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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金砖大部分为明代所造，仅烧制的时间就是130天。成砖后还得用油浸，前前后后则需二年时间尚可完成。“光如镜，声如罄，响如铜，价如金”。这四个“如”字道尽了金砖骄人的品质。桐油浸、黄纸封的金砖在经过层层选拔，确定无麻脸、哑音等缺憾后，身价竟高达每块二分七厘银子！ 事实上，老百姓们口中的“金砖”，实际上是规格为二尺二、二尺、一尺七见方的大方砖的雅称。而这个大方砖就是苏州御窑生产出来的砖。当年这种细料“方砖”名叫“京砖”（专为京城生产），因京砖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击时有金石之声，断之无孔，且〝京〞与〝金〞读音相似，〝京〞字后逐步演化为〝金〞字，故称为〝金砖〞。 据清朝内务府记录，新砖铺好后，除了目测水平外，还要用铜盆倾水于地。满地的水珠四处游走，要“如露倾荷，如珠走盘”，不能渗进缝隙中。还要用戥子称土，用细帚遍洒于地。等会儿扫起后重称，斤两要一毫不差，否则便要挖出重铺。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是因为这脚下之物不仅要起到“以壮观瞻”的用处，还有这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 宫里的“方砖”还有个别致的名字“品级砖”。王公大臣进宫面圣或者皇帝御门听政时，不同官职的人都要按照身份站在对应的砖上。如果无事离“砖”，那么后果很严重，因为会有纠仪太监拿着牛皮鞭教你做人。当然，这小小方砖毕竟不是孙大圣画的“伏魔圈”，大臣们站得久了，原地踏踏步，前后挪挪窝的情况仍难免发生。但也有个特例，就是汉武帝时的大臣霍光。这位正直而古板的名臣，入宫召对数十年，所站的位置竟丝毫不变（太监们量过霍光的影子）！霍光严谨的态度打动了武帝，这才在他临终时成了年幼昭帝的托孤大臣。 那么，宫中的地砖鳞次栉比，而且大多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臣们又怎样区分才能对号入座呀？答案很简单，有暗号。 原来，最初代表不同官职的方砖上都刻上了不一样的花卉。所以元末明初的文人宋纳，在路过旧都故宫，看到满街遗老时才会无限感慨地说：“街头野服儒冠老，曾是花砖视草臣”。试想，在烈日寒风中，低下头来，春暖花开，也真是皇帝“人性化管理”的一个小小例子。但这点淡淡的温情也随着明清皇权的高度集中而烟消云散，后来的大臣们只能怀着颗忐忑的心去画地为牢了。 清末状元张謇之所以弃官从商，成了近代有名的实业家，就是因为被八国联军赶跑的西太后回銮，他和一班小臣在御道边跪迎“圣驾”。那天正好赶上瓢泼大雨，他膝下是冰冷的地面，头上是冰冷的雨水，又不敢妄动丝毫。一时心中热情被全部浇灭，认为“为官之尊，不过如是耳”。这才挂冠而去，游戏商海的。 张謇 那么这些“让人爱又让人怕”方砖的老家来自哪里呢？其实它的“娘家”有两个。一南一北，正好对应了南北两个政治中心。 首先，是南方的苏州御窑。《明史》上说永乐帝重修北京城，“始砖于苏州，责其役于长洲窑户六十三家”。这些锃明瓦亮的“金砖”借着运河之便，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城。据说太和殿里铺的那4718块金砖就是产自苏州。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皇帝要舍近求远，不在咫尺间的河北大地取材，反倒劳师远征，到千里外的苏州“拉砖”呢？这个答案只能是，永乐帝一开始没想把北京作为永久政治中心，他还是钟情于六朝烟水地、父祖肇兴邦的南京。到北方去纯粹是出于防御蒙古的军事目的和对建文朝南方势力的反制。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 他在临终前还许诺儿子文帝今后“南里去”。所以一开始他是把北京作为“行在”对待，一切设置还以南方为重的。但后来情况变化，北京适合建都的各种有利条件日益凸显，重回南京的计划也就被永远搁置了。而苏州的御窑也逐渐不再是皇城用砖的主力军，仅仅像南京虚设的六部般，保有名分而已。 苏州御窑遗址 这时，北京皇宫的面积却在不断扩大，鼎盛时达到了惊人的9999间半的规模（据说天上灵霄有万间玉宇，皇帝作为“天子”不能超过老爹，所以少了半间）。皇帝的目光这次聚集到另一个“优质砖产地”上——临西一带。 临西，旧属临清，属于明清的“运河经济圈”。成书于明代的小说《金瓶梅》虽然主要是对清河城的描写，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 但临西与清河毗邻，作品中仍难免有多处涉及到对临西的笔墨。在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说，汤来保偷取了西门庆家的货物，跑到临清码头上出脱。一日之间，便卖得布款800两之巨，折合人民币约20万左右！这些繁荣昌盛的商业行为催生了初具规模的民间资本家，也为御窑厂设在此地后由“官（工部营缮司）督民（窑户）办”、“官督民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说自然环境。就像黄河改道，催生了著名的澄泥砚一样，因为大清河在此改道儿，所以沿河两岸淤积了不少优质紫河泥。这种被百姓爱称为“莲花土”的泥土经过河水反复的沙汰，早已化腐朽为神奇。它黏而不散，粉而不沙，具有极强的胶合力。
