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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廖少华 在中国绘画理论上，南朝宋颜光禄较早地论述了“图”的概念、功用。他认为图载之意有三点：一是图理，二是图识，三是图形。除了图识主要是以笔画形式完成认识，而图理与图形都与绘画相关。前者指以图式讲述普通的道理，后者指直接以绘画形式表现各种形状(造型)。 花鸟画虽然在中国美术史上独立成科稍晚于人物画与山水画，但是，它的欣赏范围与层面却并不逊色于前面两科。用“万趣融其神思”来解释的话，用于花鸟画的创作非常恰当。 新中国成立七十载以来，湖南的花鸟画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祖国的文艺大花园中同样花开似锦，万紫千红。分析湖南当代花鸟画发展中的创作形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新中国花鸟画新形态的解读。 一 艺术形态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形态学出现的初期，有学者认为是从医学解剖中产生的。而在哲学与美学上的引入应从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学者季安杰尔与普罗普等，相继在他们的著作《长篇小说形态学》《童话形态学》中，把“形态”概念加以表述。而将这个概念比较完整地运用到艺术中是美国当代美学家门罗，他在《艺术形态学作为美学的一个领域》中明确地在形态学之前冠以艺术界定。而真正将艺术形态学迎进美学领域并确定其学术地位的，是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卡冈教授。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教程》第二版中正式确立了“艺术形态学”的概念。卡冈在此领域贡献颇多，对于我们来说其中艺术形态学四大研究任务之一“分析作品类别、形成的过程以及它们的变易前景”。尤其适应我们认识当下异彩纷呈的中国画创作形态。 清代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扩展来看是艺术当随时代。当随就得关注艺术的社会性意义、研究如何表现当时的时代特征。对于前者，黄宾虹先生在《虹庐画谈》一文中阐释得十分透彻。他认为“物质文明将来总有破产的一天，而中华民族所赖于生存、历久不灭的正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时世界所染的病症，也正是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状况或高或低，或进或退都只是某个阶段的时象。但艺术作为精神文明的结晶及其影响，则往往可以洞见世象。 二 湖南这块孕育湖湘文化的沃土，在艺术作为精神文明的体现中做过重要贡献。花鸟画古时已有不少大家。解放后亦名家辈出以花鸟画享誉海内外，齐白石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当代湖南花鸟画界亦有不少年富力强的画家在辛勤拓展创作空间。 法国哲学家丹纳在阐释艺术创作理想时说：“艺术品表现基本的或显著的特征，比实物所表现的更完全更清楚。……艺术家根据他的观念把事物加以改变而再现出来，事物就从现实的变成理想的。”在艺术家笔底呈现出来的艺术形象，是画家个人对所处时代的一种诠释，一种形象性的图理与图形的综合。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变革，必然会影响到画家的创作。花鸟画的创作也同样如此。在齐白石这样的花鸟画大师铸就的高峰背景下，我们的当代花鸟画还有出路吗？湖南的花鸟画家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一) 精研传统绽新枝 对于我们的文化艺术传统都认为应该继承。但继承的方式不同，有的艺术家死守传统不敢越出藩篱半步；有的艺术家虽然口头上讲继承，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是采取往回走。徐悲鸿先生在《中国画改良论》文章中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五个方面展现了他对中西方文化的宽广胸怀，成为美术界对待艺术传统的重要原则。 湖南的当代花鸟画家们在新中国建立的七十载中，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印证他们对当代花鸟画发展的各种有益的积极的探索。首先是精研传统，然后在这个古老的艺术大树上绽开新枝。  △《百合八哥》 娄师白是齐白石的入室弟子，师从齐白石长达25年之久，被誉为“齐派”艺术重要传人。他长于表现花鸟瓜果。娄师白能在“大树之下成材”，靠的是他精心研究齐白石的艺术风格，早年临摹齐画可以假乱真，足见其功底扎实；后来又在绘画与篆刻上有所创新。红花配墨叶与传神小鸭都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百合八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有传统文人画的审美韵味，又有生活体验得来的笔墨情趣。 陈白一曾任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省美协主席、省书画研究院院长，是我省美术界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研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创作的许多人物画，尤其是对中国工笔画艺术的研究贡献卓著，在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他虽然主要创作精力在人物画，但是，其动物题材的表现亦构思独特，构图简洁，造型生动，别具一格。作品《小伙伴》中人与小狗的和谐默契，体现了普通百姓家中的乐趣，为他此类作品中的经典。 邹传安的花鸟画功底扎实疏朗细腻。有评论家认为“他立足传统，深入自然并吸收现代影像视效”。作品《霜林晴晚》境远幽深，鸟的刻画自然精微，明月下画面显现一片和谐。李立师从齐白石与潘天寿二位先生，其篆刻甚得齐老真传，花鸟画大气简朴也有潘师艺术遗风。