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仰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不仅在汉族中拥有许多信众，而且在很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众多的信众，关公信仰甚至已经走出国门。关帝庙几乎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关公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无可质疑的。但是关公信仰产生的原因，前人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却还远没有到彻底揭开关公信仰之谜的程度。本文试图从以下四方面来解释关公信仰产生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关羽画像
一、由关羽到关公——历史叙事对关公崇拜形成的影响
自古就是乱世出英雄，而三国时期，绝对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关羽无疑是三国历史星空中耀眼的明星之一。关羽本非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关羽变成关公以后，他就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在三国时代，关羽只是被看成了一员勇猛无敌的战将，并且具有一定“国士之风”，但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崇敬。而且由于他的失败，对于刘备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还不时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比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就评价道：“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连关羽死后的谥号也是“壮缪”，赞其勇而批其缪。甚至对于直接导致关羽被杀的罪魁祸首吕蒙，人们也没有恶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的就是吕蒙。一直到宋代，这种情况还是人们对关羽的主流评价。比如朱熹一方面称赞关羽的勇，另一方面称关羽“恃才踈卤自取其败” 。
陆树铭饰演的关羽
不过也就在宋代，关羽的地位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忠君观念的加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以后，统治者为了避免五代混乱的再次发生，对忠君的观念极力宣扬。本来人们对于曹操并无特别的恶评，但在宋代强调忠君观念的背景下，曹操成了汉贼，成了奸臣贼子的代表。这样曹操阵营中的人物自然都无法获得正面的评价了。到了南宋以后，正统观念再次成为人们历史评价的中心话题。陈寿写《三国志》时正值西晋，西晋名义上接受了曹魏的禅让，所以陈寿不能不以曹魏为正统。到了东晋，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回避了正统论的话题，表示采用曹魏的年号只是为了纪年的方便。但到了南宋，这段旧案被人们再次重提。朱熹等人就认为应该以蜀汉为正统。这样，曹魏阵营就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与此同时，孙吴政权也被看成是伪政权。朱熹曾说：“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于是，孙吴政权中人也都在被否定之列。在南宋以前，人们提到三国时，首先想到的英雄人物往往是风流倜傥的周郎，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还在吟唱“谣想公瑾当年”的雄姿英发。但在南宋以后，已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了。无论是张辽、许晃，还是周瑜、陆逊，他们都站错了队！即便再忠勇仁义，都没有了意义。他们都已经被判为帮凶。这样三国英雄中，只有刘备集团还能保持正面形象。而在刘备集团中，顶级人物中可与关羽相提并论的也只有张飞、诸葛亮等人。张飞略显卤莽，诸葛亮则有权臣之嫌，关羽就成为最合适于表彰的人选了。关羽不仅对自己的君主忠心耿耿，而且他效忠的对象刘备被认为是正统的化身，是绝对的正面人物。于是，关羽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崇敬了。
关羽生前的爵位仅为亭侯，爵位并不高。蜀汉政权在关羽去世后也并没有给他额外的封赏。到了宋代，关羽的封爵开始不断上升。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不久就开始加封王爵，大观二年（1107年）封武安王。到南宋孝宗时，关羽已经被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了。人们提到关羽也不再直呼其名了，而往往尊为关公了。关公虽被尊崇，但还没有达到被神化的地步。他还只是姜子牙的陪祭，没有属于自己的庙。
二、《三国演义》小说对关公的塑造——文学叙事与民众心理对关公崇拜形成的影响
宋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出现，相应地城市开始繁荣。繁荣的商业城市中，娱乐业逐渐走向繁盛。在这样的背景下，话本小说就应运而生了。说话人不仅活跃于城市，还走向了农村。“说话”成了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娱乐之一。三国乱世始终都是一个文学作品乐于演义的对象，说话人更是把三国当成了一个重点演义的对象。在三国史话的形成过程中，始终贯穿的都是宋人正统观指导下的历史观念。苏轼在笔记小说《东坡志林》中记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人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7元末明初的陶宗仪也说：“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圣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统治者的观念和上层文人的价值取向就这样通过通俗文学作品被普及到民间。于是，关羽忠勇的形象也通过说话人之口而深入人心。
