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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利用竹材制作各种器具的历史可谓久远。关于竹制的箕与笊篱之始源传说，清·陈元龙《格致镜原》转《事物原始》载：“箕，漉饭器也；敛去谷之糠秕者，名曰簸箕，自神农氏始，诗云：或簸或扬是也。笊篱，黄帝命元妃西陵氏养蚕制笊篱以捞蚕蛹，以竹为之。”从出土文物中可看到，早在新石器时期，远古先民就已经在使用竹篓、竹席等竹制器具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箕”、“筐”、“簟”、“簋[ guǐ ]（古代盛放粮食的器物）”等表示竹器的文字，说明了竹编技术在殷商时期已经很成熟。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也有描写竹器的句子，如“瞻彼淇奥，绿竹如箦 [zé]（竹编床席）”。
成都市内的商业街处曾发掘出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船棺墓葬，这座古蜀王族的墓葬中出土了编织细密且保存完好的竹席。该竹席的出土，表明了早在2400年前，蜀地先民已经能够利用竹材制作精细的编织物了。实际上，战国时期，竹子的使用与竹器的制作，已经广而泛之。至汉代时，有记录的各类竹器达至百余种，包括饮食器、日用器、劳作器、乐器、武器等。发展到清代时，各种竹器更是有数百种之多。清《康熙字典》中所列入的近千个“竹字部”汉字中，相当多的为竹制器具名。
▲ 战国时期船棺墓中出土的竹席 成都市博物馆藏 建筑中利用竹材种种，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典型的如古代治水垒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楗尾堰（都江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此竹络之法，历代沿袭，至今还用于都江堰的岁修之中。筑墙中的“夹竹抹泥”法，即以竹片为筋，“隔截编道”以坚固墙壁的做法，也是古代劳动人民重要的发明与创造。宋·李诫《营造法式》中对其有专门的介绍：“隔截编道……每壁高五尺分作四格，上下各横用经一道，格内横用经三道，并横经纵纬相交织之，每经一道用竹三片，纬用竹一片……”。秦汉及以后不同时期的一些古建遗址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筑墙方式。清嘉庆《双流县志》载：“慈竹筑墙，非砖非墼 [ jī ]（土坯），以慈竹编薄泥灰附之，故室材取重焉。”古法传承，时至今日，依然还能在很多的地方看到这样的“夹竹抹泥”墙。
巴蜀之竹器，早在汉时即声名远播。汉·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渠县土溪城坝遗址中竹筐、竹篓等汉代竹编遗存的出土，可让今人由此略窥一斑。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年少时曾从事竹编劳作，西晋·陈寿《三国志》载：“先生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后晋·刘昫《旧唐书》载：“兜笼，巴蜀妇人所用。”古称之兜笼，其形其状虽不得知，但为日常所用之竹器无疑，而“巴蜀妇人所用”，则描述了一个重要的地域特征或风俗概观。境内竹子盛产，物当尽其用，加之有利可图，自然是巴蜀竹器多有的原因。晋·左思《蜀都赋》中称：蜀地，“郁葐蒕 [pén yūn]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民国《邛崃县志》载：邛崃“西南山产竹，凡种竹人家，多有竹麻之利。”四川盆地及周边丘陵地带历来盛产竹子，其中密集地众多，典型的如眉山、乐山、宜宾、泸州等地，川北与川东地区也有较多的分布。清道光《大竹县志》载：“蒲包山，县北八十里，产竹作纸，蓊蔚数十里竹山，丛密莫盛于此。”大竹之县名，即因当地“多大竹”而来。民国《大竹县志》载：唐“久视元年（700年）改置大竹县，以地多大竹得名。”类似地，绵竹之地名，也是因竹而有。清嘉庆《直隶绵州志》载：“绵竹，状如慈竹，色青黄相间，皮老不脆，与诸竹异，故曰绵，今绵竹县犹数见之。”清道光《绵竹县志》载：“西汉高祖六年庚子（前201年），分蜀地置广汉郡今成都府，领县十三，绵竹与焉，以其地宜竹因名。”
▲ 宋《清明上河图（局部）》 竹子作器，种类众多，用途广泛。晋·郭义恭《广志》载：“蜀人以竹织履。可判篾编笆为篱笆，断材为柱，为栋，为舟楫，为桶斛，为弓矢，为笥盒杯，为箔席枕几，为笙簧乐器。”古时竹之与人的密切关系，正如宋代文豪、古眉州人士苏东坡所云：“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 [ cuàn ]（炊煮）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直到今天，仍然还能看到有非常多的竹器在使用中，例如日常生活与劳作用竹器就有竹筷、竹席、竹椅、笊篱、斗笠、笤帚、竹篓、竹篮、竹笼、箩筐、背篼、箢篼、竹筛、撮箕、筲箕、簸箕、竹扒、竹梯，等等。