邵一萍的《萱花》，一花独开优雅自然，充分发挥了其长期从事湘绣艺术设计与研究的专业优势。莫高翔长期从事高校中国画教学，擅长于工笔花鸟创作。作品《乐园》取材于平常农家，画中丝瓜串串，瓜棚下一些鸭子在悠闲戏水，一派农家静寂景象。曾景祥的《九月小阳春》，充分展示了传统工笔花鸟的造型特点，庄重中寓平和，趣味浓郁。肖剑的《家园系列》作品，细劲工整，从常见景象中捕捉出不同的审美意象。 (二) 锐意革新成果丰 对传统的依恋不舍，是大部分中国文人共同的心态。但是，传统的根深叶茂不是单一的尊重与守护。它的高大宽广正是由许多热爱它、又希望它永不枯萎的人们，努力拓展表现视域才有此等茂盛。 湖南的当代花鸟画界有一批这样的画家，他们用作品说话，在传统花鸟画创作基础上迈出更大的步伐，锐意改革成果丰硕，展现出更多的花鸟画艺术新形态。 王憨山的花鸟画，被誉为有“重、拙、大” 的审美特色，气势雄强，笔墨厚重，若以传统文人画作对比，显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某些民间绘画的技法，构图更简洁，用笔更大胆。作品《稻熟江村忆鱼肥》水墨酣畅，笔力雄健，生气盎然。 易图境的花鸟画与王憨山的花鸟画在创作形态趋向与审美特征上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其《姥姥的菜园》取材平实，墨浓色艳，巧拙同施，浓郁的民间色调与高雅的文人情趣融于一体。欧阳笃材的《一路雄风》，笔墨简练，大气爽朗，趣味十足。刘鸿洲的创作得益于他扎实的白描功底，作品色彩奔放，在传统的中国画形式上添加构成因素，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欧阳慧玲的《故乡的月》，荷塘的题材虽然说其他画家也常见于笔下，但她的此作用笔略带古涩而苍劲，用墨浓重而有变化，向观众展现出无尽的乡思。 (三) 敞开心怀摘奇花 梁元帝萧绎(湘东王)，虽然未见其绘画的传世之品，但他对作画有过精辟之论。他认为画家不同，画风也会多样，有的“格高而思逸”，有的“笔妙而墨精”。大抵上是以形势气象与笔墨技巧两个层次区别。气势格局高逸和笔墨精到的作品，都会让人们由衷佩服。 在当代湖南花鸟画界就有一批敢于思逸、也重笔精墨妙、敞开心怀摘奇花的勇士。他们在体现当代花鸟画新的审美意识与表现语言上更具个性。  黄永玉是中国画坛颇具传奇色彩的著名艺术家。早年主要从事版画创作，晚年痴于水墨。他的创作视域宽广，立意独到，审美眼光与众不同。他的艺术世界始终充满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自由和谐与浪漫抒情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鲜明标识，具有中国新时代的艺术精神。 柯桐枝擅长于创作大气象的作品。讴歌大美，谱写群芳，用色大胆，瑰丽灿烂，画面长于计黑当白，饱满充实，激情洋溢。他的用笔、用线、用色以及花鸟画全景式的现代审美意象，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 杨福音的花鸟画，将传统文人画融入当代艺术表现的视觉符号。作品飘逸、空灵，亦有新文人画的特质而显得与众不同。魏怀亮的花鸟画，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的表现原则，同时大胆开拓表现空间，关注自然界鸟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环境，写实与写意兼及。《八哥》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构图平实，用笔劲逸，浓墨畅写，虚实相生。 三 报答春光知有处。这既是艺术事业的一种期待，也是迈向更高目标的伊始。在新时代的今日，我们重读唐代杜甫《江畔独步寻花》诗中“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使我们在太平盛世中得到宝贵的警示。 湖南的花鸟画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硕果累累，繁花似锦，可喜可贺。然而，我们放眼未来的艺术发展，还更需要有“独步寻花”的勇气，还需要有“报答春光知有处”的胸怀。当下千年难遇的盛世中国社会时代环境，就是春光，就得珍惜。为了有更多具有新的审美形态与审美意义的佳作问世，笔者有以下三点建议： 其一，“深挖井”的实践。假如以“挖井”比喻我们的创作，随处挖井和有意识、有选择的挖井，其结果会截然不同。花鸟画的表现不应该仅仅拘泥于传统的狭小范围，需要坚持关注和不断深研传统艺术精神(包括西方文化中的有益营养)，从中获得新的启示。 其二，“强掘进”的毅力。中国画受文人画的影响至大，但是，文人画的创作旨趣受老庄哲学﹙包括禅学﹚影响，有部分作品面貌具有“出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有些画家对形象与技巧就不太刻意追求，甚至用元代倪瓒的“逸笔草草，聊以自娱” 为理由，忽略造型的严谨性。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中，凡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艺术家，都应该用“强掘进”的毅力，去努力登攀艺术的高峰。 其三，“重学术”的态度。艺术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也是一门学问。既然是学问，就要重视学与问。西方学者奥登在评价梵高时说︰“读书的画家很少，能用语言充分表现自己的也很少。梵高是个杰出的例外”。不读书或者不重视学问的绘画者，在我们身边也不少。“没有知识，艺术不可能完美”。意大利学者廖内洛·文杜里这个批评对中国的艺术创作同样有参考价值。 花鸟画在新时代的发展，既是绘画高技巧的展现，也是艺术创造理念与精神不断延伸的检测。湖南的花鸟画发展潜力巨大，相信通过画家们的共同努力，报答春光总有时。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原委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责编:刘瀚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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