刚挖的土“火力”太大，不能使用，必须反复过筛后静置一年以上才能“由生转熟”。据说有经验的窑工在实验土质是否达标时，往往在窑口儿撮几个泥球烤硬，当做弹丸射击飞鸟。只有鸟死丸存，且毫发无损者方为上乘。制砖时湿泥要用人牛反复踩踏，去除隐藏在土中的气泡儿，这样拖出来的方砖才能光滑而无沙眼儿。笔者在农村还曾经见过这种“踩泥”。夏天一身汗，冬天遍体冰，虽非最累，却是最苦的工种。在砖窑中一般由年龄最小、工龄最短的小工完成。我想，百多年前的临西御窑情况也应如是。
下边就该最吃力的工种——“脱坯”上场了。据《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记载，“明清两代，临清东、西官窑共192座”每眼窑口负责的工人约50名。其分工不同。普通工人主要负责搬砖和泥，作头总督一切，真正能够“脱坯”的是其中的“业务骨干人员”把式。
这样的“把式”无不是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中年汉子，其人数不会超过十人。脱坯时要在砖斗里铺上衬布，便于倾倒。然后由“把式”把泥块儿准确摔入砖斗。这一下要快如闪电，绝不可拖泥带水。而且还要泥量适中，妙到毫颠，可谓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凡尺寸不合格者，不许再有加减，以防烧出裂砖、断砖，必须抛弃重倒。
大的贡砖烧成后有50多斤，泥坯时则有百多斤之重。摄影 袁培德 这对男人的腰力、臂力、眼力都要求甚高。新中国建国后，让最早的北大荒人谈虎色变的“四大累”中，“脱大坯”当之无愧地首屈一指。往往脱上几十块，斗里的砖坯子便“三围尽显”、“长短不一”了。棒小伙儿脱完坯后腰酸腿软上不去炕也并非什么笑话。而当年的御窑把式们每人竟可以谈笑间日脱成坯400块以上，其效率之高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舌跷而不能下！
将坯晾干后才可装入土窑。摄影 袁培德 砖坯脱好后阴干，干透方可装入流传自唐代的“馒头窑”中。当时每窑1000到4000块之间，多用木柴、棉秆、黄豆秸等延烧较充分物烧制。据州志记载，每烧一窑用掉从周围18州县征调的柴薪8、9万斤之巨！更主要的是砖瓦入窑，则“窑不离火，火不离人”，窑工往往要像道士炼丹般守着炉火枯坐一个半月。这下可苦坏了家中的妻子，清代有文人写《竹枝词》专门为她们叫屈：“晚看炉火朝看烟，绣枕日日剩空眠。当初悔嫁烧窑汉，数尽寒钟午夜天”。
装窑的技术十分讲究 但这些辛苦不是白费的！久经“烤”验的金砖一出世便震惊了世人的眼球——“光如镜，声如罄，响如铜，价如金”。这四个“如”字道尽了金砖骄人的品质。当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最后那个“价如金”。桐油浸、黄纸封的金砖在经过层层选拔，确定无麻脸、哑音等缺憾后，身价竟高达每块二分七厘银子！即便是被刷下来的残次品，官府也会作价收购，予以销毁，免得皇帝独享的御用品流入民间。
明隆庆三年（公元1570年）制造的这块贡砖成了文物。摄影 袁培德 也难怪这些有假包换的“金疙瘩”在临清码头起运时人们如此得兴奋。清代《竹枝词》中还有一首描写在码头搬砖的妇女的，说道：“货船泊水夕阳斜，女伴搬砖笑语哗。一脸煤黑休笑我，阿奴貌本艳于花”。看看，当初鸳枕独宿的春愁在近在咫尺的财富前早已是烟消云散！
尽管这样，从天津沿水路送到京城的金砖，能不能成功嵌入紫禁城故老的路面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每块“正砖”还要搭配3、4块“副砖”来保险。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目光挑剔的太监们露出不易察觉的满意笑容。
当然，临西窑厂也肩负着为皇城烧造琉璃瓦和顶饰什件儿，即民间所谓的“五脊六兽”的职责。经过500余年的传承，临西“砖瓦”已拥有了更多的“砖外之意”，成了当地乃至全国人心中的一种文化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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