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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 记 江雁 突然想说说我的国文老师们。 我说的国文老师，指的是我求学阶段所有教过我的，与中国语言、文字有关的老师。只是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写到，看心情而定吧。 我的双面母亲 要说我我的国文老师，首先不能不说一下我的母亲。 没错，我妈除了给我人生的启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国文老师。 因为历史原因，我妈曾经以一个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生的身份，在我们村里做了好多年代课教师。我和村里其他适龄儿童一样，在我妈手底下读完一年级，然后再到村小“进修”二年级、三年级…… 这件事也可以这么表述：我和我同村的孩子们，一年级的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都是我妈一个人教的。 我妈当年课上具体讲了些啥，我基本都已经忘差不多了。有一件事我却记得很清楚，就是我总会在她老人家的课堂上神游。 千万不要以为我对我妈不恭敬，恰恰是太恭敬了。不，应该是崇拜，崇拜到我老是不由自主地想： 站在黑板前的这个人真是我妈？ 我妈她怎么会比别人的妈妈多懂得那么多东西？ 最要命的是，我觉得我妈和在家时我看到的我妈也不一样！ 举个例子，离开我妈的课堂，她老人家正常喊我小彦子，生气了喊我死小彦子。但进了课堂，她便只喊我江彦，而且自始至终都很和气。 顺便说一下，我名字当初是我妈起的。原本我应该叫江彦，寓意美好。但我上到二年级时，“彦”就被我的一个俗不可耐的本家老师改成了“艳”。长大以后我一度很抗拒这个“艳”字，以为和那位本家老师一样俗不可耐，可我已经写成了习惯。 习惯真是太可怕了，它能让你心甘情愿变俗。我为了向习惯抗争，有时候就会用“雁”字，妄图翱翔天际。惜乎身份证上的“艳”字时不时跑出来提醒我一下：你就是个俗人。唉！ 跑题了，继续说我妈。我妈在课堂上讲的话，都是她平常在家不大会说的话。她的声音柔美动听，充满了感情，一点儿都不像喊我“死小彥子”时那般气壮山河。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大才是村里唯一会画画的人，做了我妈的学生才知道，我妈画的小鸡小鸭之类，远比我大画的啥伟人像有趣得多。 我妈还会唱许多好听的歌。虽然成年以后我发现，她唱歌远没有我唱得好听，但那时，我真的将我妈惊为天人。 老生常谈一下，我刚念书时，教学是不兴用普通话的，似乎也没人提过“普通话”这个词儿。不过我可以肯定，我妈当年上语文课时，肯定是有讲过普通话的。不然，我后来不可能把a,o,e,i,u,ü，b,p,m,f,n,t,l念得那么溜。 然而我妈有一个奇怪的本事：单个字母，她老人家都说得都挺标准，一旦涉及有些普通话与我们方言有所区别的字，她立马就改了读音。比如我此前说的“战争”，“抗战”，我妈永远说的是“见真”，“抗见”。 我一度很苦恼。从道义上来讲，我不该质疑我妈。但我那时实在不明白，为什么“zhan”成了“jian”，“zheng”成了“zhen”。直到有一次，我妈告诉我们，“江”古时候读“刚”，所以我们家所在的小江庄才会被叫做“小刚庄”，我才恍然大悟：我妈说的是古人说的话呀！ 古人是谁？孔子啊，包公啊，李白啊……我妈真了不起。 有这个亲妈兼启蒙老师的影响，我的普通话居然说得很不错，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我家那台收音机。古人很厉害，可是我不喜欢他们说的话，实在没有收音机里那些人说的好听。所以我愿意听收音机里的人说话，并且模仿他们。我怕人笑话我“洋”，甚至偷偷一个人躲麦田里念：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通往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 当然我也不至于因此就对我妈就不佩服。我妈在我小时候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而且是打人打得生疼的神。 （全面提倡普通话教学，是在我念五年级的时候（不过大家不妨忽略掉我一年级读了三年、四年级又留了一级的“史实”，详情可以参看《我的童年》）。我也因此在孙小平老师的教导下，普通话突飞猛进。 关于她，我前面已经说了许多，就不再多说了。） 尚有魔鬼在人间 年已半百，很多事情都选择了放下，可是有那么一个人，我对他永远不会原谅。他是我高中时的一个语文老师，也做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 他显然是不够格被称为老师的，我且叫他x先生吧。