关于三国的这些评话传说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最后形成了《三国演义》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关于《三国演义》的形成过程，文学史家们的考证已经足够详细了，这里就不再重复。随着《三国演义》的发展，关羽的形象也不断被塑造着，关羽成了忠、义、仁、勇的人格化身。
这样的塑造符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很快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并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定式。如同多数学者所论，中国并不存在与“大传统”迥然有异的所谓“小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忠、义、仁、勇等道德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了全社会的信仰。而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偶像崇拜，民众对于忠、义、仁、勇的信仰，需要一个人格化的符号来表现。很多高深的义理对于民众而言，过于抽象，不太好理解。民众需要最直观的表达。关公形象的出现，符合了民众的这一心理需求，所以关公信仰才获得了普及的内在动力。
这样的塑造，还被民间戏曲不断地强化。《三国演义》小说成型的过程，与中国戏曲的成熟是同步的。《三国演义》小说对关公形象的塑造也获得了来自戏曲的支持和加强。研究戏曲的学者普遍认为，《三国演义》对于关公的塑造不仅借鉴了戏曲，而且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戏曲中的关公形象。最后，这二者在对关公的塑造上，形成统一。对于许多不识字的民众来说，戏曲的影响力是大于小说的。戏曲将小说的塑造以形象化的手段表现了出来，使之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对《三国演义》关公形象的认同，成了民众的共识和基本常识。正如朱伟明、孙向锋两位在《关公戏与三国文化的传播》一文中所云：“关公戏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渗透的结果。然而，关公戏与关公形象无疑在民间文化与价值体系中有着更为巨大、深远与不可替代的影响。数百年来，作为舞台艺术形象的关公与作为偶像的关公，已合而为一，走进了民间的现实生活，影响着普通民众的行为方式，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与丰富的内涵。”至此，历史上的关羽已经不重要了，关公已经成功取代了关羽。甚至连上层知识分子，也已经将关公与关羽混为一谈了。
在关羽被塑造的同时，完成了一个由圣而神的过程。关羽的封号也不断升级，由王而帝，至明末万历四十二年（1613年）被封为单刀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庙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如任继愈先生在《中国道教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连统治者也要向关公乞灵了。
三、统治者的刻意提倡——政治需求对关公信仰形成的影响
当然，关公信仰的普及也与统治者的刻意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清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朝以降，统治者对关公崇拜多有提倡，但到了清朝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追封其三代为公爵，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关公封号增加“灵佑”二字，清仁宗嘉庆十八年（1813年）关公封号增加“仁勇”二字，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最后到光绪五年（1879年）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至清代，关帝庙也更多，有天下关帝庙“一万余处”之说，号称“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 。
满清在入关以前，从《三国演义》中获得了巨大的启发，最终完全取代明朝，定鼎中原。这一点已成为清史学者们的老生常谈。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清朝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关公崇拜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朱维铮就曾精辟地指出：“皇太极、多尔衮兄弟，据汉人策士范文程的指点，将描述权力争夺游戏的通俗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译成满文，当作未脱野蛮心智的八旗军事贵族的启蒙教材，无疑对于满洲接受晚明官方已抬为天尊的关帝神话，进而与萨满巫术结合，将关帝奉为专显威灵护佑满洲的至上神，起了催化作用。”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朱维铮用“神道设教”一语点破了清帝提倡关公信仰的本质。关公崇拜只是清朝统治者作为“以汉制汉”的统治手段之一而已。关公只是清朝统治者们用来“愚民”的工具，最终的结果是不仅“愚民”，而且“自愚”。清朝统治者把关公尊为武圣人，其待遇甚至在孔子之上。他们希望通过对关公信仰的宣扬，达到“移孝作忠”的目的。他们称关羽为“武圣”，但在中国历史上武勇超过关羽的人不胜枚举。其实，清朝统治者看重的是关羽的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供他们选择的人物其实并不多。
