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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南京以其特殊地位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在嘉靖中后期的近十年时间内，活跃者则是以何良俊、朱曰藩为领袖人物的一群江南才子，他们意气相投，诗酒酬唱，生活环境相近，行文风格相似，一时才名甚嚣尘上，有“白下风流”的雅号，钱谦益《历朝诗人小传》（丁集）则称他们为金陵社集诸诗人，今人或又名之为金陵六朝诗派。 吴承恩渐进三十三年后的几年中因在南京国子监坐监而得以参与这群人的风云际会，在这一时期里与这一诗派的很多文人有了交往。 本文以公认的领袖何良俊作为这一群文人的代表符号——何良俊（1506-1573），字符朗，元朗、号柘湖，华亭（今上海市）人。明嘉靖年间江南一带名气甚为响亮的才子，年轻时读书刻苦，曾有二十年足不下楼的典故，但乡试多年，却不能得一举人功名；地方屡有推荐，称俊才，最后闹得朝廷都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嘉靖三十一年以岁贡生身份进京谒选，次年被破格荐授南京翰林院孔目；但他对仕途却不甚在意，三十七年即辞官隐居南京紫金山下，不久后又回到家乡。 因在翰林院任职，习称何太史、何翰林，有《柘湖集》《四友斋丛说》《何翰林集》等存世（《明史》卷二八七有传）。 其他人情况相近，尤其是在道义和文学理念上比较接近的还有朱曰藩（子价）、朱大韶（文石）、盛时泰（仲交）、黄姬水（淳父）、何良傅（大壑）、文彭（寿承）、文嘉（三桥）等，以下述及时再一一交代。 复原吴承恩与这群文人的交往经过，探讨这段交往对于认识、了解吴承恩，特别是了解吴承恩的情怀道义，对于解读《西游记》的人文背景均有意义。[1] 我们先把金陵六朝诗派的形成简单介绍一下。何良俊本人在《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说过：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间可谓极盛。李空同、何大复、康浒西、边华泉、徐昌谷一时共相推毂，倡复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顾东桥、宝应朱凌溪则其流亚也，然诸人犹以吴音少之。 李空同、何大复等即今人所称的“前七子”；南京王南原、顾东桥、朱凌溪（加陈沂）被称是其“流亚”，成就影响稍小，因此是带有地域性的合群“金陵四家”；被冠以“金陵”则是因为他们的地域特征即对六朝诗风的偏爱；嘉靖中后期，“金陵四家”的衣钵被朱曰藩、何良俊等继承，形成新的唱酬群团，钱谦益在《历朝诗集小传》（丁）中称为“金陵社集诸诗人”，评价说： 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谭者指为乐土。……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黄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现如今则将这一群人明确为“金陵六朝诗派”，称是杨慎六朝派的衍生、别派、边流，说法稍有不同，但都承认了他们的地位。[2] 关于他们的社会活动和风格特征，苏兴先生在《吴承恩小传》[3]有一段评说： 过去被封建文人艳称的所谓“白下风流”，是一批对功名不太重视（或功名上不能得志），不愁吃穿（甚或有父祖的遗产可供消费），可以有多余的时间联朋会友，逐胜征歌，耽酒吟诗的文士，风风流流一小群，点缀钟山风雨，装饰六代繁华。 白下，是南京旧称之一，所谓“白下风流”由黄姬水的《白下集》而得名，因此有人也以此代指与何良俊、朱曰藩结群的这批人。 正如苏先生所言，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是：功名不高，多是秀才贡生，再也无心攻读；有点官职，但多为挂名虚衔，没有更大的期望；钱财不缺，足够呼朋唤友，更愿意游走江湖；而说到诗歌风格上，一句“点缀钟山风雨，装饰六代繁华”足矣。 这伙人活动的高峰期，或者说作为流派的形成，主要在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年之间。