虽然这样做，对“先生”二字也有辱没之嫌，这里烦请诸君只把它作为一个代号便好。 x先生相貌堂堂，乍一看一身正气。语文课上得算是勉强，但给我们开班会的时候，常常有豪言壮语出现，说话也幽默风趣，听上去似乎很博学的样子。 那个年代的孩子都太单纯，我和我的同学们，一度对x先生充满了敬意。尤其当我们听说，x先生结婚几年，对他的因身体问题不能怀孕的夫人不离不弃时，这敬意又添了三分。 我对x先生态度急转直下，导火索是我的一篇作文。 某天傍晚，已经是放学时间，x先生却在疾言厉色批评我们班一个犯了错误的男同学。负责当日卫生的我，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然而，当我不得不因为倾倒垃圾经过他们身边时，x先生突然叫住了我，说让我一会去他家一下，把我这次写的作文好好修改一番，争取推荐发表。 说实话我当时是懵的。我有一个很严重的性格缺陷——不自信，虽然一直被老师和同学夸赞作文写得好，但从来没有想过能发表。现在x先生冷不丁告诉我这么个消息，我心里顿时就如小鹿乱撞了。 或许会有人质疑，你一个女孩子，年轻老师喊你回家你连一点儿警惕性都没有？这我必须得为自己辩解一下。当年我们的教师公寓和教室同在一个院子里，老师在家办公是常有的事情。在这之前，我们也不止见过一次x先生喊某某同学去他家。 总之，欢天喜地又手足无措的我，以最快速度收拾好工具，立马往x先生家去了。房门是大敞着的，我一眼看见八仙桌上正摊放着一本作文本，猜想那应该就是我的。其时，x先生正在屋里收拾着什么，见我来了，赶紧招呼我进屋坐下。我虽然还是拘谨，却也依言走到八仙桌前的长凳上，规规矩矩坐了下来。 桌上确实是我的作文，且作文纸上划满了红色的波浪线。波浪线，通常代表一个老师对一篇作文的肯定。任凭什么样的学生，看到自己的文字得到老师认可，应该都是开心的吧。我记得我当时确实是满心欢喜地笑了。 X先生站到我身边，很认真的点评我的作文，我则虚心地频频点头。始终敞开的大门，还有x先生严肃冷静的语气，使我整个人渐渐放松下来。我开始逐一解答x先生对我作文里某些安排的疑问，甚至敢于对他的有些建议提出我的不同看法。 我当时甚至感慨x先生的从善如流。对于我这个学生的反驳，他居然一再表示还可以接受。我只是没有意识到，原本一直站着的x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了长凳上，且越来越靠近我身边。就在我又为了某一个问题和他据理力争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然搭上了我的左侧肩膀。我下意识地想站起来，却被他轻易按住了，嘴上还在跟我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嘛，讲明白我不也是能理解的？” 我哪里还能讲得下去？我只感觉到他的身体和我越贴越紧。委屈，害怕，愤怒，各种复杂的情绪让我浑身不停地发抖。而那个卑劣的男人，却在笑嘻嘻地问：“你冷吗？怎么抖得这么厉害？让我抱抱吧，抱抱就不冷了。” “真不要脸！”我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和力气，奋力站起身来，猛地推开面前的八仙桌，又很灵活地转身掀起那条长凳，把那个一脸愕然、还不曾反应过来的男人掀翻在地。但与此同时，眼泪也刷地一下冲出我眼眶。 我哭着冲出他们家的门，拒绝搭理他在我身后急切却压抑地叫着我的名字。 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通常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也不能免俗。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除了和同桌的好友说过，其他谁都不敢告诉。那姑娘比我虎，从此看见x先生便拉着我走上前去，恨声骂一句：禽兽，不要脸。我原先还有些胆怯，但发现x先生并不敢找茬，便也理直气壮起来，配合着她一起骂。再后来，x先生老远看见我们就绕道走了，我和同桌几次看着他落荒而逃的样子，哈哈大笑。 我后来一直很感谢我的同桌。倘若不是她当初的一腔孤勇，我恐怕很难应对我后来遭遇的某些事情。 我说我不能原谅x先生，不单单是因为这一件事。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没有任何前兆就辍学的女同学，她跟我说起x先生，一脸的恐怖与愤恨，我才知道她也是受到x先生的骚扰。那个女同学，人长得非常漂亮，成绩也比我优秀很多，却因为遇到如此一个人间恶魔，被迫离开校园。 不得不说，不管是我，还是那个放弃学业的女同学，当年的事情处理得都不够漂亮。但即便时光倒流，在当初的社会环境下，年轻的我们恐怕也无法做得更好。