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七月都是焦虑且烦闷的。姑且把那些七零八落的情感想象和奢求失望舍弃不谈，却还是在反复忙碌的早起晚睡以及轮轴转的课程安排面前变成了茶不思饭不香的工作机器。蹲在椅子上面对着发着白光的电脑写下一点又一点的文字，企图弥补大片的空白带来的焦虑不安，代价是疼痛僵硬的肩膀和身心俱疲的憔悴模样。工作的间隙，方便快捷的手机成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消遣工具之一。躺在沙发上的时候，便懒得再去费尽心思地在旧物市场里淘换黑胶，更无言于上上周买回来的水培植物，任凭它们在已然落灰的唱片机旁沉默、在浑浊的容器里与枯萎干瘪的荷花莲蓬为伴。生活变成了简单的三个时段。起床洗漱后的一杯牛奶和一颗鸡蛋，书房和电脑，以及深夜里忽明忽暗的手机屏幕。“人在城市里面生活，就像被迫适应池塘的动植物一样，一边被反光表面所包围，一边艰难地生活在其中”。我开始喜欢上彭可说的这句话了。被压迫的、毫不留情面的工作所管理的个体，只能是扭动着僵硬无力的四肢，企图用一个更好的姿势融入这个被镶嵌在条条框框中的世界，变成层层叠叠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中，最不起眼的存在。而在这之外，电子移动通讯所制造起的虚拟影像又将这些大脑疲累、眼神空洞的群体捕获进它的世界，一个接着一个的景观，上演着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迭代：她夺金了、他失利了、她卫冕了、他打破了世界纪录…在欢呼和遗憾之外，光影回转还在继续——他被爆家暴和出轨、他被警方刑拘、他正在失去一切…哭诉、反转、倒戈、嘲笑、咒骂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群人，受困于感染人数不断增多的城市中，终日感受着疾病的威胁和健康的危机。作为现代社会个体中的一分子，人类被不断攀升的竞争压力所围绕，又持续地陷入大量的公共事件中难以自拔。孔尚任曾唱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在这其中，金陵玉殿中的五十年的兴亡衰败，都被睡着风流觉的临江看客穷尽往来过去。今日，我们投身于其中，为消解平日烦闷苦楚，看他人趣事、了他人跌宕，却总也在这种媒介引入的景观中迷失了方向，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爆”字彻夜不眠，欣喜地与每一个人分享消息、传递情况，获得各类事件惊诧后实时传播的快感，比较着谁能够最先发出消息、迎上风口浪尖。
信息产生的暴力震荡过后，巨大的空虚袭来，无意义的事件一点点地被消解，只剩下什么都没有的碎片。疲惫的我仍然把生活过成了机械的三段式，肩膀依旧持续僵硬疼痛，如同退化的脑细胞一样，像卡在水泥板里无法挣脱的麻木。公众理应关心社会事务，为奥运健儿呐喊、关心疫情传播情况、追究每一次的质疑和求助；但人类，不必也不要被互联网的景观所控制，变成了只单一地朝向电子屏幕的动物，而忘记盛夏傍晚专属的闲凉气息，忘记窗外吱吱作响的只活一夏的知了，忘记生活其他的乐趣。太过于关心人类世界，就会忘记自我的存在。我想，七月的我路过了很多很多的人，也写出了很多故事，而八月的伊始，该更多地去找寻回那些让我之所以是我的价值。我们应该要与篝火为伴，聚在一起关心世界，也要始终与其保持距离、维持自我。
# 说来说去，其实都没什么意思， # 大量公共信息早已让人类失去了感知的能力。
重视事实信息的完整呈现是客观新闻学的核心要点。在这类新闻实践主导理论中，记者或其他的职业媒体人都应该外化于新闻事实，为了能够做出公正、合理的事实展示，而将会影响、扭曲客观情况的主观性价值、立场和情绪均一一排除在外。即使这种主客完全分离的状态几乎无法在韦伯所阐释的人类这种寄活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中存在，但是仍然因为其符合现代社会的科学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主流核心观念而受到新闻界的追捧。客观性在诞生后的百年间里，虽不断受到关于新闻生产场域中所存有的无数包括编辑方针、实践惯习以及资本利益、政治权力等主观因素的质疑，但仍然凭借核心内涵中的对于客观事实的追求、信仰而能够在新闻理念中屹立不倒，甚至占据绝对的准则优势。