本年，何良俊得到了南京翰林院孔目的职务，于是在玄武湖东侧、钟山南麓，水入秦淮的清溪水畔建筑书房，命名“四友斋”。 黄姬水《白下集》卷十《四友斋记》云：“疏池艺竹，构屋三楹，以柄钟阜。纳云东涧，漂瀑石林，兰朮威芋远索，虽在帝都，旷若樵垌渔野间也。中设一木榻，榻上列维摩诘所说经、庄子、白居易集，元朗嗒然隐几，与之神游而冥契焉。” 说何良俊的这座别业坐落在繁华帝都南京城外，极其幽静风雅；何良俊伏几读书，把自己与庄周、王维、白居易合称四友。这种情调，别成意趣，难怪引出那批文友的欢呼。四友斋落成后，遂成为文友们落脚酬唱的重要场所。 吴承恩于嘉靖二十九年放弃科场前途，以岁贡生的名义赴京谒选。本拟谋个即选即任的差事，但由于独生子夭亡必须回淮不能等候，只得按照规制编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再候时机。 本来吴承恩对仕途已经没有心绪，但老母亲出于家族使命，坚持他必须在官场上有最终交代，于是在平复了丧子的心情之后，也于嘉靖三十三年进入南京国子监报到坐监。 此时恰逢“金陵六朝派”形成并达到高峰的时期，也算是躬逢其盛，引导吴承恩汇入金陵六朝诗派的是此时也在南京任职的好友朱曰藩。 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号射陂，宝应县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先后任乌程县令、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嘉靖四十年时逝世于九江知府任上，有《山带阁集》存世。 朱曰藩的父亲即“金陵四家”之一的朱应登（号凌溪），弘治间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嘉靖初致仕回乡后，即提携淮安府学神童吴承恩，表示愿将家藏图书分半予之，留下佳话，朱曰藩与吴承恩的友谊也由此开始。[4] 此后在南京的数年里，吴承恩频繁参加以朱曰藩、何良俊为核心的金陵六朝派文人的集会，其中有痕迹可考的有两次，有可能的一次，涉及群体内个人交往的有诗四五首，另外还有指向不明但可能作于这一时期的诗词若干。 考虑到吴承恩诗文散失极多，很多应有必有的应酬在《射阳先生存稿》中都没有见到，因此可以认为现存的这个数量已经可观了。 一次应该是在嘉靖三十三年秋天，吴承恩有首《金陵秋日柬文寿承兄弟》诗。诗作本身没有确切年份，只有诗题表明已接近重阳，看内容应该是吴承恩初到，他们这伙人南京相见时的产物。 “文寿承兄弟”即名士文征明之子文彭、文嘉，吴承恩与文征明老爷子有长期交往，近二十年前曾经去苏州石湖拜访过文老爷子，前几年文征明画了幅兰花并题诗赠吴承恩，这样看来他与文寿承兄弟就不能算陌生了。 诗中充满了对帝京繁华的惊讶好奇，“帝城的是好风光，锦绣天街散桂香”，除了“金勒驻花留夜醉，朱楼拜月换新妆”之外，还有“三千巧斗琵琶院，百万争先蟋蟀场”。然后就很不见外地表示，“寄语桥西文学士，试排诗酒待重阳”，希望文氏兄弟俩安排重阳聚会。而文嘉《和州集》卷九有回应，《和吴射阳帝京乐》明确表示：可以！“莫道近来凋敝也，笙歌日日醉重阳”。 一次是三十四年秋日在南京国子监司业朱大韶（文石）宅中举行的聚会。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三有诗《朱文石司成坐上分得鸣字。 在座有文文水、吴射阳、张王屋、黄质山诸君。是日召朱射陂驾部，以事不赴》；《盛明百家诗·张之象集》有《秋日同朱驾部子价、文山人休承、何翰林元朗、吴山人汝忠、黄山人淳父过少司成朱象玄馆舍宴集，以杯中字为韵分得“上”字》诗，所言似乎是同日同事，这是吴承恩明确参与的一次活动，按说应有唱和，但未见作品存世。 一次是同年秋八月在何良俊宅中举行的一次聚会。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七有诗《乙卯八月余觞客青溪之上，坐有李节鸣筝，质山咏以二绝，因次其韵》和《听李节鸣筝和文文水韵》是这次活动的记录，另有周晖《续金陵琐事》卷下《听筝》提供了这次活动的更多细节，说参与这次活动的有文嘉、何良俊、张之象、盛时泰、黄姬水等。《列朝诗集》丁集“何孔目良俊”条下收录了《听李节弹筝和文文水韵》等五首诗。 