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质疑圣人的趣话

      《说文解字》曰：“圣者，通也。”所谓“圣人”，上左有“耳”以表闻道，通达天地之正理；上右有“口”表以宣扬道理，教化大众；下边的“王”代表统率万物为王之徳，德行遍处施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总的来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这个词语最初出于对“至善”“至美”的人格追求，所以圣人的原意，是专门指向完美的。但后来的诸子百家，乃至古今各种宗教、学派，也都有自己认定的圣人，但道家的黄老列庄；儒家的尧舜孔孟；墨家的大禹等圣人是受到后世公认的。在先秦古代圣人一词非儒家专有。

       一般认为，圣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圣人这种知行完备、止于至善的境界是儒家推崇和一致追求的。孔子将“圣”视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孔子将“圣”视为人生最高的境界。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并且有“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的感叹。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庄子内篇。逍遥游》“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思，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扬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的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是开国之君。

       圣人在中国人的眼里尤其是在儒生的眼里是至高无上的，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出自《孟子·离娄上》。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就是这些千百年来，被大多数国人所信奉的圣人，也遭遇到许多文人墨客和达贵官人的质疑。

       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他的圣人观 ，似乎有一点矛盾，既肯定圣人，又否定圣人。但在庄子的眼里圣人又是怎样的呢?在庄子的眼里完全可以把圣人和强盗等同起来。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 箧中这样说；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哩。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作好了积聚和储备吗?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所谓的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不盗守卫财物的吗? 但庄子在其《骈拇》又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在这句话中，庄子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他所批评的“圣人”的具体内涵。“小人、士、大夫”指得是不同身份的人以及他们做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他们的身份等级一级比一级高。可知，“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中的“圣人”必然也是身份等级的一种代表，而不是道德属性的称谓。庄子极力批评的“圣人”可能指得就是当时的在位者“诸侯”。当时的田齐三晋，可以说都是篡夺窃位之国，却俨然被列为诸侯，僭称王号，真可谓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箧》）。庄子在当时的社会不可明言，所以悠谬其词，从而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春秋战国是列国纷争、群雄夺霸的时代。各国君王为了实现称霸天下的野心，礼贤下士。进行政治革新。在这种形势下，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一批具有治国方略且能言善辩的“士”纷纷游说各国君王。他们分析形势，陈说利弊，出谋划策，巧舌如簧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改变天下形势。谋略一旦为君王采用，即可得高官厚禄。“一言之辩，强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胜过百万之兵。”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在45岁之前率领弟子出游各国，多次到齐国游说。齐宣王有一 次和孟子谈起来，他问孟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纣王， 有这件事吗？夏朝的末代皇帝桀最暴虐，弄得民不聊生，于是他的大臣成汤兴起， 把桀赶到蛮荒的南巢去，汤取而代之做了君王，称为商朝。而殷商的最后一代皇帝纣王，也是因为暴虐，而周武王起兵把他杀掉，也取而代之，这是大众都知道的过去两次历史上所谓真正的革命。现在齐宣王对这历史革命发生了怀疑，而提出来问孟子，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由于孟子对武王持怀疑态度，在其《孟子·尽心下》一文中体现出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的怀疑是针对《尚书》。古本《尚书》讲武王克商，有个《武成》篇。这个古本已经失传，今本《尚书》有之，它是这样说的：“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书·武成》）这篇东西是属于所谓“古文《尚书》”，前人断为伪书，但孟子读过的《武成》，上面有这个故事，原文有“血流漂杵”一类话，还是可以肯定。 牧野之战，是“小邦周克大邑商”，战斗空前激烈，乃是情理中事。但孟子不相信。他觉得，《武成》把战争写成这个样，血流成河，连木杵都能冲走，实在有损“圣人”的形象。孟子将自己对武王持否定的观点告诉齐宣王，直接影响了齐宣王对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纣王这两件事的判断。

       众所周知，孟子是宋儒最推崇的人物，不但迈辈儿，挤进“四配”，而且在“孔孟之道”的宣传中，超过颜回，超过曾子，超过子思，除了孔子，谁都没法比。他的说法很有权威性。这里，有趣的是，子贡怀疑，是纣的传说，孟子怀疑，是武王的传说，这两个人是一对活宝：前者是“坏人”的符号，后者是“好人”的符号。周人推翻商朝，成王败寇，早有定论，但他们各有怀疑。子贡之疑，是说坏蛋未必那么坏。孟子之疑，是嫌好人还不够好。

