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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南京城内大约有六十到七十万中国居民。其中一半侥幸逃脱到南京安全区中，受到无私的二十余名欧美人士的倾力援助、接济，才幸免遇难。这二十多名外国人多为传教士，当然也有医生、大学教授，他们留在风雨飘摇的南京，创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甘冒生命危险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倾尽所能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 本文结合相关书籍、文献，粗浅地介绍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缅怀遇难同胞的同时，向百年前的人道壮举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建立 1937年9月起，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11月开始兵分三路进逼南京，美、英、德等国大使馆要求并组织本国侨民尽快撤离南京。但是有20多位外国人却毅然决然留下，他们中有商人、传教士、教授和医生。 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情况下我能离开吗？不能！富人们都跑了，剩下的都是穷人。如果说一点不怕是说谎。但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点，作为一个正直的汉堡商人，至今无法逾越它。” 金陵女子文学院的魏特琳小姐原计划1937年秋回美国休假一年，“七七事变”后，她改变了计划，决心与中国人共患难。她先后4次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撤离南京的要求，并在“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南京”的文件上签了名。她说：“如同危险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不应丢弃孩子，责任使我必须留下来。” 金陵大学教授、美国人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得知日军进攻南京的消息后，他冲破封锁，只身赶回南京，准备帮助难民。 1937年11月22日，10余位在南京的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选拉贝为主席。11月29日公布了15名委员名单，后增加至17名。南京沦陷前，安全委员会17名委员中有7人离开南京，拉贝等10位委员继续留下。为了更有利于保护难民和受伤兵民，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当天，拉贝、马吉等8名委员与另外几名外国人士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拉贝 随着战火日益迫近南京城，经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们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一块约 3.86 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 （又称“难民区”） 终于形成。印有红十字外加红色圆圈的特色旗帜，遍插安全区四周地界。旗帜的图案，彰显着人道与救护。 南京国际安全区范围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设有25个难民营，最多时有高达30万人涌入安全区。为保护难民，拉贝在安全区插上红十字旗帜；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草坪铺上巨大的美国国旗并申明是美国学校；辛德贝格和京特将水泥厂牌匾换成“丹德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受大使馆保护”，在大门口和围墙插上丹麦和德国旗帜。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建立的难民收容所 面对刺刀与枪口 义无反顾保护生命 日军仍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行闯入安全区抓人、掠夺财物和强奸妇女，有时一天达几十起。为此，拉贝、魏特琳和两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不得不日夜守卫在难民营门口，或随时到日军施暴现场进行阻止和驱赶，使许多难民免于被抓捕、杀害或强奸。他们却时常面对枪口和带血的刺刀，甚至被刺刀划伤或受到殴打和侮辱，威尔逊甚至险些被枪杀。由于废寝忘食、过度劳累，魏特琳多次昏倒。 他们不仅竭力保护难民营的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日军在安全区、难民营以外的犯罪。在安全区外，拉贝以德国人和安委会主任身份保护和救下多少人已无法计算；辛德贝格听说日军士兵在附近乡村糟蹋妇女，举着丹麦国旗前去阻止；日军火烧摄山镇，架起机枪不准救火，京特打着德国旗帜带领人员去灭火；魏特琳在大屠杀最残酷最危险的时候，带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进入安全区。在她的鼓励下，难民营的许多妇女指认被日本兵抓走打算全部枪杀的男子为亲人，保护了他们的生命。 南京分会会员、当时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籍外科医生威尔逊，每天要做几十台手术，几乎每小时要做一台截肢手术。对大部分无力支付的难民，南京分会都是免费治疗，为此每个月需要支出5000余美元。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建立诊所为难民和村民看病。对于受枪弹伤的难民，辛德贝格曾经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军关卡，将他们送到鼓楼医院进行手术。 上图：鼓楼红十字医院病房 下图：美国医生威尔逊在医治被日军击伤右腿的14岁少年 放弃喝咖啡吃面包的生活 和难民一样忍饥挨饿 在天寒地冻、物资奇缺的日子，为了安置和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千方百计搭建芦席棚、铺上木板稻草，筹集和购买粮食、煤炭、药品，设立粥厂，修建厕所，清扫垃圾。拉贝带头捐款，和大家一起筹钱给难民购买粮食，放弃了喝咖啡、吃面包的生活，和难民一样以稀饭蚕豆充饥，甚至忍饥挨饿。 除接济难民营外，南京委员会还竭力帮助解决养老院断粮断煤的困难。魏特琳为儿童弄来奶粉鱼肝油，妇孺收容所中曾有37名婴儿降生，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她说：“即使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给产妇和婴儿。”京特带领人扛着德国旗帜到农村收购粮食发给难民，辛德贝格开车给城内安全区送粮食。他们的艰苦工作使大量难民避免因饥饿而死亡。 在难民营中避难的难民，胸前佩戴一根布条作为区分标志 为挽救生命奔走相告,有力证据昭告世人 为阻止日军暴行，这些外国人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军交涉。拉贝每天到日军暴行发生地极力阻止，事后将日军罪行写成报告分送美、英、德等国大使馆，并向日方提出抗议。魏特琳12月18日带秘书到日本大使馆提交日本兵闯进“妇孺收容所”强奸和抓走妇女暴行的记录，要求予以制止，日本大使不得不给她一张不许日本兵进入女子学院的手令。 12月21日，拉贝等委员组织南京城内的22名外国人，从鼓楼医院集结出发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签名信，提出制止纵火、停止破坏秩序、给难民最基本的安全和食品等三点严正要求。对日军的残暴罪行，马吉在两个月给日军和日本使馆写了400多封报告书和抗议信，史迈斯从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先后送给日本使馆69封抗议信。辛德贝格拟了“棲霞山难民致日军当局请愿书”，请拉贝代为转交。这些都迫使日军有所收敛。 这些文字、影像和照片等，在当年成了让国内外最早最真实了解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更是1946年开始的东京审判的有力证据。 “这二十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各自国家使领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固非他们当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他们的勇敢、大公无私、热诚，以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为人们所敬佩。”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田德烈 写在最后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不仅在暴行发生期间饱受性命的威胁，屡屡受伤，在暴行结束后许多人心力交瘁而死、许多人终生惶惶度日备受日本极端右翼势力的威胁……但是，他们救下的难民、留下的日记、记录下的影像，历经阻挠波折，终于渐渐成为了记录日军罪行的铁证。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逐渐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而他们在血色金陵里的人道壮举，也应当被后人铭记和传扬。愿人道精神如同虽纤弱却生生不息的紫金草，怒放在曾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也永远怒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参考资料：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中国红十字报：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人的大爱善举 史海钩沉：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图片来源：中红在线红报馆、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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