本次会上应该还有其他主题或韵脚的唱和，何良俊《乙卯八月余觞客青溪之上坐有李节鸣筝质山咏二绝句次其韵》诗为： 虚馆鸣筝秋正清，停弦掩抑最关情。 当年爱杀恒司马，赏会由来是此声。 哀音袅袅出重帏，羁客仙仙思欲飞。 弦滑酒香花正好，不辞零露夜沾衣。 吴承恩为本次聚会作了三首绝句《金陵何太史宅听小伶弹筝次韵》（《射阳先生存稿》卷一），三首作于同时，但却相对独立，分别步了三个韵： 小堂留客醉瑶筝，一片秋襟万壑冰。 自笑输他何太史，酒才诗气两凭陵。 鹦鹉分明语绣帏，一片才彻客心飞。 主人似妬芳州树，自把金笼闭雪衣。 玉柱银筝艳复清，吴儿歌曲更生情。 从今载酒来应数，醉听雏莺和友声。 这几首有点艳，歌儿舞女，还开了何良俊的玩笑。还有一首七律《金陵有赠》也值得关注： 天女将花欲染衣，禅心似絮已沾泥。 风情不待中年减，空色唯将一笑齐。 眉妩任从京兆尹，斋居惭愧太常妻。 青鸾自有云霄伴，莫向场间顾木鸡。 这首诗写得非常隐晦，怀疑是有人要领吴承恩去青楼之类的色情场所或介绍歌女为伴，他委婉拒绝，表示已经失去此类兴致——甚至可能就是写给舞女。 这首诗有点正能量，但背景毕竟是在风月场所。嘉靖三十七年，何良俊辞官，专做清溪寓公，吴承恩又有一首《何柘湖太史大壑祠曹繼解官俱有述懷之作奉和》诗： 寻尔遂初赋，欣兹归计成。 非嫌朱绂贵，俱有白云情。 劳者歌其事，贤哉叹此行。 泖湖知尚隔，何处濯尘缨？ “何柘湖太史”即何良俊、“大壑祠曹”即何良傅，何良俊之弟。何良傅倒是有进士出身，任南京礼部郎中，但早几年不到五十岁时已经辞官，兄弟俩一个德性，吴承恩则称他们是“俱有白云情”，“贤哉”！ 统计一下，根据拙著《吴承恩年谱》的系年，以上所引已经占到了吴承恩在嘉靖三十三年至四十年共八年期间诗作的一大半。其它本文未引出者，这里也简单说一下：《鸡鸣寺》由语气看为初入南京国子监作，《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围棋歌赠鲍景远》《和吴山人长吟阁韵因赠》《桃源图》均为与上述群体中人唱和。 另外，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中还有近百阕词，多以亭台花卉、佳人离别为题材，客心梦意，婉约浓艳。这些词中一定有作于这一时期者： 第一，查看吴承恩周围其余时期的文人朋友，几乎没发现哪位擅长填词有酬唱的可能——包括朱曰藩《山带阁集》、李春芳《贻安堂集》、徐中行《天目先集》、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陈文烛《二酉园文集·诗集·续集》等；倒是金陵六朝诗派的这群人中，基本都精通音律，有的甚至校刻过《西厢记》。 第二，吴承恩的某些词中已经留下痕迹，如《如梦令》四阕，明确写到“廉卷紫金山影”： 明月晓霜铺地，压树乱鸦飞起。遥忆画楼中，今夜峭寒知未？鸳被，鸳被，香拥玉人娇睡。 柳外数声啼鴂，风舞隔帘香雪。睡起没心情，又过牡丹时节。伤别，伤别，碧草暖烟飞蝶。 楼外碧波千顷，正对客心孤逈。远树断云横，廉卷紫金山影。秋暝，秋暝，渔笛一声烟艇。 何处玉箫声咽，欹枕暗惊离别。檐外鹤归巢，松顶踏翻晴雪。重迭，重迭，梅影满窗横月。 一位经常参加此类活动的名张羽字雄飞的人曾称这群人同声响应、同气相求，“皆好古知音之士”（《古本西厢记序》），显然填词相和自是难免。 现在该揭示以上描述对于研究吴承恩（也包括《西游记》）的意义了。我们认为，以上描述了的是吴承恩一个内容和蕴含显然不同的独立人生阶段，应该可以启发我们从吴承恩生平的无数细节中，进一步分解出其他具有相似情况的独立阶段；而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背景去解读吴承恩的道义情怀及其演变，才有可能能完整、正确地认识吴承恩；对于更深刻地理解《西游记》，会有帮助。 以下我们把《射阳先生存稿》中可以系年的诗词作品展开[5]，划分为四个集中阶段：嘉靖十一年至十七年之前；十八年至二十三年、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四十三年至隆庆四年。 第一阶段：嘉靖十一年至十七年，吴承恩进学至三十三岁。 吴承恩约十六岁进学成为生员（正德十六年，1521），我们能看到的他最早的一首骚体诗《寿陈拙翁》作于本年，陈拙翁是淮安本地富户，是淮安望族子弟叶筌的岳父；叶筌是吴承恩夫人叶氏的族叔；叶筌因为长吴承恩不多，所以又特别喜欢携带吴承恩参加社交活动，因此这首诗变成了吴承恩已经与叶氏定亲的证据，又是吴承恩因少小进学声名鹊起的旁证，否则以吴承恩小商人家庭的背景没有资格进入八十高龄的陈拙翁的社交圈；嗣后在嘉靖七年吴承恩趁赴南京参加乡试之便，在朱曰藩的引领下，绕道苏州拜访文征明，进入了文人们的社交圈。 