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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9 11:05 华人号：中国文化
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租赁房，且租金低廉。相应地，一套比较完备的城市公共租赁房制度已在宋朝建立。无数从农村、外地涌入城市生活的百姓，虽无力购买高价房屋，但通过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便能获得栖身之所。 《东京梦华录》这样描述东京之大：“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南宋临安之繁盛，可能还要超过北宋时的东京开封。《梦粱录》说，“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有学者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临安府的“高峰（期）人口是250万”。如此庞大的城市规模，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城市均无法超越。而在与宋朝同时期的西欧大城市，如著名的伦敦、巴黎、威尼斯，人口不过10万。 一个城市人口密度如此之大，必定是寸土寸金，房价高不可攀，用宋人的话来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而到了北宋末，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 别说市井细民无力购房，就连宰相级别的高官，有时也只能租房居住，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生活在北宋前期的韩琦也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舍私宇居止，比比皆是。”历史学者杨师群估计，“北宋东京城内外，约有半数以上人户是租屋居住的。其中从一般官员到贫苦市民，各阶层人士都有”。 生活在北宋东京，想购买一套房子非常困难。不过，在京城租房却甚是容易，因为京城的房屋租赁市场十分发达：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作“庄宅牙人”，放盘招租的房屋很多，宋政府也向市场投放了大批公共租赁房，并成立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来管理公屋。 店宅务，北宋初称“楼店务”，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店宅务”，南宋时又恢复“楼店务”之称。宋朝的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政府公屋的建造、维修、租赁及管理。南宋临安府的楼店务，“额管三百人”；苏州的楼店务租金收入，一年多达“五万四千二百贯有奇”。 店宅务公屋的租金高不高呢？《宋会要辑稿》收录有几份左右厢店宅务公屋数目及租金收入总额的数据，不难计算出北宋京城的公租房的租金水平。 天禧元年，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名下共有23300间公租房，当年共收到租金140093贯，平均每间房的年租金约6贯，月租金为500文钱（1贯约为1000文钱）。天圣三年，京城店宅务辖下的公租房为26100间，当年的租金收入为134629贯，平均每间房屋的年租金5贯多一点，月租为400多文钱。照此种方式推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大中祥符七年（1014），每间公屋月租均不到500文。 与当时开封府的私人房产租赁价格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在11世纪，四五百文钱的月租金水平可谓低廉。大中祥符年间，“卫国长公主尝请市比邻张氏舍，以广其居……及询张氏，但云日僦钱五百，方所仰给”。张氏的宅第每日租金就是500文。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住“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月租18贯。可见汴京的高档住宅月租金当在十几二十贯上下。 一般的住宅赁价，每月少说也要几贯钱。皇祐年间，苏颂担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月俸共十七千，赁宅、养马已费三之一”，十七贯钱的三分之一即五六贯，当时养一匹马的费用大约每月两贯钱，扣除养马成本，住房月租金需要三四贯钱。 对于汴京的中低收入市民来说，每个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绝不算高。根据多份宋代日工价样本以及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朝的一名中下层市民，不管是在官私手工业当雇工，还是给富贵人家当佣人，或是在摆摊做生意，日收入基本上都在100~300文钱之间。维持一名成年人基本温饱的日开支大约是20文钱。每日15文钱上下的住房开支，相当于每天吃饭的费用，大致是市井细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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