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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新文学小说家，文学史家一般认为他与刘呐鸥、穆时英一起为“新感觉派”三杰，虽然他自己并不乐于承认。 二十余年前，施蛰存在为《施蛰存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告诉读者： 一九二二年，我十八岁，一个中学三年级学生。在读了许多报刊文学之后，心血来潮，见猎心喜，也学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小说、随笔，冒失地向上海一些“鸳鸯蝴蝶派”文学刊物投稿。 这就是说，施蛰存回忆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一九二二年，而且最初是在上海的一些“鸳鸯蝴蝶派”文学刊物上起步的。但是，去年有论者发现他一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就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的“小说”栏上以“施德普”原名发表了短篇小说《纸钱》（参见李朝平《新发现的施蛰存小说处女作及其他》，《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10月第5期），那么他的文学生涯应该提前两年，即一九二○年就开始了，其时他才十六岁。而且，《民国日报·觉悟》一直被公认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四大副刊”之一，那么，施蛰存的文学生涯毕竟还是从新文学刊物上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他接着确实在《礼拜六》《星期》《半月》《兰友》等“鸳鸯蝴蝶派”刊物上活跃过一阵，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问世时，也是由“鸳鸯蝴蝶派”或称“旧派”的作家王蕴章、姚鹓雏等人题词的。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段特殊的文学历程，他对“旧派”文学的看法就比较开放和中肯，他曾有一篇短文《新旧我无成见》，就明确显示了他对“旧派”文学的包容态度，这种难能可贵的态度，他一直坚持到晚年。 与刘半农、叶圣陶、张天翼等本来属于“旧派文学”的作家后来投入新文学阵营一样，施蛰存也在《小说月报》实行改革后，开始由“旧派”文学转向新文学创作。他在《施蛰存文集·序言》中又告诉读者： 过不了多久，《小说月报》首先转向，改由沈雁冰主编。郭沫若主持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也先后在上海印行。《礼拜六》停刊了。其他一些旧文学刊物也逐渐有所改革，至少在文体上，都在努力向新文学靠拢。于是，我的文学习作，也转向新文学。 施蛰存把他的新文学创作定名为“十年创作”，即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十年之中，除了新诗和散文创作，除了翻译外国文学诗文，除了主编新文学刊物，包括最为有名且影响深远的《现代》月刊，施蛰存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小说创作。“十年创作”也就是十年小说创作，他在当时文坛的声名和后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现代文学史地位，主要就是由他的小说创作建立起来的。 在施蛰存自己认定的足以代表他的新文学小说创作特色和成就的《上元灯》《将军底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和《小珍集》六部短篇小说集中，历史小说占了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施蛰存的新文学小说创作，其实分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现实题材的，后发展成独树一帜的“心理分析”小说，其代表作有《春阳》《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魔道》等；另一就是颇有创意的历史小说，他自己称之为“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将军底头>自序》）、“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一九三二年一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将军底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小说集，收入了《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和《阿褴公主》（原名《孔雀胆》）四篇历史小说，在《<将军底头>自序》中，施蛰存透露： 自从《鸠摩罗什》在《新文艺》月刊上发表以来，朋友们都鼓励我多写些这一类的小说，而我自己也努力着想在这一方面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施蛰存当时是有抱负、有追求的。他试图在“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上为新文学闯出一条新路。五四新文学勃兴后，新文学家尝试创作历史小说已不鲜见，鲁迅有《不周山》（后改题《补天》）、郁达夫有《采石矶》、茅盾有《大泽乡》，等等，或者借古讽今，或者另有寄托，均各擅胜场。但施蛰存的“古事小说”又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当时的读者就已经看出来了，并在评论中揭橥了《将军底头》这部小说集的特点： 在国内，从来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无论是戏曲或小说），差不多全是取了“借古人的嘴来说现代人的话”的一种方法；至于纯粹的古事小说，却似乎还很少看见过，有之，则当以《将军底头》为记录的开始。《将军底头》之所以能成为纯粹的古事小说，完全是在不把它的人物来现在化：他们意识里没有现代人所有的思想，他们嘴里没有现代人所有的言语，纵然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手法却都是现代的。古人的心理和苦痛，他们自己不能写，甚至不能懂，而作者却巧妙地运用现代艺术的工具写出来，使它们成为大家都能懂—只就这一点而论，《将军底头》就已经多么值得我们注意了。（佚名《施蛰存：<将军底头>》，《现代》1932年9月第1卷第5期） 后来的研究者又把这些“古事小说”与施蛰存所服膺的“心理分析”创作手法勾联起来考察，进一步指出： 施蛰存又擅长以历史人物改写小说，被认为是“历史小说”，事实不然。盖施氏的小说除了借用“历史”人物的名字，或者其形迹大纲外，其他完全与历史不符，也意不在历史本身。以《石秀》一篇为例，其故事取材于《水浒传》潘巧云事件，甚至连语言也刻意模仿《水浒传》，使读者仿佛回到水浒世界中。但究其实，《石秀》所传达的主题，乃是男性的虐待狂意识与审美的特殊观点。《鸠摩罗什》《将军底头》则处理人类欲望与道德、种族与国家以及爱情间的冲突，这些症候固然在古人身上也可能存在，可是，有心正视并有效地挖掘这些症结者，乃是始于现代派作家，尤其是心理分析的作家。人类心灵的复杂化，不仅在二十世纪，而且在城市中最显剧烈。我们说施蛰存是以古人之旧瓶，装今人之新酒，绝不为过。（郑明娳、林燿德《<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答台湾作家郑明娳、林燿德问>前言》，《沙上的足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收入《鸠摩罗什》集子，以及后来所作的《黄心大师》等“古事小说”，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施蛰存从西方“心理分析”理论和“心理分析”小说家那里汲取灵感，又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创作手法，重新塑造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如唐代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如名著《水浒传》中的“天彗星”石秀，赋予这些人物以新的生命、情感和结局。这些新的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虽然也不无争议。可以肯定的是，施蛰存的“古事小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文学创作探索，也已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园地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花异卉。 然而，施蛰存并不以创作了这些“古事小说”为满足，他还有更大的雄心。他对宋朝的历史特别感兴趣，酝酿写作“古事长篇小说”《销金窟》，他后来这样回顾他的创作计划： 度过三十岁生辰，我打算总结过去十年的写作经验，进一步发展创作道路，写几个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以标志我的“三十而立”。我计划先写一本《销金窟》，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为背景，写当时的国计民生情况。正在累积史料，动手写起来，想不到爆发了抗日战争。我的职业变了，生活环境变了，文学创作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也都变了。（施蛰存《<十年创作集>引言》） 当时，上海报刊已经刊登了《销金窟》出版广告，可惜战爭的爆发使《销金窟》的写作被迫中止。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无法问世，不仅是施蛰存个人小说创作的一个损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损失。 而今，日本大阪大学青野繁治教授慧眼独具，翻译了《鸠摩罗什—施蛰存历史小说集》，即将在日本出版。据我所知，施蛰存小说已有英译、意大利文译，这部日译历史小说集的问世，无疑是中日文学交流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此，在施守珪先生的建议下，我写了这篇小文，略为绍介施蛰存创作历史小说的经过，并对青野教授的努力表示赞赏和感谢。希望日本读者能够喜欢这部中国现代文学文采斐然的独特成果《鸠摩罗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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