       唐朝有一位名臣叫高定，他在幼年七岁时，读《尚书·牧誓》 这一篇，里面说周武王集合诸侯，在牧野这个地方，誓师讨伐纣王的故事，也就是 孟了这里所说汤、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对他父亲，时任银青光禄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高郢说，做臣子的怎么可以用兵杀国君呢？高郢说，这件事是应天命顺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于是他追问父亲说，听话的人，连他已经死的祖宗三代都会得到奖赏。不听话的人，就要被杀掉，这难道也叫做应天命顺人事的事吗？结果他的父亲答不出话来，拿出不任何理由对他解释。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不对。所以后世有些人，对于儒家过分强调标榜的思想，往往持高定这一类的态度。人类的思想观念，在有了怀疑时，提出来讨论， 才可获致真理，否则过分强调某一思想的权威性，另外又过分压制别的思想，则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宋代的名儒李靓，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人，文章也写得很好。但他素来不喜欢佛，也不喜欢孟子，常常骂佛，骂孟子。他说历史是很难相信的， 有许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会写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历史，真是不够聪明。 有些史料，是否有问题，还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万章篇》中记载完凛捐阶的事。他喜欢喝酒，有 一天，一个政坛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许多高级名酒，他自己家里也做了些好 酒。有一位读书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欢骂孟子、骂佛，于是作了几首骂孟子的诗送给李泰伯，有一首诗是关于孟子说尧舜事：“完凛损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靓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唐尧当皇帝的时期，自己非常俭朴节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阶”而已， 但赐给舜仓凛和牛羊。以后，舜的父亲与异母弟弟象，想害他，叫他爬上仓库顶上 去整修仓顶，却在下面放火烧他。结果舜在事前已受到两位太太的指教，把预先穿 上去的大衣服张开，像飞鸟一样地跳了下来，安全地逃出这场火灾。后来，又教他 去凿井，然后投井下石想压死他。结果，舜又经太太的设计，预先在井的内壁旁边， 打通遂道，压阶而上，安然无恙地出来。这首诗说，舜是尧的女婿，岳父作皇帝， 舜的弟弟怎么敢去杀他。所以孟子相信历史的记载，实在很傻。

       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藏书家的元遗山，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有一次，他经过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对武王伐纣的 历史，兴起怀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诗。其中的两首，也牵 连到尧舜的“茅茨土阶”和纣王的造九层台，以及后来的墨子，因路过朝歌，对地名常有歌乐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车、不肯经过朝歌的历史故事，提出怀疑的评论 说：“黄屋何曾上作阶？祸基休指九层台。书生不见千秋后，枉为君王泣玉杯。” “墨翟区区不近情，回车曾此避虚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时人信武成。”

       有着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之称，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对圣人的权威持怀疑，著有《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等。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 他认为“童心”不分圣凡，乃人人同具的。又从根本上把圣人的特殊性给消解了，也就是无所谓有“圣人”，那么圣人的权威也将不在。他说“德性之来，莫知其始，是吾性故物也，是由今而推之于始者，然也……故圣人之意若曰：尔勿以尊德性之人为异人也，彼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为而已。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李贽又道：“言而曰'近’，则一时之民心，即千万世之人心，而古今同一心也。中而曰民，则一民之中，即千万民之中，而天下同一中也。大舜无中，而以百姓之中为中；大舜无善，而以百姓之迩言为善。则大舜无智，而唯合天下通古今以成其智。”也就是从时间上说，古今同此人心；从范围上说，天下人人同此一中。“中”即内心之意。圣人之中、圣人之善、圣人之智，就是以天下古今百姓之中为中、百姓之善为善、百姓之智为智。天下人之心，就是普通百姓普通男女之心。从圣人的个人的人心，可以了解天下古今的人的人心所向。圣人要下同于凡人，才能成就其才智，而李贽则要求按愚夫愚妇的标准，凡人就是圣人，至少在“率性”“德性”方面，圣人和凡人是相同的。他的童心说里，“真”和“假”有了明显的对比。他肯定了所有有“真心”“真情”的凡人，这个“真”是不属于宗教修行的范畴的。这里“真心”“真情”“最初一念之本心”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那么他们的表现也不相同。所以，他对六经的怀疑，也是对圣人权威的怀疑。

       李宗吾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畅销书小说作家，现代疑古的先驱。25岁之前，其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25岁思想大变，《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文中写道：“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销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一个思想家或者学者的思考结果和选择思考的内容可能与时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一定会受到当时时代的影响，更会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自身的影响。李宗吾虽然没能进入当时时代思想界的主流，但是他没有办法逃脱历史的规律。

       孔子是公认的圣人，其《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后世很多人将孔子的这句话理解成“一心去攻研错误的学说，就有危害啊”，言下之意是说，除了儒学之外其他的学说都是异端，这样的理解是不无道理的。有独断专横之嫌疑。试想一下：春秋战国乱世之后，天下一统于秦始皇，而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之前的商鞅变法使秦国变得强大起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商鞅是法家的人，秦朝尊奉的主要是法家。秦朝之后，西汉一统天下，西汉前期尊奉的主要是道家。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诸子皆废，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一直到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之后，儒家思想的统治才慢慢消退。儒家思想的这种强大的统治力，诸子思想是无可匹敌的。法家无可匹敌，道家也无可匹敌，其他诸子学说也无可匹敌。

       话又说回来，圣人是圣人，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事实上无论是孔孟，还是朱熹，在生前并不如意，他们的圣更多的是在思想上，而不是接人待物。圣人所说的话确实有道理，而且句句有道理，但是这要加一个范畴，牛顿定律在某种时候也是不成立的。比如：《老子》：小国寡民。有人会说：让国家小了，让人民少了，终会被强国所灭。但是，在老子生活的东周，事实上是：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天子有天下。也就是说：让省小一点，让每个省的人少一点。这就很好的去防止国家的动荡。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可孔子自己也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总之我还是对圣人的话持相信的态度的，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范畴，万物存乎一心。

       怀疑，常被说成一种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甚至被当作一种方法，就像港台评论家笔下的《灵山》和《色戒》，那叫“纯文学”，那叫“纯艺术”，这种方法也是“纯方法”。其实，方法后面有立场。怀疑只是一种态度或一种立场，它是相对于某种信仰。怀疑和相信，常常互为表里，就像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圣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完人，只是相对而言。对圣人某些方面的质疑，当然应排除恶意的攻击和否定，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