老师这个神圣的光环，其实掩盖了太多罪恶。 很可笑的是，许多年以后，我从熟悉x先生的同学处得知，x先生后来改行从政，居然在某市法院担任要职。 真是个魔幻的世界！我是不大相信那样的人会改过自新的。只是不知x.先生午夜梦回，还能不能记起自己那些卑劣无耻的行径？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江锡铨先生，是我在江苏教育学院脱产进修时的中文系主任，也是教授我们现代文学的老师。 对江主任作如此评价，绝对没有溜须拍马的意思。江主任垂垂老矣，想来早也赋闲在家，即便他依旧年富力强，我却是早已脱离教师岗位，说再多好听话也不可能助我加官晋爵。 作为本家，江先生对我是不是青睐有加我不知道，但我对江先生确实是心怀敬意的。 高等院校的系主任，通常都是由有着丰富教学管理经验的高级教师担任。这一点，江先生不遑多让。我敬重他的是，身处领导岗位，他还愿意亲临教学一线，传道授业解惑，恐怕在各高校干部队伍中是罕见的。 江先生1977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据说后来博士学位依旧是从北大取得。早年的学者，比现在的所谓学者要货真价实得多，江先生也没有让我们失望。教我们现代文学期间，他在课堂上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常令人有和风拂面的感觉。课余与我们闲话家常，一派长者风范，却从不让你有半点距离感。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其实是当年我做江先生学生时，发自内心的赞叹！ 我其实原本也不是喜欢与人套近乎的人。哪怕这个人是我的老师，哪怕他得知我与他同姓时，脸上露出丝毫不掺假的灿烂笑容，我也只是恪守学生的身份，对他恭恭敬敬。 江先生恐怕和我都一样，实在想不到我们之间关系变得热络起来，居然是因为一场疫情。 我即将毕业那年，SARS肆虐中国。四月中下旬一个晚上，住在校外的我接到班长电话，说学校接到上级通知，第二天就要宣布封校。因故不在学校的同学，封校期间不得返校，否则不但自费到学校宾馆隔离，还要记大过处理。 班长是我老乡，知道我放心不下还不满三岁的女儿，经常趁课业不重的时候请假回家。打这个电话，也是让我自己做选择：如果不回家，那必须搬回学校，接受不知何时结束的封闭式管理；如果决定回家，他就冒险汇报我已经请假。 我思虑再三，觉得毕业之前几乎已没有什么课要上，与其遥遥无期憋在学校，不如回家陪新词汇不断往外蹦的女儿。于是谢过班长瞒报之恩，第二天赶了个大早逃离南京。 当时我们班上确实有另外两个男生请假在家，且都是我的老乡。或许因为比我年轻了几岁，自接到不得到校的通知后，他们颇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意思，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我，问我万一毕不了业怎么办。我说不会，他们就调侃我有本家系主任，自然不怕。 我经不住他们软磨硬泡，硬着头皮给江先生打电话，江先生在电话里重申学校规定，并且向我补充，如果到毕业时候还不解封，考试的试卷寄回家给我们考，论文答辩也通过电话进行。 我从此笃定在家安心带孩子，颇过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期间偶尔“被迫”和江先生通电话，江先生在电话那边立马惊呼：“你千万不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 所幸，当年的疫情迅速得以控制，我们赶在毕业考试前夕回到学校。在向江先生报到时，我忍不住笑： “江主任，我听您在电话里让我们'千万不要回来’，老觉得学校防我们比防'非典’还厉害。” 江先生眯了眼笑，说可不就是这样，万一出事了，那整个学校都跟着倒霉。但他随即又说，你们也别往心里去，特殊时期特殊对待。 我自然不可能往心里去。换位思考，那个时候远远不是谁的一顶官帽子的问题，而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因为这件事，更加坐实了江先生在我心里的印象。换了一个人，原本就是执行学校甚至是更上级的规定，恐怕压根也不会向我们这些学生解释什么。 我毕业以后，渐与江先生失去联系。前些日子，偶读一学长回忆江先生的文章，还附上了先生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里的先生，淡淡的笑容依旧熟悉，只是已满头银发，让人不胜唏嘘。 我逃离教学一线十年之久，无颜面见先生，只好借这文字，隔屏向先生问一声好。 愿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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