本阶段吴承恩的重要作品有《先府宾墓志铭》《祭卮山先生文》《答西玄公启》和编选《花草新编》，基本都和科举有关： 嘉靖十一年的《先府宾墓志铭》谈自己科场不进，导致老父以布衣身份入土，痛泣难已； 嘉靖十四年的《祭卮山先生文》之哭泣痛彻心肺亦是由于自己辜负了这位关心他赏识他的前任知府； 嘉靖十七年《答西玄公启》婉言拒绝南京国子监祭酒马西玄的招揽还是不忍就此远开考场。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隐藏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吴承恩编成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这件事。 如何解释像吴承恩、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这样青壮年时科举蹭蹬，然后经历一段坎坷生活，终于展示才华留下惊天巨著？通常的说法是科举蹭蹬是因，生活困顿是媒，作品是压抑之后的果。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因果关系需要重新思考。以吴承恩为例，少年神童，却辜负所有人的期待，走到泣血痛哭，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阴影，就是对文学的喜爱。 现在已经找到了他在这个时期编辑整理的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以《花间集》《草堂诗余》为基础，故名《花草新编》——这极可能是中国第一部分调选词的词选集。 略加介绍一下，以往包括《花间集》《草堂诗余》在内的选集，都是分类选词，就是按照“春”“夏”“秋”“冬”之类的条件划分大类，再以“春情”“春景”“春愁”“春梦”之类的场景划分小类，再以时间、人物为序选录词作；而明代嘉靖年间，有人开始分调选词，就是首先分别词调，如长调、中调、小令等；再于词调下按照词牌如《西江月》《菩萨蛮》《满江红》等归类，然后再于同一词牌下选录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作品，此法明中叶以来逐渐演变为主流直至今天。 现在看来，吴承恩在嘉靖十八年之前已经编成分调选词的《花草新编》，早于之前公认的范本，是第一位开创此法的词作选家[6]。回到我们的研究上来，显而易见，编辑整理有八百多阕词且使用开创性方法方式的这样一部词选集，需要多少精力时间？在承受巨大科举压力的同时，以巨大的代价玩弄这个玩意，需要什么样的心态？ 只能是解释为对文学有沁入骨髓的热爱，这种难以遏制的热爱毁了他的科举前程，吴承恩是这样，其他各位应该也是这样，只不过当事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 第二阶段：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三年，吴承恩三十四岁至三十九岁。 嘉靖十八年是一个有故事的年份，这年嘉靖皇帝明世宗决定将其去世的母亲章圣太后安葬湖北，然后皇帝亲自考察后又亲自送太后梓宫南祔入葬，沿途即运河、长江沿线的官民自然都须接送。 这件事在朝中引起巨大的争议，最终成了把皇帝和所有大臣以及利益集团都卷了进去的政治斗争；又因为声势浩大所费不赀，一大批朝廷官员乘机骚扰、勒索地方，一大批地方官员大肆行贿、中饱私囊，这次灵柩移葬极大地搅动了沿线的正常生活，增加了无法承受的支出，以致民怨如沸。 在京城和南巡沿途酝酿出的对朝官的厌恶情绪，渐渐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扩散，淮安也是接待的地点之一，其影响自是无法回避。 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应该就是这种情绪的具体反应。