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出土的《德道经》比今本《道德经》更可信吗？

问：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德道经》是不是证明了今本《道德经》是被后人篡改的？

答：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德道经》只能证明当时有多个《道德经》版本，今本《道德经》也是其中一个版本。同样的出土文献还有很多，比如同是马王堆出土的《周易》与今本也不完全相同。1973年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也与今本《论语》有一些差异。

之所以产生“篡改”这个印象，是因为你套用了现代书籍版本的概念。事实上，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的传承是靠手工抄写，在抄写的过程中是不存在“标准本”这个概念的。只有印刷术出现之后才有“标准本”的概念。

我们需要疏理一下抄写时代会有哪些特点：

第一，在抄写经书的阶段，除非特殊原因，抄写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版本”概念，甚至都分不清书籍和读书笔记的区别。就像我们现在读书的时候喜欢在书上做笔记，那么在抄写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意见混杂在原文中一并写出来。这个情况在定州简《论语》里面就很明显。定州《论语》里面有几章是小字抄写的，也就是说，这几章是抄写人当做注释来抄写的，但在今本中是和原文一样的大字。这就从注释变成了原文。

第二，更重要的是，抄写人会写错，如果你是抄写人，你在读和抄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错误的地方，你会怀疑是不是前抄写人是不是抄错了。版本校雠在后世印刷术为主的时代都是一门大学问，抄写时代这个问题只会更严重。在印刷术时代，人们有多个版本可以参考，在多个版本中有相对更权威的版本可以订正错误。但在抄写时代没有这个条件，你可能只有这一本书可以看，里面有些是明显的抄写错误，有些不那么明显，这几乎无法分辩。你在抄写书籍的时候，不会把明显的错误也照搬进来，只会按自己的理解“纠正”过来，但你的“纠正”更可能制造了新的错误。就算是现在，有些学者也经常这么干，更何况是在抄写时代。

这种情况只会使那个时代的人对书籍没那么信任。注意，我们现在对书籍的信任，是印刷术造成的，我们不能拿后世的观念去理解古人。我们可以推断，古人抄书的时候是一边改动一边抄写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那个时代可能没有两本书是完全相同的。这在出土典籍上可以印证。现有的出土典籍，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同一本书，也没有完全相同的。

第三，基于以上原因，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的书籍，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常常混在一起。集体创作常常打着个人的旗号流传，因为这样更便于流传。尤其是先秦典籍，几乎都是集体创作。我说的集体创作，并不是一伙人坐在一起写书，而是在传抄过程中每一个抄写人都参与创作。比如《庄子》，我们现在认为内七篇是庄子个人创作，但这也仅仅是后人的推断，并没有确定无疑的证据，而外篇和杂篇都被认为是庄子的追随者创作。像《商君书》《管子》都是如此。就连《论语》也是孔门后学整理出来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版本”这个观念是后来才有的，当时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不能把后世的观念强加于古人。《道德经》也是在这样的传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甚至无法确定《道德经》最初的作者是谁，老聃、周太史令、李耳、关令尹、老莱子可能都是这个传承序列中的参与者。

问：但是，不是说中国古代的“巫史”传统把如实记录历史当做一件非常神圣的的事来执行吗？为什么又说古人没那么信任书籍呢？

答：问得好。中国古代的“巫史”传统确实让我们得以保留最多的上古典籍，这是值得骄傲的事。但“巫史”传统和我上面说的书籍抄写不是一回事。

第一，“巫史”传统指的是特定的一个群体负有传承的责任，不是所有人。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崔杼弑其君”的典故。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公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所杀。太史公的弟弟又书“崔杼弑其君”，又被杀，一连杀了三个太史公，最小的太史公还是直书“崔杼弑其君”。又有“南史氏”听说崔杼杀太史公，“执简以往”。

这个故事通常用以说明中国古代史官传统的强大。但这件事也在说明，史官传统在东周礼坏乐崩之后遭受到重大破坏。随着社会的崩坏，这种破坏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汉武帝时期最后一任太史公司马迁而终结，彻底转变为官修史书。《道德经》正是形成于这个阶段。

除了史官这一特定群体，别的人不一定要遵从这个传统。我上面说“除非特殊原因，抄写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版本’概念”，这就是特殊原因之一了。对于别的群体，比如庄子编写的一大堆故事，并没有这个约束力。

第二，史官的责任是记录事件，而不是传承书籍版本。史官记载事实，并不一定每句话都是真实发生的，有时候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比如司马迁记载项羽死前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如何能知项羽说了什么？这只是司马迁用对话的方式记载这个事件及项羽的自我评价，项羽是否当真说了这话，太史公是不在乎的。

问：这么说，《道德经》并不存在一个“标准本”，只存在很多个“流传本”？

答：是的。无论是今本《道德经》还是马王堆本《道德经》都只是流传本之一。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本《道德经》包括了三个摘抄本，也是不同的流传本之一，只是时代更早。以后或许还会有新的出土版本，同样也会不同，也是流传本之一，不能因为时代更早就更权威，只能说明曾经流传过这样的版本。

问：那是不是说，今本《道德经》更具权威性？

答：“权威”二字要慎用。今本《道德经》是流传最广的版本，根据记载，源头是河上公本，经过王弼修订以后流传至今。今本《道德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一，《道德经》是道教最高典籍，在道教形成之前是在方术中流传的最高典籍。无论是道教还是方术，都有着极强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他们传承典籍与一般的读书人意义完全不同，对版本的选择也只会更严格。道教和方术选择今本《道德经》而不是别的版本，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要知道，后世一系列出土版本都是官员和贵族的藏书，贵族官员的藏书，与道教方士的藏书，哪个更有意义？我们前面说过，抄书时代的书籍会根据抄写人的理解而有所改动，达官显贵只会把经书往世俗层面改动，总不至于达官显贵们比道家隐士更懂《道德经》的神秘意义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出土文献的《道德经》可能更具有入世的意义，今本《道德经》可能更具有出世的意义。

第二，后世围绕《道德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传统，这些学问都是以今本《道德经》为基础的。抛弃了今本《道德经》，就等于部分地抛弃了后世两千多年的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传统。出土文献的《道德经》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但再大也大不过两千多年的道家文化传统，更无法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