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与苏舜元斗茶 | 张雷

不易齋2 20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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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蔡襄和苏舜元是北宋时期的两位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成就对后世都有影响；蔡襄与苏舜元斗茶是北宋时期“举世重交游”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蔡襄与苏舜元的交游，不仅体现在书法方面，也体现在“斗茶”方面，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关键字】

蔡襄苏舜元书法斗茶交游

赵宋王朝是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1]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空前提高了文人士大夫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进而使得文人士大夫们能够大胆地施展才华，与赵氏皇族共同治理天下。同时，也给从不同阶层出身的文人们提供了良好的交游坏境。这样的文人交游现象，与宋以前的时期相比，在中国历史上是进步的，在北宋时期尤其典型。宋人交游，是一种极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堪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奇不存而且涉及各阶层、各方面人群。[2]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们往往会因为有共同的雅好或者共同的政见聚在一起交流，如诗词唱和、游览名胜、书画交流、饮酒斗茶等等。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至于宋代，社会上形成的斗茶之风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斗茶本来是茶农在清明节期间，因新茶上市，互相拿出自家所产新茶而比较茶品、茶艺的竞赛活动。而斗茶发展到宋代，不仅是比较茶艺、茶品，还在于比较斗茶的材质、器具、饮用、品评等方面，甚至形成了北宋特有一种游戏。尤其是在北宋“举世重交游”的社会坏境下，文人士大夫们中的一些“好事者”，把斗茶视为一种雅事，如蔡襄与苏舜元斗茶。

一、蔡襄与苏舜元交游

蔡襄与苏舜元交游原因有二：其一，同僚，且二人在政见上有共同处，此二人又都僚属于范仲淹。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五月，范仲淹因“越因职言事”贬官，余靖论救之，与尹洙请同贬，欧阳修遗书责右司谏高若讷，亦先后被黜。蔡襄因作长篇组诗《四贤一不肖》讽之。[3]

又蔡襄在《苏才翁墓志铭》载：

逮边隅兵兴，夙夜讲话谋策，要以术数，翦驱夷虏。书屡上，不见省用。大臣如前丞相贾公、丞相文公、故参知政事范公，皆持国秉力推荐之，终以序进，志不得聘。[4]

可见，蔡襄与苏舜元在人生仕途的初期都与范仲淹有很大联系。宋康定元年（一〇四〇—一〇四五）西夏李元昊举兵南侵，严重骚扰了陕西北部军民的正常生活。范仲淹经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举荐，复官职。并且与韩琦在宋、夏战争的前方共同抵御夏兵来犯。夏与宋的战争初期，宋出兵不利，溃败。在此期间，蔡襄与苏舜元二人皆对前线战事非常关心，也曾有过关于战事胜败的评论。如蔡襄《寄尹师鲁》《耿谏议传》《论元昊狂僭之计》。《苏舜元年谱》中载：“西师兵兴，极力讲话谋策。”[5]实际上，蔡襄与苏舜元交游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朝为官，在政治见解方面很有默契。这种默契常常受范仲淹政治思想和抱负的影响。

