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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封神演义》无外四个维度： 第一是儒家伦理的维度，即关于汤武革命的自我辩难，本文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通过天命的方式淡化革命的主动性，通过重点刻画忠臣强调“君为臣纲”； 第二是道教系统的维度，即本书的道教思想、道教法术及神谱的形成，本文认为《封神演义》有专门道教倾向的设计，而封神榜即是对道教神谱的整合； 第三是成书过程与主题的渐变，本文认为《封神演义》固然是在《武王伐纣平话》的基础上层累出来的，但关于道教的神仙故事则另有所本； 第四是叙事的维度，即叙事圈套与叙事原型，本文已通过对毘沙门天王父子、姜子牙形象的嬗变及《封神演义》的造神方式对此说明。 要之，本文认为，《封神演义》分为讲史和说经两个部分，前者是从《武王伐纣平话》为底本，不断层累起来的，并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在层累的过程中吸收了有关于黄飞虎的故事，出现了一些描摹左道为主的情节；后者则是横叉入书中的，以道教的思想为主，如哪吒的出身与龙吉公主的故事皆与全书描摹尸解仙的设计不同，这些本是独立的片段式的故事，而被援入《封神演义》的故事里。 事实上，将片段化的故事缀连成一个整体，本是说话家的惯例。《三侠五义》的蓝本《龙图耳录》便是在短篇话本故事集《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武王伐纣平话》中屡屡出现“此计号曰'遗衣驻军计’”、“此石名曰'王皇石’也”、“此是文王崩也”等解释之词，也可看出说话家有意将自己所讲的故事与已有的故事印证。 而这些故事或是独立的话本故事，或是形成一个类似于《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的话本故事集，而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时间线索的版本。 《封神演义》的成书亦当受到此种话本或故事集的影响，舒冲甫识语说“此书久系传说，苦无善本”，李云翔序所言“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便是明证。 李亦辉先生却以上述两段材料判断《封神演义》当有一个“词话本”的阶段[1]，实则正因此句便可以证明“词话本”并不存在，否则舒、李二人只需要借助词话本整理即可，根本不需要另刻。 而李云翔所谓“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更可见所谓的《封神》只是一个底本，即经文人编修过的说话家讲史的文学，《封神演义》中对叛臣的训斥亦当是此时形成。 而说道经的文学则是零散的故事，《封神演义》中故事结构类同，如殷洪与殷郊的故事，诛仙阵和万仙阵的故事等。这是因为说书人则因其需要，择其中重要且易于演说的部分串联到一起，故而情节不但重复，而且经常跳脱并时序不详。 所以李氏所谓“结构上皆以'二将……’起，以'从来恶战……’结，中间部分则反复采用'这一个……那一个……’的套语，具有非常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并不能成为“《封神演义》曾经历过词话本阶段的又一重要表征”[2]，而只能证明《封神演义》成书于说书人之口即成书过程有说书人参与而已。 至于其“情节设计、人物形象皆一犯再犯”[3]反而证明了其未经历词话本阶段，因为从现有文学作品来看，所谓“词话本”并非说话家的粗糙底本，而是艺人经过精修过的讲述本，艺人完全可以通过其说书的叙事技巧避免此类问题，《龙图耳录》与《金瓶梅词话》都是例证，而《鼓词抄本呼家将》及车王府曲本《封神榜》同样没有李氏所言的问题。 至于《封神演义》在处理“子牙火烧琵琶精”时，将“琵琶精”理解为“玉石琵琶精”而非杂剧中通常所谓的“琵琶蝎”，也可看出此书只是从话本故事的基础上转录，而并非由说话家直接最终整理的“词话本”。 故而在整理者的身份上，可以看出《封神演义》接受了一定说话家的叙事技巧和叙事圈套，但并非由说话家直接整理，而上文亦言明其非文人所作，故应为书商在旧有讲史故事的基础上对说经故事加以整合。 而在思想方面，《封神演义》以道教的倾向为主，其法术、思想皆非专业的道士或修道者不能明晰，而其将儒家的思想家改造为道士，同样可见其意在对儒家的故事进行改造。 不过，在《封神演义》的最终整理中，仍然有儒家编修者的参与，尽管其并没有对一些诸如“太公望”和“姜子牙”矛盾冲突的地方做细节的调整，但第九十九回和第一百回的顺序明显置换过。 第九十九回题名“姜太公归国封神”，所谓“归国”必先有国，足见此文当在“周天子分封列国”之后，而本书既以“封神”为名，自当以封神榜收束全篇，而不能以分封做结。 这是因为最终整理的书商乃是有儒家倾向的，但其才力、时间皆不允许其对全文框架、思想异动，只得做这样的调整，并使《封神演义》终于获得了《武王伐纣外史》这样的别名。 [1] 李亦辉：《<封神演义>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265页。 [2] 李亦辉：《<封神演义>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271页。 [3] 李亦辉：《<封神演义>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27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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