即便如此，包括舒德森在内的众多新闻理论的研究者们也不得不承认，每一条对于客观性的抨击，都进一步地促使与之相对的积极新闻学的诞生。既然记者等新闻从业者已经被证明无法在生产空间中的各种主观性的威胁之下全身而退；同时，遵守客观性原则的从业者在保持中立、全面观察的要求中，将刻意把新闻受众摒除在新闻报道之外，只允许其在旁观者的席位上获得一隅空间，甚至全然不顾其感受和二者间的必要交流，导致新闻报道逐渐脱离社会、失去受众注意力。因此，强调从事实角度出发，不仅以客观报道为准则，更注重如何充分地沟通社会公众群体的积极新闻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受到追捧。通过在报道内容中引入丰富的文本内容、图像或是其他信息，唤起受众的价值体验，刺激个体的主观感受并进一步在传播、分享和感染中让情绪状态趋近，以此形成信息接受者内部的群体认同和协调，甚至在情绪的共享参与中，激发其某种行为、促进社会事件的良好发展。
每一次我国主流媒体们对奥运赛事的报道，实际上都是一种站在积极新闻学立场上进行的情绪传播。“情绪传播区别于一般传播活动，具有生理调动的特点”，这使得通过在新闻报道文本中加入某种情绪价值——例如骄傲、紧张、喜悦、痛斥、愤怒等——更容易激发传受双方之间的情感合意，带来双方的共通交流，促使舆论走向更为直接地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得到持续性的累积。积极新闻学和客观新闻学本质上都是要以事实为基础。只不过前者强调新闻业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无论是公共新闻学还是建设新闻学，都对从业者是否拥有直接地对客观对象产生正面影响提出了要求；后者更在意培养超然独立的报道者，对世间百态进行冷静地阐述。
显然，对于本身就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我国新闻业来说，积极新闻学的逻辑更适用于遵循党性原则、承担新闻宣传工作。奥运会中的无数海报、激动人心时刻的记录、鼓舞士气的摇旗呐喊，都是当下的新闻业正在做的事。它看起来不够「客观」，但却恰恰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媒体的精神：客观事实、客观报道，但该有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也应在积极新闻学、情绪传播的指引下与之相互结合。单纯的新闻客观性是不足以让新闻业承担起观察世界、协调群体、传递文化的功能的。只有真正拥有人情味，能够承载宏伟家国情，也能关怀细微动容之处的媒体，才能够真正地被人民所认同。目前，对于积极新闻学讨论得最多的，就是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公民新闻不断发展演变而来的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是指倡导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应以“建设性”的新闻标准补充传统新闻价值标准，应从积极新闻学中汲取灵感，应更多地关注那些积极的、有鼓舞作用的和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同时，该理论认为，关于死亡、破坏和社会苦难的故事可以与鼓励性的、建设性的新闻报道相平衡。换句话说，在这种新闻实践观念指导下的新闻报道必须要把握好新闻业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功能，不仅要传递客观事实，还要给出方案性的意见和指导性的信息，能够更好地保证在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不平稳状态或创伤性事件时，公众能够从新闻中获取应对外界变化的支撑，为其提供有益于活动的内容。
安抚公众精神、提出适合建议，保证新闻价值、包容多元声音。建设性新闻的逻辑实际上与倡导新闻报道入世，解决和协调公共问题、促进公共事务发展的公共新闻如出一辙。只不过，建设性新闻更强调报道的正面作用，对于猎奇、冲突和矛盾的问题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