蔡襄与苏舜元因为同僚，又有非常默契的政治观点，所以二人在交游的圈子中，也有共同之处。蔡襄在《苏才翁墓志铭》中提到：“某与才翁兄弟游最久，今皆已亡矣。”[6]从此《墓志铭》的记载分析，蔡襄与苏舜元的交游时间不会短。同时在蔡、苏的交友的同时，有一个人关键人物，即苏舜元的弟弟苏舜钦。苏舜钦（一〇〇八—一〇五四），字子美，啸傲放达；工诗文，风格豪迈，常与欧阳修、梅尧臣等有诗词和唱；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依此可见，蔡襄与苏氏兄弟的交游是在范仲淹的交游圈子庇佑下活动。同时，在这个交游圈内还有杜衍、韩琦、富弼、尹师鲁、余靖、石介、石曼卿、欧阳修、梅尧臣、王益柔等。这个交游圈子，对当时赵宋王朝的国运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韩琦与范仲淹共同镇守西北，在抵御李元昊举兵南侵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杜衍乃北宋时宰相，也是苏舜钦的岳父，其不仅在治理朝政中使整个大宋江山得以保全，也在文学艺术方面注重人才培养，苏舜钦在诗文、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即是一例；欧阳修在北宋中期作为文坛盟主，对北宋的文化艺术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著成就之一就是“医治”北宋书坛的“萎靡不振”现象，著有《集古录跋尾》《六一论书》，其中《集古录跋尾》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研究著作。蔡襄与苏舜元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交游圈子里活动，对他们的文学艺术，乃至政治仕途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二，共同的喜好，即常有书法方面的交流。蔡襄和苏舜元的书法在北宋中期都很有名。尤其蔡襄的书法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蔡襄的书法取法晋之法度，师仿颜鲁公而得晋意之韵，不失古法；有开“尚意”书风之先河。蔡襄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方面与他的审美观有直接关系。从蔡襄流传下来的《端明集》文献资料分析，蔡襄是一个儒生，他在自己仕途的观念中，一直以儒家所谓的“忠孝”思想为准则。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王朝统治者标榜的准则。儒家要求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与人交而有礼，以孝悌之行为侍奉国君就如同侍奉父母一样。蔡襄对此身体力行，他在《明谏》中云：“纳谏不必皆用，辨是非，则妄言息而忠言进矣。终谏之说，离怠戒赏明用。” [7]可见蔡襄对赵宋王朝的尽忠之心。蔡襄对儒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同时，他的审美观也受此影响，即儒家提出的“中和”美。所谓中和美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生存状态。而此理于书法，则是要求书写者在遵守规矩的前提下，发挥个人才情而创作符合“中和”美的书法作品。这里的“规矩”就是书法中所谓的“法度”。蔡襄书法作品中透漏的温柔敦厚、不激不厉的气息就是一个典型，可见其书风的“中和”之美。另一方面，蔡襄书风格的形成是时代造化。蔡襄生活的时期，正是北宋书坛“萎靡不振”时期，故而欧阳修发出了“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8] “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9]的感慨。蔡襄的书法地位之确立，与欧阳修为首所倡导的振兴北宋书坛有很大关系。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就有若干处提及他与蔡襄论书的内容。

在蔡襄生活的时代，还有其他能书名人，如杜衍、范仲淹、宋绥、苏舜元、苏舜钦、石曼卿等人。其中苏舜元、苏舜钦兄弟的书法渊源及风格在当时颇有影响。苏氏兄弟祖父苏易简乃北宋初期名臣，诗文有名，家藏丰富，著有《文房四谱》；其父苏耆又精于鉴赏历代名人字画，如苏家藏有王羲之《兰亭序》三种版本以及《快雪时晴帖》、《王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另还藏有怀素《自叙帖》等。其中，于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为怀素《自叙帖》作跋，苏耆于天圣四年（一〇二六）为家藏《赵子固<定武兰亭>落水本》作跋，于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为怀素《自叙帖》作跋。苏家如此丰富的历代名家书法作品收藏，足以给苏氏兄弟提供精良的书帖，供他们临摹。至今有关苏舜钦补写怀素《自叙帖》仍是一桩公案。《宣和书谱》载：“舜元，善篆隶，亦工草字，书名与舜钦相先后，盖是下笔处同一关纽也。”[10]

有关蔡襄与苏舜元在书法艺术方面的交流，史料也有记载。如黄庭坚《跋蔡君谟帖》载：

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至于作草书，自云得苏才翁屋漏法，今人不解。近见陈懒散草书数纸，乃真得才翁笔意。[11]

董史《皇宋书录》载：

君谟初在宋宣献公幕府，授以书法，苏才翁与君谟厚，亦以书相见，故二人卒以书知名。[12]

以上史料可见，蔡襄与苏才翁的交游情谊深厚，他们在书法艺术上也有很深的交流。同时也涉及到蔡襄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得苏舜元之法的史实。