在一定程度上，清朝统治者的目的似乎是实现了，关帝庙的数量远在孔庙之上，各地关帝庙的宏伟程度也远在孔庙之上，拜关公的人似乎也远多于孔子。以关公为偶像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他们以关公愚民而自愚，最终也没有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
四、宗教的推波助澜——各种宗教对关公崇拜形成的影响
随着关公逐渐走向神坛，各种宗教纷纷接纳关公为自己阵营的一员，关公的神力也因而不断扩充。关公也成了为数不多的，在不同宗教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的神灵。关公信仰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民间信仰，如果没有宗教的支撑，关公信仰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在隋唐以前的汉传佛教中，对关羽的信仰只是限于供奉，并无祈祷、赞颂以及供奉仪轨。后来传说，天台宗智顗大师有一次在荆州玉泉山入定时，遇上成为厉鬼、到处惨叫着寻找自己头颅的关羽。关羽愤恨不平，智顗大师安抚他，并为他讲说佛法。关羽随即皈依受戒，成为佛门弟子，并发愿作为佛教的护法。从此，天台宗的寺院开始供奉关羽。自天台宗寺院开了供奉关羽的先例后，各宗寺院争相效法。有记载说，禅宗的神秀和尚也遇到过关公显圣。后来，关羽逐渐被捧成伽蓝菩萨，和韦驮菩萨并称，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两大护法神（在彩绘或塑造的《全堂佛像》中，可看到站立在韦驮菩萨像右边的关羽像）。后来更有人把关羽的生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当成伽蓝菩萨的圣诞。有部分佛寺还专门为此举行佛事以示纪念。有更甚者，有少数佛寺还为关羽建了“伏魔殿”（即“关帝殿”）。
在藏传佛教中，有多位大师著有关公的供赞仪轨，如章嘉大师、土观大师以及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亚青寺阿秋仁波切、多识仁波切等都曾著有关云长简略供赞。
道教本是多神崇拜的典型，在关公成为神圣以后，道教自然要把他吸纳其中了。而且有证据可以显示，道教徒对关公法力的宣扬最为起劲。众多的道教史著作都已经揭示，关公与道教的结缘是在宋代。这当然与宋代对关羽的褒扬有关。在道教中，关羽也称“关圣帝君”，简称“关帝”，为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甚至部分斋教或道教信徒称关羽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道教徒还以关公的名义伪造了大量的经典，比如《关帝觉世真经》等。
后来道教徒还将关公作为财神来供奉，称之为“武财神”。其职能除“治病除灾，驱耶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外，还有“司命禄，庇护商贾，招财进宝”，又因其忠义，故被奉之为财神。在中国古代，财神有很多，佛教里有北方多闻天王和善财童子，还有范蠡、管仲、比干、白圭、赵公明、财帛星君等人。但这些财神的境遇却很难和关公匹敌。关公怎么会后来居上，成为最知名的财神呢？在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经商的环境也并不如意。在明清两代，商人的典型代表为徽商和晋商，看似辉煌的商业传奇背后都有一个血泪打拼的经历。在那种情况之下，忠勇无敌的关公自然是商人乞福的对象。于是，关公崇拜在商人中就流行开来。而商人在乞求平安的同时，还乞求财运，一事不烦二主，关公也就兼起了送财的差使。中国商人契约传统不强，商业往来中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而关公信仰中的“义”，更是商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当年司马迁就说孔子名声的传播得宜于他的商人弟子子贡。在关公信仰的传播中，商人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关帝庙的普及过程中，少不了商人的参与。商人信仰关公而致富的事例，也是宣扬关公信仰很好的榜样。除军人、武师奉关羽为行业神崇拜外，就连描金业、烟业、香烛业、教育业、命相家等不相干的行业也推崇关羽。
很有意思的是，读书人本应崇奉孔子，但他们却也把关公视为文昌，与文昌、朱衣、魁星、吕仙合称为“五文昌帝君”。于是，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之前不是去孔庙乞福，而是跑到关庙里进行祷告。
各种宗教对关公的吸纳，对关公崇拜的形成，起了很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关公信仰被普及到各个阶层，成为全民族的信仰。关公也成了法力无边、无所不管的超级大神。
当然，关公信仰得以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英雄崇拜的心理、集体认同心理等。但以上四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在关公信仰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以上种种条件的丧失，关公崇拜开始降温，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即便是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关公信仰的台湾等地，关公信仰也日趋于理性，更多人实际上是把关公看成一种精神的寄托，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非法力无边的大神了。
注：图片来自网络。本文首发于《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