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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恂 老刘走了。一月八日，农历丁酉年三九的第一天，九十高龄的刘伯龙告别了今年上海最冷的日子，在严寒中走了。 刘伯龙是我曾供职过的上海机施公司创始级元老，在与他相识的半个世纪岁月中，老刘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68年末，十六岁的我被分配到三门路机施二队当起重工，那时刘伯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帅”，四十刚出头的老刘，一米九十的高个，敦厚诚笃的脸上透出一股儒雅的英气，文革前是机施二队技术队长，文革中因出身被贬在施工组任技术员。 一年之后，1970年夏末，上钢一厂电炉车间改扩建工地上，我与老刘有了第一次亲近的接触。当时老刘是项目施工员（相当于现在的项目经理职责），刘伯龙对工作极负责任，什么事都亲历亲为，不摆架子，不推逶，除了解决技术和协调上的烦杂事项，晚上还要和工人一起“三班倒”，在施工最紧张的阶段，你能整日整夜地看到老刘与工人们一起扛道木、扎钩子、叫号子，俨然像个“起重工”。 老刘的举止让我诧异，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技术人员尚且不能做到的，而所谓“资产”出身的老刘却做得更好。他对劳动者的尊重，不是表面的，而是渗透在骨子里的，老刘居然成了那些粗犷甚至还带点蛮性的“老起重工”的挚友，“资产阶级”的老刘让工人们折服了，在工地上他也是一条汉子，一身油污一身汗水的施工员。`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在文革诡谲的政治气候下，刘伯龙因出身和社会关系被列入了所谓的“控制人员”名单。本人当时在机施二队办公室任文书，按上级的布置，我有机会“窥视”了老刘的档案，並走访了他愚园路住所的居委会。 刘伯龙家的成份很高，解放前，父亲是上海英商电车公司高管，老刘本人毕业于旧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专业，解放后从事建筑业，是1958年上海机施公司创建元老。 旧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名校，被人称为“东方哈佛”，每年的毕业生，最鼎盛时也不超过三、四百人，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让我这个“窥视者”羡慕不己。再走访居委会，熟悉的邻居、保姆都说“这家人家不要太好！”几乎找不出任何“毛病”，访者和被访者都感到不解，尼克松访华与刘家有何相干？何以殃及刘家列入“内控”？我也感到一种“偷窥者”的可笑和可悲。 阶级斗争年代，老刘莫名地被视为“二等公民”，虽然，没有经历生死人生的惊涛骇浪，但对老刘的不公几乎隐现在大半辈的人生经历中，对待这一切老刘几乎没有沮丧、没有怨恨，坦然待之。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价值观变化，在有人眼里老刘的门第、学历、海外关係几乎可以成为令人羡慕的谈资和资本时，他也从不炫耀，从不张扬，而是默默对待过往，热情对待当下，永远感恩生活。这正是老刘睿智而有教养的高贵之处。 八十年代中期，思想敏锐敢于担当的老干部李玉良，担任机施公司一把手。刘伯龙开始得到启用，担任公司最主要部门（经营部）负责人，出众的专业能力、娴熟的外语和海外人际背景，成了老刘带领公司开发经营团队的资源，这一时期，老刘带领经营团队最重要的“战果”，就是当时国内首次与外企合作的新锦江、希尔顿超高层钢结构，使机施公司在国内超高层钢结构领域占得先机。在公司经营岗位上老刘干得有声有色，直到九十年代初在这一岗位退休。 老刘无论在施工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实务领域，学历背景，还是专业工作经历都应该是高级职称的人选，但许多莫名的原因，使老刘与“高职”一次次擦肩而过，直到退休还是中级职称。许多熟悉的人为老刘抱不平，老刘却处之泰然，在他看来虽然遗憾，但却不屑计较，还与那些境遇更加不堪的人比，说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老刘对待朋友、同事又十分宽容，以诚待人是出了名的，能帮忙的事他会鼎力相助，无能为力的也会直言相告。退休之后，老刘成了外资企业的高管，属下有人曾经不住诱惑，背着老刘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有人建议“送上法庭，让他吃点苦头”，老刘不允，不起诉，不做绝，宽恕了别人。以善待人是老刘一以贯之的为人之道，善哉，老刘！ * * * * * * * * * * 我与老刘相识在五十年前，以后也偶有工作上的往来，对老刘这样的长者，我从相识之初就怀有一份敬意，尔后与日俱增。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每次我与老刘那双宽厚的大手相握时，都会感到一份人生的温暖在传递。 老刘，至真至诚至善的好人！虽然，又有十年多未见，但我一直期盼着再次邂逅，老刘那双大手的余温还在。我们会永远怀念您，仁者老刘！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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