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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父 亲 韩新莲 我的父亲韩俊娃，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一个人。 出身贫寒，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热血青年 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爷爷是个老实本分的庄户人，父亲从小跟随爷爷学耕务农。他出生在动荡的旧社会，所以只读过几个冬季的私塾，到十四、五岁时爷爷便将他送到“砂河镇宝聚堂”学徒做生意，他天生勤劳聪明，在跑腿打杂的同时也学会了一些经营技能，利用闲暇之余学了一些算盘常识，“学会四七规，走遍天下不吃亏”。随着年长胆壮，便只身一人四处闯荡，继而成家立业，踏入社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去，响应国家号召，他怀揣梦想，带着乡亲们的重托，率领本村48名热血男儿，投入到太原氮肥厂的（现在的化肥厂）建设中去。 太原氮肥厂是1958年山西省重大建设项目，各项管理科学有序，对员工技能与工程质量要求严格，考核、评比、表彰时常进行，而以他为首的团队班组以及个人总是屡屡评得先进，获得表彰。当然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没有那么多清晰的细节供我回忆，只记得那些写着“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各色各样的纸质或绸质的奖状、镜框在我家那间墙壁上挂得满满当当。6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保存着一张1959年太原氮肥厂建筑公司二工地五九年第一季度韩俊娃先进队全体合影，完好如初，倍感珍贵。正当父亲躇踌满志，大显身手之际，随着工程建设的完善，以及当时社会大背景和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于1961年怀着复杂的心情，带着几许无奈与茫然，领着他的团队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回村后，父亲的能力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选拔他当小队队长，被分配到一个最落后的小队。全村共八个生产队，队与队之间就是竞争对手，父亲始终本着任劳任怨的态度，他以身作则，领导得力，方法对头，带领社员积极肯干，通过一年的真抓实干，秋后该队的粮食产量与工分工资均提升到同队级的最前列。由于小队干的出色，他很快就被提拔为大队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长）。 他当干部怀着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紧跟形势，响应党的“深挖洞，广积粮”号召，加强民兵训练，带领民兵夜以继日的挖地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领导全村社员平田整地，植树造林。为了社员们拉田送粪方便，在需要的地方就修桥铺路，同时打洋井，安装水车。他们采取涵洞式的引水，将公路北面大面积的干旱地变成了水浇地。我们所在的村庄在滹沱河畔，滹沱河给我们带来诸多好处，同时也带来了祸患。每到汛期，洪水带来的灾害损失惨重，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他领导社员垒起了长达两公里的大坝，不仅保护了原有的耕地，还淤出了大面积的水稻田，村民们受益至今。当时村里的学校是在一个旧舞台院内，设施陈旧，师生拥挤，有的班在舞台上上课，冬天的取暖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是百年大计，他想方设法畴借资金，在较短的时间内盖起了一座新学校，一直延用至今。 政治任务亦当头等大事来抓，他组织文艺宣传队唱革命样板戏，组织人员外出学习参观（如昔阳、大寨等）。引进一些先进的经验与方法，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大队搞得有声有色，多次被公社、县革委评为先进大队。 此时又逢修108国道，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同公路指挥部的领导测量地形，为他们提供办公场所，为工人们安排住宿、伙房等，同时还得为村民们解决拆迁搬迁问题。所有的补偿款都是由他一批一批的提取回来，挨家挨户地发放到老百姓的手中。父亲为人光明磊落，工作两袖清风，那么多的公款摆在他面前，没有半点私心杂念，为此老百姓称赞他为信得过的好干部。
父亲当干部期间，恰好是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年代，北京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北京与农村那是天壤之别，父亲为他们安排住宿、伙房，多次为他们调换食堂的大师傅，想方设法给她们调剂伙食。更温馨的是我们家偶尔改善生活时就把他们叫过来，他们吃的津津有味，赞不绝口。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造反派组织的相继成立，文斗加武斗，周围村庄的恐怖消息时有耳闻。我们村人口众多，族姓复杂，几乎是一触即发，但由于父亲温暖敦厚，镇定自若，合理安排，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村始终保持着稳定和谐的局势，使得一些特殊阶层的弱势群体，也躲过了一大劫难，对此深受老百姓的尊敬与爰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困民穷，经济萧条，物质匮乏，老百姓缺衣少食，家徒四壁者屡见不鲜，他当干部，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大队干部承包小队，他承包的是最落后的小队。他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搞起了副业——在本队建了一座石灰窑，通过一年的拼搏奋战，多年垫底的小队，摇身一变成了独占鳌头的先进生产队，每个工分由上年的4毛钱涨到了1块2毛钱。