二、蔡襄与苏舜元斗茶

斗茶，或称茗战，或称斗茗。斗茶是随着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附加活动。斗茶活动始于唐代而兴盛于宋代。起初，斗茶是茶农在新茶上市时（一般指清明节前后），互相把自家新茶的茶叶拿出来进行比较。斗茶的目的就是比较新茶的品质、茶艺技术。随着斗茶“游戏”的发展，其也对茶叶的品种、见解、产地、制造等方面进行对比。这种活动同时也促进了茶叶的培植、采摘、制作等技术层面的进步，也催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士人对茶叶从培植、采摘到斗茶、茶的优劣鉴别也有著述，如陆羽的《茶经》、丁谓的《建安茶录》、蔡襄的《茶录》和《茶记》、宋徽宗的《大观茶论》等。

北宋时期，因为政府干预，茶叶的生产质量不断提高，茶文化也于此时发展到了空前的繁荣。上至皇帝，下至文人雅士，山野农夫，无不好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北宋政府干预的茶叶生产主要基地在福建武夷、建安（建瓯）一带。据史料记载，这一带的凤凰山设有专供皇家御用的茶园，其中以北苑所产优胜。庆历七年（一〇四七），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于该年夏，赴北苑茶园监制贡茶，并有《北苑十咏》诗以记其事。如诗有《出东门向北苑路》《北苑》《茶垄》《采茶》《试茶》《御井》《龙塘》《造茶》《凤池》《修贡亭》（下注：余自采掇时入山，至贡毕）。可见此次蔡襄去北苑监制贡茶时间颇长，故其对有采茶到制作有深入了解。尤其以下四首诗不仅记录了采茶、造茶、试茶的内容，也记录了泡茶时对水的要求。

《采茶》

春衫逐红旗，散入青林下。阴崖喜先至，新苗渐盈把。竟携筠笼归，更带山云写。

《造茶》（下注：其年改造新茶十斤，尤极精好，被旨号为上品，龙茶乃遂贡之。）

屑玉寸阴间，搏金新范里。规呈月正圆，势动龙初起。焙出香色全，争夸火候是。

《试茶》

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雪冻作成花，云间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

《御井》（下注：井常封，锁甚严。）

山好水亦珍，清切甘如醴。朱韩待方空，玉壁见深底。勿为洗渴忧，严扃有时启。[13]

据以上诗对蔡襄在北苑监制贡茶的记录，提到了他改良监造的小龙团茶；试茶时选用的茶具，即兔毫盏；以及水质对茶水的影响。可见，蔡襄此次北苑之行对茶的制作、品质的鉴别做了系统的研究，从而为他撰写《茶录》做了很好的铺垫。蔡襄《茶录》二篇，成书于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五月二十六日。

蔡襄《茶录》中记有品评茶之优劣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蔡襄在福建监造贡茶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而撰写的。如蔡襄在《茶录·序》中提到他写《茶录》的目的：

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清闲之宴，或赐观采，臣不胜惶惧荣幸之至。[14]

可见，蔡襄撰写《茶录》是阅览了陆羽《茶经》、丁谓《茶图》发现此两本书未曾提及有关“烹试”茶叶的资料，故补以上两书不足。另《茶录》上篇分别介绍了茶色、汤、味、藏茶、灸茶、碾茶、侯茶、熁茶、点茶十个内容，主要介绍茶汤的品质和烹饮方法；下篇分别介绍了茶焙、茶笼、茶椎、茶玲、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个内容。其实蔡襄在《茶录》中介绍的以上诸多内容都是北宋时期文人雅士之间斗茶所必备，不管是斗茶中使用的茶叶还是茶器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宋人从事的斗茶，可谓是生活中一种的游戏。这种游戏的规则，首先，讲究茶叶贵“新”，主要比的是当年新产茶叶的品质。其次，斗茶当以“活”水为上，蔡襄输给苏舜元就是水质不好。再次，火候适度，燃料性能好、火力持久适度。最后，汤色要白，茶汤越白越能说明茶叶在采摘时的新老、时节以及制作工艺等是否恰当。“斗茶”判断胜负的标准，主要看：汤花和汤色两个方面。一方面，“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以纯白者为上，青白、灰白和黄白依次评之。《茶录》中记载了有关建安人斗茶对汤色的评判标准：

茶色贵白，而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视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颜色次之，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15]

