，这多少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在里边。究其缘由，恐怕一是认为这样的作品不足以代表傅氏人格修养与学术风范，有损傅氏声誉与形象；二是担心这样的作品会触怒朝廷，招致“文祸”，进而还会株连亲族。因文字罹祸的明清易代之际的学者不胜枚举，编选《霜红龛集》的后人如此的“防患于未然”不无道理，也无可厚非。不过，也正因如此，傅氏的戏剧作品也就此销声匿迹，世所罕见了。 因为傅氏家族后人的百般藏匿，以及有明确记载的那一次焚书之举，傅氏剧作在其逝世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再也没有浮出水面，就连后来主持校辑《霜红龛集》的丁宝铨、罗振玉等人都没有见到过。《霜红龛集备存例言》中提到的《红罗梦》又名《红罗镜》，《骄其妻妾》又名《齐人乞食》， 连同《八仙庆寿》诸曲，只因傅山五世孙履巽（顺庵）的抄录秘存，得以幸存吉光片羽，外界对此却绝少知晓。 《红罗镜》杂剧共六折，乃是傅氏剧作中现存篇幅最大、最为成熟的作品；因此剧在傅氏剧作中独具重要地位，张赤帜校印本就径直以“红罗镜”为总名题签，弁于印本封面之上。 该剧主要描绘了明代一位从小“长在王宫”的晋王府外甥——太原秀才陆龙因不满包办婚姻，偶到花街游玩，恰巧遇上误落风尘的名妓弱娟，俩人一见钟情，互许夫妻之盟誓。然而，因门第尊卑悬殊太大，陆秀才的议亲，遭到了陆府上下的强烈反对。为此，二人毅然私奔出城，虽屡经凶险，终成眷属。该剧运用大量山西地方方言及风俗描述，在语言风格上体现出强烈鲜明的地方特色，俨然一幅妙趣横生的明末山西市井风情长卷。因此，此剧不仅具有戏曲史料研究价值，更对研究明末西北民俗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堪称山西戏曲与民俗研究的双料“活化石”。再者，因剧作本身所比附的爱情故事，可能与傅氏青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关联，所以这部有自传色彩的剧作对研究傅氏生平同样极具参考价值。 《齐人乞食》则为单折杂剧，本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是一折有浓烈讽刺意味的喜剧。明清易代之际，文人气节成为民众热议的主题。此剧着力讽刺了那些在时局动荡、时代剧变的情势下，投机取巧、背信弃义的无耻文人，几乎可以视作一部微型《儒林外史》。《八仙庆寿》这一剧作的主题，原本比较常见，本是传统的喜庆贺寿主题，属于元明杂剧中常见的老套题材。可正是这样的老套题材，傅氏仍将个人际遇与时代剧变的情态融入剧中，又在传统套路中演绎出了新意境与新情怀。此剧中除了麻衣仙姑是八洞神仙之一，其余七人都是傅氏自选新添的，分别是颇具文人情怀寄托的庄子、东方朔、老寒、小正阳、幼伯子、女丸、酒客。从这新增“七仙”各自的唱词中，可以看到，气节清高、独立潮头且绝不随波逐流的文人品格，是傅氏始终推崇并贯彻始终的。 以上这这三部傅氏剧作，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没有定稿刊行的稿本。这从剧作中空白待填的曲牌名目，即得映证。亦正因其稿本性质，流传既稀，也无刊本与之对勘，其族孙的秘存的这一抄本，堪称海内“孤本”。这三部傅氏剧作的稿抄本，虽因张赤帜于1934年的整理校印，得以存世再生，但因印量稀少，仍未能广为流传。以至于即使这一册至今不过八十余年的铅印本，在藏书家吴晓铃眼中、版本学家郑振铎眼中，仍属凤毛麟角。 可以想见，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对张赤帜刊本的收入，原本是傅氏剧作能再度流传的一个良好契机。遗憾的是，在影印过程中，删去了序言、题词、目录以及《齐人乞食》《八仙庆寿》两部剧作，只收录了《红罗镜》的正文部分。即便如此，这部以影印古本珍本为旨趣的大型从刊，作为明清戏曲专业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当年也只是在学术界内部流通，一般研究者与普通读者皆难以亲瞻，其印量与传世量亦属稀少。 复又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199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傅山全书》，全套7册达550万字规模的巨制，首次以张赤帜刊本为底本，用校点方式将傅氏《红罗镜》等三种剧作刊布出来。虽然读者仍然未能目睹这一珍贵版本的原状，虽然校点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文字讹误，但毕竟已将《传奇拾遗》全本完整刊布了出来，此举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此外，“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出版整整四十年之后，1996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联合编辑，收录首都图书馆所藏明清抄本戏曲38种的《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以全套15册的较大规模出版发行。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傅氏剧作稿抄本的踪迹。后来，学苑出版社又于2004年推出的煌煌巨制《绥中吴氏钞本稿本戏曲丛刊》，共收录稀见元明清戏剧稿本、抄本等383种，在这套精装48册，定价高达27,800元的集大成规模的丛书中，也还是没有傅氏剧作稿抄本的内容。 由此可见，张赤帜于1934年所发现的那一部傅氏剧作稿抄本，至今仍无下落，是否还留存于世，已成疑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张氏校印本实为目前已知的傅氏剧作稿抄本之唯一传本，这一版本自然具有无可替代的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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