社员们个个欢天喜地。受父亲的启发，其余七个队相继建起了石灰窑。来年他又去另一个落后的小队，他登高望远，靠山吃山，大沟村背靠的是黄土疙梁，不缺的就是土，所以他又在该队建了一座砖窑，年底算账时由上年6毛钱的工资涨到了1块6毛钱。随后，全村先后又建起了八座砖窑，从此大沟村的社员们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村里人夸他有点土成金的本事。有人说父亲命好，到哪哪好，我深深懂得，那并不是命好，几分耕耘几分收获，背后的艰辛与汗水是不言而喻的。在他当干部期间，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大沟村的制砖业至今发展的红红火火，50多年久盛不衰，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毫不夸张地说，大沟村的社员们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父亲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之一，大沟村的人民会永远怀念他的，他的事迹已载入我村村志。他的能力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肯定与赞赏，正当干的得心应手，引领社员奔向富裕的征程时，下茹越公社对大队革命委员会领导班给予调整与改组，将其再次推向人生的十字路口，迫使迈向新的征程。 1971年，下茹越公社决定建农机修配厂，选准的负责人就是他， 当时兴办厂是为了落实“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政策。虽说叫厂，一无厂房，二无资金，三无人员，其难度可想而知。通过一段时间的谋划与奔波，租了下茹越侯家祠堂做厂房，向本公社信用社小额贷款，用父亲的话说是带了一个铁匠和一个会做窝窝头的大师傅，靠着一盘红炉走马上任了。他说是厂长，可又是拉风箱，又是打下锤，采购，出纳一元化，面向农村服务，为农民加工一些农田用具以及一些农用机械的维修服务。建厂以来，他凭借坚定不移的信心，吃苦耐劳的精神，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扩大车间，招收工人（为山区大队解决了一些闲散劳动力），健全机抅，不断发展壮大，逐步走向正规化，业务量日渐增加，发展成了大型的厂矿企业，业务遍及大同，太原等地。随着下茹越村民移民，于1973年将厂迁移到了108国道路旁。
此时，厂里有了经济实力，新厂房占地十几亩，车间扩展到了60多间，分别有钳工、铸工、煅工、木工、车工、车床、刨床、铣床等大型车间，大小机械二三十台。给工人们盖起了新宿舍，工人近100余人，不同型号的拖拉机，大小柴油汽车近10余辆，他管理有方，要求严格，在厚待员工的前提下，不允许工人们胡作非为，不能随便占集体的便宜。他亲自下车间抓生产，多次被电焊晃得双眼疼痛，彻夜难眠，为了招揽大客户，经常外出跑业务……总之，在他带动下，工人们信兴百倍，干劲十足。厂里每年给各个大队的五保户买粮、拉炭、给山区大队修路；工人们以季度发先进奖，如脸盆、暖壶、镜框、毛毯等；公社的职工也都有份，公社的额外开支都由俢配厂支出。当年一个乡长的年工资不足500元，而厂里工人们的月工资可达200至300元，那是个天文数字，一年上交国家利税高达60—70万元。由此可知，一个白手起家的乡镇企业创下了巨额的财富，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父亲韩俊娃的名字在五台山角下的繁峙县赫赫有名，他的企业名扬四方，效益稳居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之首。1989年，我县著名作家糜果才先生在以《卤城奇人传》为题目，对韩俊娃的传奇事迹作了详细报导，此文后来收编在他的专著《惊世杰作》中，并于1994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正当工人们沉浸在旱涝保收，高枕无忧的喜悦中，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由于多年来费心劳神，积劳成积，于1982年9月患严重心脏病，同年冬天边工作边养病，但终因力不从心，于1983年春天带着遗憾与不舍，离开了自己用心血打造起来的爱厂与日夜相伴的工友们回家养病，至此外面还有巨额的欠款未追回来，随着父亲的离开，厂也例闭了。 父亲身患重病心不歇，养病的他脑子却一直没闲着，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他再也坐不住了。通过深思熟虑与市场考察，敢为人先的他，大胆决定以股份制投资，于1985年在本村建起了繁峙县第一座粉丝厂，倍受县里关注，不时的去参观考察。粉丝厂投产后，运营很顺利，收入也是可观的，更令人可喜的是村里年轻无业的闲散劳动力有活可干，有钱可赚了，收到了双赢的效果。一个成功的企业带富了一个村庄。正当干得如火如荼，一派繁荣之时，我们村以及周边相继建起了大量的粉丝厂。他觉察到人们盲从追随对一个企业的冲击之大，如原料短缺、销路拥堵等等，天资聪颖的他又有了新的创意。
当时川底大队都有稻田，看到稻草堆积为患，1988年，他重返下茹越建了一个造纸厂，投产后，生产的瓦楞子纸（用作加工包装纸箱）畅销大同、集宁、呼和浩特市等地，市场前景还好。取之不尽的资源，变废为宝，利国利民的好产业，却承受着多种无形的压力，如资金短缺、市场颇软、地理位置偏辟、乡村里每天停电，不能正常生产……严重的现实问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迫使他那久病体弱的身躯终于倒下了，撒手人寰。父亲生于1933年7月，卒于1990年4月，享年56岁。那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让我肝肠寸断，五雷轰顶，泣不成声，父亲这一走，留下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多么的可怜，多么无助，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给世人的精神和财富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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