二郎搜山的故事曾经很为流行，现在尚有宋元时期不同版本的搜山图存世，其中佚名长卷《搜山图》尤为著名；画面一般都是以二郎为中心，表现其与眉山兄弟剿灭各色山林鬼怪的场面，元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就是这个故事的衍生。吴承恩的长诗首先是二郎形象和惊险场面的描写：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 星飞电掣各奉命，搜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搏拏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 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 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梼巢无逸寇。 故事只是起兴，抒怀紧承而来，目标就是天下妖孽： 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 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 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 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其中的“四凶”、“五鬼”，都指向在南巡中受宠、发迹、嚣张的权臣严嵩、张赞、郭勋、胡守中等人，对朝廷纵容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显然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其后又云：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像吴承恩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能有如此激昂慷慨的情怀，殊为难得；既有如此腔调，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叫出“皇帝老儿无能”还奇怪吗？但更重要的是，带着这样的情怀，和科举还能步调一致吗！ 南巡之后，明世宗迫于舆论压力，处理南巡中民怨极大的官员郭勋。明世宗本有庇护之意，郭勋同流严嵩辈又极力回护，其本意不过走走过场，应付一下汹汹舆情，但刑部一批司法官员出于义愤，搞了点小手段把郭勋弄死在狱中，于是圣意大怒，处理了刑部尚书以下的一批官员，其中主事冯焕被贬为广东茂名县尉。 冯焕，淮安人，南淮为其字或号，吴承恩同窗。吴承恩为其送行并赋诗《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对冯焕的遭贬谪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朝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诗首先对冯焕的正直表示赞扬，云： 君不见骅骝騄駬烟霄姿，舞辔出门遭一蹶。 龙沙顾影志千里，一喷生风汗成血。 夫容玉花之宝刀，流落丰城比凡铁。 忽然一日长光价，照胆吹毛动烟雪。 男儿通塞宁有常，层冰之后生春阳。 接着将时下的朝政描写为： 昨日尚书郎，今日投炎蒸， 黄金铄众口，白玉生苍蝇。 掇塺投杼古所叹，至今谁复卑颜曾。 …… 且闻之韩子来潮阳，儋耳苏长公。 文章狎鱼鸟，君子为沙虫。 无独有偶，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吴承恩学中的一位学师因不公正待遇而离职归乡。吴承恩作《赠赵学师归田障词》，其词为： 问讯渊明，折腰吏、尔能为否？独不见、轮云顷刻，白衣苍狗。三径犹存篱下菊，五株不改门前柳。漫淮南、桃李照东风，空回首。 名与利，慵开口。荣与辱，真翻手。算书生几见，印悬金斗。百计不如归去好，一生但愿樽中有。尽平生，豪气向谁消，无过酒。右调满江红 面对官场势利阴险，吴承恩义愤填膺、牢骚满腹，却又无可奈何。这样的诗词，其实是可以映照作者的品性的。 吴承恩以上的作品细读都与《西游记》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另文以后探讨，现在回到他文学与情怀道义的三观上来。 