巴蜀地区各类竹器甚多，与明清时期的移民运动有着很大的关系。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两次大的移民运动，中部与东南地区多省移民先后迁至四川，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四川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带来了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和高产作物，同时也带来了原籍地的竹作技艺。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诸省，也是竹源富饶地区，古来盛产竹器，其中不乏精美竹编器物的原乡产地。巴蜀地区广泛种植与利用竹子，以及竹器种类与形态的多样化，当是多地移民文化影响的结果。关于巴蜀地区明清时期多产竹器的情况，旧志中有不少记录。民国《叙永县志》载：“叙蓬留耕产竹甚多，农家之草房概以竹料建成，船上之篙篷帆纤多用之，且能制各种器具，凡桌几乘舆均适用……”。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载：竹“其茎中空有节，富韧皮纤维，可劈为薄片或细丝，以编制各种竹器，品类极繁，农具尤多。”
清中晚期及民国时期，为四川地区竹器生产最为旺盛的时期，各地农乡多设有竹木市场，或售卖竹器的集中地，制作竹器的作坊或“篾匠”自然也是所在多有。清道光《乐至县志》载：“县竹工巧织为器，鬻卖成市。”清光绪《增修崇庆州志》载：当地“每逢正二月会期，商贩云集，搬运不绝，竹器一切俱全，晒簟、米筛、簸箕、挑篼、箩筐、背篼、撮箕、土篼、斗笠，以上俱篾匠造之。”民国《三台县志》载：“今乡人为篾工者极多，竹器出品供绵潼境上农家之用。”民国《大足县志》载：“竹器者，中鳌镇有百余家……”民国《邛崃县志》载，当地有名的手工制品有“大堰口之竹器，吴家场之棕器，高家场之棕绳棕簟，孔明庙之竹火笼……”。四川各地竹器市场的兴盛中，一些制作精美、颇有特色的竹编成为了地方招牌，远近驰名。
巴蜀地区的竹子种类繁多，常见且常用的有慈竹、斑竹、南竹、水竹、筋竹、白夹竹等。各竹种，除了有高矮、粗细，以及节之长短与壁之厚薄有所不同外，其纹理、色泽、韧性、表面的光滑度与材质的坚硬度等也各有差异，故不同竹器的制作通常都会选取特定或适用的竹种。清道光《南部县志》载：“斑竹，干大而厚，异于众竹，邑中盐井多用之。”清光绪《江油县志》载：“水竹利用造纸；龙头竹杆细，利用编篱造器。”民国《新修合川县志》载：“县之竹工，皆用本地所产斑竹、南竹制造物品，工之粗者，如竹椅床榻之类，工之细者，如挂对、笔筒、帖筒之类……篾工之工，有造农桑器者，农有筐笠筛席等类，桑有匾箕笆笼桑筛各具；有造家具者，大则凉床楼柜，小则蒸笼筷箕；有编纤籘者，大船用南竹篾，小船用水竹为篾。”
慈竹于巴蜀地区分布最广，也是竹器制作利用最多的竹种。旧时巴蜀乡村，农家居屋旁侧或房后多种有慈竹，以便就近利用。例如川西坝子里的“林盘”，其典型特征就是农户聚落中四处分布的簇簇丛生的竹子。清乾隆《威远县志》载：“慈竹，人家绕屋宇围种之，叶繁而质柔，百用皆资之。”民国《温江县志》载：当地“慈竹产最富，各乡处处蔚然成林，或就竹编篱，坚于墙壁。”民国《金堂县续志》载：各竹种中“以慈竹为用最广，可供建筑制器之用，其生也亦甚繁殖，故乡居恒种于其宅之隙地以为美观，斑竹节多坚亦适于用。”巴蜀农乡，成片竹林随处可见，一些丘陵地区竹丛茂密如海，数量众多的以“慈竹”为称的地名，即是当地盛产慈竹的历史记录，例如泸州、简阳、宣汉、北川等地有“慈竹村”；洪雅、三台、荣县等地有“慈竹沟”；合江有“慈竹湾”、“慈竹坪”；宜宾有“慈竹坝”；井研有“慈竹溪”，此外其他一些地方还有“慈竹垭”“慈竹坳”“慈竹里”“慈竹笼”“慈竹林”“慈竹地”等地名。
▲ 川西林盘 摄于大邑上安 慈竹，丛生不散，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云：慈竹“根不它引，是得慈名。”清光绪《资州直隶州志》载：慈竹“丛生不散，节疏而梢小垂，性柔软，资产最盛，为用甚多。”慈竹还有很多别名，清乾隆《遂宁县志》载：“慈竹，根芽簇聚，百千竞抽，终不远移，又谓之义竹，又谓之孝顺竹。”清道光《德阳县新志》载：“慈竹，又谓之绵竹……”清光绪《增修崇庆州志》载：“慈竹，或作䈘子母竹，也又名笼竹……”农乡中，慈竹最是招人喜爱，不仅因为其“根芽簇聚，百千竞抽，终不远移”，更是因为其“资产最盛，为用甚多”。
竹子，易砍伐，易剖削。竹子的砍伐，通常选择在秋冬季。清光绪《增修崇庆州志》载：“凡伐竹在下季秋节者，虫不生，在上季春节者不中用。”秋冬季，也是农闲时分，农人正好有充足的时间专于竹作。民国《泸县志》载：“十二月小寒大寒，造农具，夹笆篱，……斫嫩竹，削腊篾，编箩篼、背篼、撮箕。”一些竹编手艺人还会利用这段时间走村串乡，为远近农户编制所需之竹制器物。
▲ 合江油纸伞
▲ 瓷胎竹编 崇州市博物馆藏 竹子，生长与成材时间相对较短，浑身是宝，古来为农家所看重。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只须伐竹开荒径，倚杖穿花听马嘶。”宋代诗人释道璨有诗云：“栽松种竹闲功课，却为忧时一半分。”在数千年的选择与使用中，竹器成为有着丰富竹资源的巴蜀地区农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物品。继继承承，日臻完善的竹作技艺成为巴蜀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有理由相信并期待着，巴蜀竹艺能够发扬光大，续写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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