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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长假苦短，返工却是必须。高兴的事情是许多寄书的快递都到了，比如香港牛津版的《知堂回想录》与《旧日风云》。《知堂回想录》已经是三印，《旧日风云》也出到了三集，看来好文字总归还是有市场。 2019年7月香港曾有一个牛津新版《知堂回想录》分享会，许礼平在会上分享了《知堂回想录》出版前后的故事，他的发言稿就收进了《旧日风云》三集中。我原来也曾写过一篇钩沉《知堂回想录》出版故事的文章，因局限于文献资料不全，文章始终未能结尾。随着牛津繁体字整理版和手稿版的先后问世，《知堂回想录》的故事终于可以有个完美结局了。 作为读者，在“完美结局”之外回望《知堂回想录》出版的风风雨雨，我感触最深的是曹聚仁先生的使命感、历史感和文献感。他从1960年向周作人约写“自叙传”时，就深知这部书稿一旦写成，将会成为珍贵文献；如果未能促成此事大功告成，将会有愧于历史。当时之世，能有这种见识而又愿意出头露面、不避艰难、几乎拼了性命以求圆满的人，实在没有几个。曹聚仁先生不独见识超乎常人，其担当之勇气和行事之坚韧也非常人所能及。 曹聚仁喜欢鲁迅，也喜欢周作人，他自称是“双崇拜”。但是他极力促成周作人撰写回忆录并设法筹措出版，则不仅仅是救济知堂于当时，也不仅仅是“慰故人于地下”，而是有着深远考虑。按当时的情形，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党派给他布置过这样的任务，面授过类似的机宜，甚至连暗示也不曾有过。相反，实则并没有什么人欢迎、支持他做这件事情，出版过程中一路横生的波折和频生的意外就是明证。 在1970年三育初版《知堂回想录》的“校读小记”中，曹聚仁先生曾说： “此刻看了全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 这就是他的大判断：他在乎的不是此时此地，而是“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他的使命感是自我赋予的，他的历史感是面向未来的，他的文献感是抢救为先的。 此书出版的前前后后，他多次表达过类似的焦虑、忧虑乃至远虑。他甚至说过“我个人愿受任何处分，绝无怨言”的话，坦承自己“并不居功，也不辞责”的态度，其原因，就是相信回忆录“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留下来”。 据曹景行文章披露，他们在内陆生活的曹家人，1967年读了《人民日报》10月19日四版“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的整版文章，“犹如晴天霹雳、大石压顶”。文章中不点名批判了曹聚仁，家人一看便知大事不好。文章说： “当时，有一个拜倒在国民党门下的无耻文人……特别卖劲地替周作人吹嘘——这批牛鬼蛇神，里应外合，内外夹攻，闹得乌烟瘴气，令人十分愤恨。他们简直要把这个大汉奸快要捧上天了。” 然而，也就是在那时，人在香港的曹聚仁还在为《知堂回想录》的出版奔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弟年已衰老，入墓之日已近。对于故友的遗著（周作人1967年去世——引者）以及现代文献之保存，不敢放弃责任。如老人著作由弟手中淹灭，弟何以对世人？” 当时他或许并不清楚北方对他的讨伐言论。不论知道与否，他这几句话都可以看做是对“大批判文章”的回应。 1968年《南洋商报》连载完《知堂回想录》后，曹聚仁先生曾欣慰地对人说：“知堂老人地下有知，一定深感盛情的。这是对百年后史家交代了一件大事呢。” 三育版《知堂回想录》出版后，曹聚仁把全部手稿转交罗孚先生保存，说：“兄可留作纪念，三五十年后，也许将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物呢。” 这就是曹聚仁先生最让我感佩之处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在无数的癫狂与颠倒包围下，他依然坚信“百年后史家”，坚信“三五十年后”，甚至坚信“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他的这一信念究竟来自于哪里呢？他只是简单地相信历史、相信未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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