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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1 今天，2020年9月30日，张爱玲100岁。 本月8日，也算是她逝世25周年的日子。 她在上海的出生，和被人发现在洛杉矶去世，都在9月。 写下这几行文字时，不免对世间时间的种种巧合感到奇异。后来发现，之前已经有人对此感叹过了。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8期上的一篇文章说，1995年9月26日，在香港的宋淇夫妇收到林式同从洛杉矶寄来的一张遗物清单。林在信首告知：“受张女士之托，丧事将依其遗愿于9月30办理完毕。”林式同恰好在张爱玲生日这天将其肉身的全部痕迹从这个世界干净抹去。她在文字里铺叙过的人生苍凉况味，都在此间了。作者于是说：“张爱玲不可能预测到自己会在9月离世，生与死这番巧合，让人感喟。” 五十年代的罗湖桥。深圳美术馆藏图 2 1952年的一天，张爱玲来到深圳。 哪一天？迄今未查到。张爱玲自己也没有说。她只是说： “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中共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彷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张爱玲《重访边城》） 这一天，应该是7月的一天。有篇题为《张爱玲的闺蜜》的文章提到了这个时间。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提供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中国大陆。通过海关检查时，她内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证上用着化名，海关检查人员大概是她的《传奇》和《流言》的忠实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就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张爱玲一惊，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战战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她紧张到了极点，生怕被扣下来。谁知那人竟非常和蔼地笑了笑，不再检查就放她过去了。（《张爱玲的闺蜜》） 1950年代从罗湖桥入境的人们。深圳美术馆藏图 “化名”之说，我认为是不可信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作家再有名，也到不了读者凭书上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就能在人海中准确辨识出其姓氏名谁的程度吧。那不是“读图时代”，不是“有图有真相”的时代，不是谁的照片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时代。海关检查人员仅凭长相就认出此人是“张爱玲”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如果这位检查人员接到了任务，比如上级告诉他有个叫“张爱玲”的作家要过关，而且给他看了照片，让他千万记住这个面孔，又告诉他张爱玲可能不以真姓名过关，那么，他是有可能面对一个不叫“张爱玲”的女士而认出她就是张爱玲的。但是，这位海关检查人员接到的“任务”是什么呢？是让张爱玲过关，还是不让她过？如果让她过，那么这个以脸识人的“任务”根本毫无意义；如果不让她过，那怎么又放她走了呢？辨认出张爱玲以化名过关做什么用呢？ 最大的可能是：张爱玲的证件上不是“化名”，是真名，海关检查人员恰巧又是个“张迷”，一见“张爱玲”三字，再看长相也和书上的照片有些仿佛，就问了一句：“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然后就放她过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这个“细节”根本不存在。 张爱玲写《重访边城》时回忆罗湖桥过关细节，只提到“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她对这个士兵描述得很细，还写他“愤怒地咕噜了一句”。多年之后，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想起罗湖桥上那一幕，又写了几句话，同样也提到了那位士兵：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对照记》） “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一再出现，他说的那句善意体贴的话张爱玲清楚记得。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检查人员在人海中认出了她是“张爱玲”，她怎么会只字不提呢？ 张爱玲的出境护照，是在上海办的。她自己回忆过在上海办护照的情景：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了上海一个派出所——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对照记》） 把此图右二这位回头的女士换成当年身穿旗袍的张爱玲，你就可以体会当年罗湖桥上的张爱玲是如何去往香港的。深圳美术馆藏图 她有些话说得刻薄，可是现场气氛的“严重”可以想象。警察又是“沉脸”，又是“调查”，如此这般签出来的证件上，名字有可能是“化名”吗？ 不管怎么说，1952年7月的那天，张爱玲跨过了罗湖桥。 我得在这里呼叫上海的陈子善老师： 陈老师，这一天，是1952年7月的哪一天？您得替我们弄清楚啊。 3 顺便再说一件事。此事和张爱玲有关。也可以说，此事本来和张爱玲无关。 深圳有个白石龙大营救纪念馆。是前年吧，我去那里参观，见外墙镶有一块黑色石板，石板上刻满1942年“大营救”行动中从香港解救出来的文化名人的名字，名字中赫然有“张爱玲”三字。这肯定是搞错了。工作人员也说知道是搞错了，还没来得及改。 如果当初提供这份名单的人肯查一查深圳特区报上的相关文章，很容易就避免这样的“张冠李戴”。 1995年10月16日，深圳特区报副刊上登载过一篇上海周劭先生的文章，其中和张爱玲“北上”有关的段落如下： “太平洋战起，香港被日军攻占，这个繁盛的岛屿顿时成为死港，当时留港的“皇亲国戚”连同她们的宠物都被重庆以专机接走，但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却被丢在这个死港上，毫无办法。日本侵占香港的头目是号称中国通的矶谷廉介，他深知把他们送往上海，还可以有些用处，遂于1942年春季，特派一艘专轮，遣送滞港人士四百多人至沪，其中头面人物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摄行元首职务的颜惠卿、国民党收回武汉租界的外交部长陈友仁、金融巨头周作民、唐寿民、冯耿光及戏剧大师梅兰芳等。张爱玲当时仅二十出头，也在附轮之列。” 张爱玲自己在《重访边城》中也写过当年回上海的路线：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重访边城》） 大家一读便知，这不可能是“白石龙大营救”的路线。 当然，如果当年的“大营救”果真也解救过张爱玲，那也会是件有趣的事。至于怎么个“有趣”法，就很难说了。毕竟只是“如果”。 如此，在张爱玲一百岁之际，我在深圳，也只能一边遥想1952年的那一天，一边不断重组和重放这一幕：32岁的张爱玲，挤在人群中，头顶大太阳，在心中各种忐忑的陪伴下，匆匆走过罗湖桥。 当年“文化广场”报道张爱玲去世消息的版面。夜书房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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