最为清晰地展示吴承恩三观的是他的一篇《禹鼎志序》。《禹鼎志》是吴承恩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大意是遵循大禹铸鼎以向天下人展示魑魅魍魉、妖魔鬼真怪面目的办法，自作一部，记录人间变异以为警示。书已亡佚，但序言尚存，其中一段自述展示了他的社会道义和文学寄托： 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傥戄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 更详细的解读，请参见拙文《朱曰藩、吴承恩交往述略》，此处从略。我们只是要从本文的视角强调一下：《西游记》向来也被认为是一部大寓言，其讽刺社会，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事故”（胡适《西游记考证》）的内在道义精神，《禹鼎志》与之相通。 这一阶段，对于吴承恩来说，科举的功能已经从汲取社会荣誉、滋养内生满足的兴奋剂，变为难以祛除的人生痛点。而其最深层次的原因，也渐渐显露，就是：社会家庭对他的科举要求，已经与他的情怀道义产生了严重的背离。 前已述及，在吴承恩人生第一阶段中已经出现了文学追求与科举目标的矛盾，而随着他的情怀道义的成熟，他更期待以文学的“模写情状”的方式，实现自己抨击社会、改造社会的道义目标，于是矛盾更为尖锐。一心难以二用，二用者一事无成。他必然要承受痛苦。 嘉靖二十三年，吴承恩的同窗好友中朱曰藩、张侃、倪润同时会试中式，成为进士，至此，他的同窗好友中除了李春芳之外，能走的都已经破窗而出了；三年后，李春芳也中了进士，而且是状元，剩下的只有吴承恩孤独一人了，且还是个老秀才。无可奈何，他选择以岁贡生的身份候选佐杂官员。 第三阶段：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吴承恩四十九岁至五十四岁。 即前述在南京国子监坐监，追随金陵六朝诗派参予活动的期间。情况已如前述，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比较——和前一阶段的比较： 这时候，吴承恩还有窗下苦读吗？还有一榜成名的希望吗？还有“修齐治平”的未来吗？都不见了，甚至他“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式的牢骚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呼朋唤友、逐胜征歌，点缀中山风雨，装饰六朝繁华的笙歌酬唱。 苏兴先生在他的《吴承恩小传》中对于这段生活给与吴承恩的影响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当然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吴承恩在朋友相继破壁而去之后，不得不放下内心的傲娇，改以岁贡生的名义谒选。 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入京，期待选个即选即用的职位，但不巧家乡来报十五岁左右的独生子凤毛夭折，他丢下仕途上的幻想，星夜回淮。 吴家三代单传，且得子都很晚，吴承恩本人是父亲四十多岁得子的，自己得子也是在三十岁之后，噩耗对他犹如晴天之雷；同时因为此事，谒选也就此无望，只能编入南监作遥遥无期的等候。 这双重打击对他是来说显然都是不能承受之重。一位前辈致仕乡绅潘埙谢写诗慰问（《熙台公集·慰吴射阳》）： 莫把文章争造化，好凭祸福验天机。 孔颜亦自钟情甚，智者何云子夏非。 大意是：天机如此，莫可预测。哭吧，哭吧！孔颜也曾哭过，伤心无需受责。 走出这段心理阴影，吴承恩大概用了三四年时间——这几年间只是看到他帮潘埙编辑地方文献的消息而没有看到其他诗文，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朱曰藩、沈坤都到了南京，才把他带出情感低谷，所以参与何良俊等人金陵六朝诗派的活动，算是一种情感解脱。 嘉靖三十八年，何良俊回苏州老家，朱曰藩去九江府任职，南京六朝诗派无形中解散；吴承恩在国子监的学业大约也告结束，这数年往返于淮安南京之间的吴承恩便再也没有出现在南京。 