二零二零年疫情大爆发之际，新闻界便开始不断高呼新闻报道要走向以建设性新闻为主导的思维逻辑中去，强调维持社会稳定和安宁。
如今，德尔塔毒株带来的国内疫情又一次传播必将在次让这个话题成为新闻报道倡导的标杆。而就这段时间的报道内容来说，在对病毒的科普、公众健康的自我保护措施等角度的新闻仍然具有较高的建设性意义。但是，如果把目光落回本地新闻的报道中，这方面仍然是一些地方管理者，除了通稿之外，需要更多加强的部分。既然又说到了关于疫情的内容，最近看到许多言论开始斥责对于某一城市管理者的批评，认为无论是从检测效率还是管理机制上来讲，都不应受到广泛的质疑。作为市民中的一分子，每个人自然可以在其中去谈自身的感受。而作为有幸与确诊感染者在同一核酸检测点进行过检查的人来说，该承认的问题、该直面的管理失误，是用再多强调医护人员多么辛苦、如何日夜轮轴、汗水漫溢的报道，都无法、也不能回避的问题。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在《冷漠的社会生成》中谈到，冷漠并不来自于枪杆子，而是那些轻而易举就习惯成自然的东西。这其中，科层制的官僚体系下所衍生出的是一种冷漠。为了能够管理复杂、大量的各种职能人员，让其能够在一次次的协调活动中发挥正确、有效的作用和功能，就不得不利用层层权力收紧的方式，由上级领导对下级人员进行把控。这样做一方面能够让大量事无巨细的内容被权力的分散而切割开来，另一方面，也促使追责、担责的情况能够尽快得到落实。从理论逻辑上说，官僚制度本身是立得住脚的。
但真正落到实际行动上时，这种庞大的体制机制就容易陷入工作惯习之中。因为每个人所负责的都是巨大机器中的一环，就像是流水线操作一样容易形成不加思考的自然行为，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出于自我维存的动机，官僚体系中的个人会出现“旁观者的道德冷漠”——谁都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工作，谁都装作无视，谁都不愿负责。这就是官僚体系中最大的问题所在：权力分散了，最底层的人从不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总有上头的人，在派发命令。盲从、盲目、麻木，让人类成为了机器里的螺丝钉。
不必猜测，我这里写的，就是你想的那样——好像在嘲讽哪些东西。当然，除了这样的冷漠之外，还有一种旁观者。他们就像是米尔格拉姆所做的权力服从实验里被要求向有罪之人按下电击按钮的实验者一样，认为对方既然是戴罪之身，那对其使用什么刑法都无可厚非，甚至在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让惩罚更加变本加厉。
过去的那个七月，按照八字命数来说，是那位吴先生的「大劫」，同时，也是群体狂欢的号角。
鲍曼和梅认为，“在群体中，人们有可能犯下忍和单个人在道德角度上都干不出来的事情”。比如痛骂、侮辱某个人，原因是他本就是犯下过错的人，对他施以怎样的惩罚都无所谓——于是，群体便开始一轮又一轮的轰炸。
我从不为犯错的人辩护，所以不必质疑我是不是站在理中客的角度试图玩些逻辑名堂来为谁摆正身子。从根本上来说，我只是在试图思考一个问题：当个体融入群体中，是否会因为群体聚合的权力而感到力量倍增，并进一步迸发出能量，那种愤怒的、恨不得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愤怒。在这种愤怒中，规则会被悬置、道德会成为泡影，所有的理智和思考都变成了虚妄。我绕不过的，就是这个问题。假使对方有错，那么，舆论便可肆意对其进行鞭挞、宰割吗？如果认为对吴先生的过错来说，他理应受到社会的唾弃；那么那些喜欢他的粉丝呢？是不是也理应，被辱骂、被痛斥、被生吞活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推演出这样一个逻辑——只要是有错的人，都可以被肆意地、进行暴力言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推演出这样一个逻辑——只要目的是好的，无论手段如何，都可以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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