另一方面，是“汤花”即汤面所泛起的泡沫。衡量“汤花”好坏的指标有两点，一是“汤花”的色泽，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由于“汤色”与“汤花”有密切相关，所以在汤花色泽的评判方面，也以鲜白为上；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早的“负”，晚的“胜”。有关以“水痕”出现早晚分胜负的标准，《茶录》有记载：

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16]

除此之外，蔡襄在《茶录》里还提到了比试汤色所用的茶器以“建盏”为最佳。《茶录》载：

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绀，深青带红的颜色。纹如兔毫，黑釉表面有细丝状白色斑纹，形如兔毫。按，此杯名叫“黑釉兔毫杯”为建安贡品，北宋时皇家专用。或瓷石为之。[17]

据史料记载蔡襄于庆历四年（一〇四四）至皇祐二年（一〇五〇）期间在福建任职；苏舜元于庆历六年（一〇四六）至庆历八年（一〇四八）在福建任职。在苏舜元福建任职期间，与蔡襄交游甚密。其中，二人于庆历六年（一〇四六）七月八日偕友游鼓山灵源洞，有题名（楷书四行，字径四十厘米），曰：“稍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戍孟秋游灵源洞。”又有庆历七年（一〇四七）蔡襄与苏舜元会别的情景，并有《昼寝宴坐轩忆与苏才翁会别》诗寄怀：

投凉下马卧僧家，绕簟清风卷绛妙。

修竹满前微雨过，远山无际薄云遮。

武侯旧隐人应到，闽粤孤城日自斜。

解与尘心消百事，更开新焙煮灵芽。[18]

另据《蔡襄年谱》载：苏舜元任福建监丞，蔡与苏常聚一起切磋书法，过从密切。[19]此据载于明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卷三《褚摹禊帖》之《题兰亭轴后》：

庆历中，襄知福州，才翁为监司，相从二年。故所藏墨迹奇书多亦传抚善本后于京师王涣之金吾借观。[20]

可见，蔡襄与舜元在福建共同任职期间有过两年的密切交往，二人在交游的同时也有过书法方面的交流。福建自古乃产茶之地，所以在交游过程中难免会有品茶的生活场景。如蔡襄在诗中梦忆的“解与尘心消百事，更开新焙煮灵芽。”

《苏才翁年谱》记载：“庆历八年（一〇四八），以弟舜钦谪死湖州，求江吴一郡，得扬州。未至，改两浙。”[21]可见此时的苏舜元已经在浙江任职。蔡襄于皇祐二年（一〇五〇）十一月，被召赴京复职。在其复职路上有一些美好的游记。蔡襄一路北上，凡经福建境内之地，都受到当地官员的宴请。于皇祐三年（一〇五一）二月上旬，抵达杭州。当时是由于运河河面未解冻，不能顺利航行，所以蔡襄在杭州有两个月的逗留时间，按此时间推算蔡襄这次在杭州所待的时间中含有清明节。蔡襄一生从官往来福建与京师之间不下四次，其中最后一次是在杭州任职。但是唯独皇祐三年（一〇五一）的二月上旬至四月上旬，正是新茶上市，斗茶时节。蔡襄这次在杭州期间，有《华严院西轩见芍药两枝追想吉祥赏花慨然有感寄呈才翁》（下注：辛卯四月）诗寄苏舜元：

其一

吉祥亭下万千枝，看尽将开欲落时。

却是双红有深意，故留春色缀人思。

其二

烘帘微照自生光，吹面轻风与送香。

谁把金刀收绝艳，醉红深浅上钗梁。

其三

的的名花对酒樽，栏边沈醉月黄昏。

今朝关外寻兰若，忽见孤芳欲断魂。[22]

其诗下注有辛卯四月四字，可推知，蔡襄于此年在杭州期间，回忆他与苏舜元共同赏花的时光，所以才有如此感情深切的诗歌。

斗茶在北宋文人雅士之间交游中已经成为一种生活风尚，蔡襄与苏舜元于此亦同。有关蔡襄与苏舜元斗茶的记载于《浙江通志》卷一〇五《物产五·竹沥》：

江都几《杂志》：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蔡茶水用惠山泉水，苏茶小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天台竹沥水，彼人砍竹梢，屈而取之盈甕。若以他水杂之，则亟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