他老人家此时在淮安略有名望，毕竟也是国子监出来的贡生，生计由卖文维持，并不危机，如果不是李春芳的友情回归，《西游记》大概不会有了。这就进入吴承恩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了。 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四年，吴承恩五十八岁至六十三岁。 对于吴承恩来说，重大的变化始自李春芳的友情归来，有关情况我在《李春芳、吴承恩交往》[7]一文中有详述，大意是四十三年时任礼部尚书衔吏部侍郎的李春芳之夫人去世，灵柩回家乡兴化安葬，经过淮安时吴承恩等一批旧友摆祭送行并撰祭文。 李春芳了解到吴承恩的现状，于是伸出援手“敦喻”保留了吏部铨选资格的吴承恩来京选官；次年即四十四年吴承恩选出浙江长兴县丞，四十五年到任，一年多之后，也就是隆庆元年秋冬，吴承恩又遇到官场麻烦，通说是被诬陷下狱，此时又是已任隆庆朝内阁宰辅的李春芳出面，让吴承恩改任湖北蕲州荆王府纪善；吴承恩在湖北的王府过了一段比较宁静的生活，并完成了《西游记》。 这段时光中虽然也有麻烦，但总的来说吴承恩还是比较舒心惬意的。吴承恩嘉靖二十九年入贡候选，期望可以选出个佐杂小吏，如像他祖父、曾祖父那样的教喻、训导之类。 对这样的官职，虽然选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但吴承恩并不不放在眼里，只是他老母亲健在，并且有坚持要他做官的要求，他才万分无奈，只得慢慢候选，所以后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中有一句“为母屈就长兴倅”。 还好，李春芳为他安排了一个八品县丞，这在当时已经是岁贡生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何况他已经候选十多年无消息，年龄已届花甲了，他挺满意。 这几年，他的诗歌又多了起来，而且都很悠闲、冲淡，没有任何激愤难平需要发泄的意思，显示出心情非常放松——相应的，酬唱和应用性、商业性的文章少了些。 嘉靖四十五年夏，他在杭州报到等候派往长兴时，有一首《书道院壁》： 束带出门趋府急，归路鞾粘草霜湿。 日高道士启山扉，遥望晴云背松立。 说自己每天等候巡抚接见分派（要过这一形式），必得早早出门到衙挂名，（没有得到巡抚接见）归来时踏过晨霜的官靴仍然透湿，但你看玄妙观的道士，才刚刚打开山门，站在照壁前背松而立，遥看远处晴空白云，一派悠闲，令人艳羡。 此时他还有一组题目很长的七绝《嘉靖丙寅余寓杭之玄妙观梦一道士长身美髯时已被酒牵余衣曰：“为我作醉仙词”因信口十章觉而记其四》： 一片红云贴水飞，醉横铁笛驾云归。 龙宫献出珊瑚树，系向先生破衲衣。 有客焚香拜我前，问师何道致神仙？ 神仙可学无它术，店里提壶陌上眠。 一日村中醉百壶，黄金点化酒钱麄。 儿童拍手拦街笑，觅我腰间五岳图。 怪墨涂墙舞乱鸦，醉中一任字横斜。 新诗未寄西王母，先落宜城卖酒家。 什么“西王母”“五岳图”“珊瑚树”，还有“陌上眠”“舞乱鸦”“醉横铁笛”，可以暂不与《西游记》挂钩对号，但那种尘俗间得道者的感觉大概是可以确认的吧。 在长兴，他有了实际事务如马政、征粮之类，有点忙。一首《春晓邑斋作》写出了有点可爱的真实情景： 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 家近迟乡信，官贫费俸金。 林香闻早蘤，窗曙报新禽。 感此融和候，搔头得暂吟。 诗意质朴：有了小小官职，就走上了一条风尘路，很忙，思乡，待遇还不高，实在是有违夙愿，不过这是母亲的要求，违背不得。以下一首《长兴作》， 基本情调相似： 风尘客里暗青袍，笔研微闲弄小舠。 祗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 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自有劳。 会结吾庐沧海上，钓竿轻掣紫金鳌。 似乎要老到一些，体现了一些政治品格的诉求，但格调同样阳光轻松。还有一组绝句《长兴六首》，就更完全是钟意山水，流连林下了： 云去青山出树，雨余白水明畦。 晓涧喧时见鹿，午窗睡起闻鸡。 细雨飞花燕子，清波浅草鹅雏。 贴树藏身啄木，穿林劝客提壶。 桥通鱼米新市，花隐旗旌古祠。 弛担津人待渡，杖藜野客寻诗。 松径遥闻樵斧，园蔬满送筠笼。 野馆时留道伴，山厨日倩僧童。 栖鸟团风择木，游云渡水还山。 落日行人自急，孤城韵角偏闲。 骑火茶香入焙，生春酒熟明船。 门院暗暗蚕月，烟波澹澹渔天。 后来在湖北蕲州，吴承恩的诗作基本都是这种风格。 说到现在，我想以一个比较结束四个阶段的话题。几年前，应该是决定入贡前后——属于第二阶段，吴承恩以两首《斋居》为自己设计没有科举的生活：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 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 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 何似陶隐居，松风满虚阁。 朝来把锄倦，幽赏供清燕。 积雨流满畦，疎篁长过院。 酴釄春醉屡，蕉叶新题遍。 怅望心所期，层城隔芳甸。 诗中藐似作意田园庭院，却暗自比拟为山中宰相陶弘景；说朝来把锄，蕉叶题诗， 却又怅望心期，层城芳甸，颇不甘心。 但经过金陵的一段生活沉淀，进入他人生第四阶段时，吴承恩已经不作如是想了，请见他在蕲州时的两首绝句《送人游匡庐》《送人游洞庭》： 问君庐山几许高？青天一道挂飞涛。 何当坐我夫容顶，接取银波润彩毫。 横天玉露鹤翛翛，夜半龙吟月上潮。 净洗银波三万顷，满船星斗卧吹箫。 多么的空灵纯净，大要可以与苏东坡公“江上清风”（《前赤壁赋》）“竹杖芒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相比。 现在归纳一下。借助于本文描述的吴承恩与金陵六朝诗派的交往，我们意识到这是他生平中一段内容和内涵都有特殊性的独立阶段；而这一独立阶段的发现，又使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把吴承恩的其他人生阶段也独立分解，形成一个可以观察的演进序列。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吴承恩青年时即已挚爱文学，在名声最甚的时候实际已经酝酿了深刻的事实上无可救药三观矛盾，标志是编选《花草新编》； 第二，他试图以文学“描摹形态”承接他的“写形魑魅”、“微寓鉴戒”，做一个“野史氏”的情怀道义，但这毁了他的科举前程； 第三，南京一段诗酒唱酬、风花雪月甚至醉生梦死的生活，是他的情感放纵，也是生活对他情怀道义的沉淀过滤。 第四，繁华过后，才是一片宁静，世间事不过一片飘絮。就是在这种精神状况下，他完成了深刻得惊世骇俗、精妙得完美无缺，却又将一切都运化在滑稽嬉笑中的《西游记》。 注释： 1、蔡铁鹰，淮阴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西游记》。本文中吴承恩、何良俊等人物生平研究资料及其考订，凡未详注者，均可见于笔者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集笺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 [2] 可参见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张燕波《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 [3] 苏兴《吴承恩小传》，天津百花出版社，1981年出版。 [4] 详请参看拙文《朱曰藩、吴承恩交往述略》。《连云港师专学报》2020年1期。 [5] 以诗歌为主；应用文选择少量列入；取了部分障词中的词作。 [6] 有关研究请参见前述《吴承恩年谱》《吴承恩集笺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和拙文《吴承恩词创作与词学贡献初探》，《晋阳学刊》2012年5期；《吴承恩〈花草新编〉整理札记》，《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年4期。 [7] 蔡铁鹰《李春芳、吴承恩交往述略》，《江苏海洋大学学报》，20220年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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