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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背后的根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的诸多政策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完全可以说汉武帝奠定了后世的政治基本框架，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独尊儒术”，建立以儒家的经学作为考核与选拔官员的标准。 这套标准建立之后，可以将众多读书人纳入到了体系当中，培养成有丰富理论和政治经验的官吏，从而维护王朝的统治。 但是汉武帝之所采取这样的方式，是有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的背景，这跟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而知识的传播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知识向普通民众传播，那么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儒生，更不会有“独尊儒术”。 在古代因为受到技术的限制，知识的传播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工作。  刻有金文的铜鼎 在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把知识都写在器物之上，例如动物骨盖或者铜鼎上，这也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由来。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知识。不同的等级阶层看到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孔子问老子三代帝王的事迹，就是因为老子做过史官，他能够看到，孔子是看不到的。 古代的史官最早是需要观察天象，然后记录时事，因为在古代认为天文和人文是一致的，人类秩序也应该顺从自然之道，所以《周易》里面才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以，史官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家庭来传承，从小就培养，从而懂得天文、地理、经济、礼乐典章制度等等。 从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就可以看出来，里面是包罗万象的。 而人类所有的知识都需要经验积累，如果没有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不了知识体系，如何传承这些知识呢：其一，需要记录；其二，需要传授。 所以，周朝贵族世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世袭能够积累知识，让贵族们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祭祀先祖，如何领军征战。  周平王东迁到洛阳后，权威下降，逐渐名存实亡 但是到了东周之后，因为周平王东迁之后，经籍的逐渐散落，并且中央权威下降，社会中出现了违背礼制的僭越的现象，导致士人阶层能够接触到更高层的知识，使得知识能够广泛传播开来。 东周因为社会大乱，不同的流派讨论社会问题的根源，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不同地域的知识传播，形成不同的流派，从而导致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但是诸子百家的知识形成基础都是对史学的解读： 如道家会根据史料解读出来，认为应该回到三皇时代的无为而治； 儒家认为三皇遥不可知，不太可能了，五帝最好，其次应该用“王道”礼仪来约束人心； 墨家认为夏朝最好，周朝的礼仪制度过于繁杂，导致社会追求奢华，放大了人心的欲望。 所以，史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非常核心的地位。 但是唯有一家是反对史学，那就是法家。 法家认为先王制度都是过时了，礼仪教化不可行，唯有严酷律令才能约束人的行为，统一思想才有利于王朝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记述先秦的历史文献都应该被销毁，而以史学为基础的知识都应该被焚毁，除了一些实用性的内容，包括医学、农牧等。  秦始皇影视形象，崇尚法家的秦朝是对以往知识的清洗 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对上古以来积累的知识进行一次清算。 秦始皇的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了秦朝的快速灭亡。 到了西汉时期，一改秦朝政策，允许民间藏有私书，可以传播知识，而秦朝焚烧的书籍也被不断挖掘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汉朝建立者出身平民，并且秦朝灭掉山东六国贵族，废除礼仪制度，使得汉朝建立后不太重视等级制度，也找不到懂得西周礼乐制度的人，导致了它并未建立严格的礼仪制度，使得原先只有贵族或者士人才能够看到或者学习的儒学知识，到了汉朝平民可以学到。 这就是汉朝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向，治理国家的知识由西周的上层贵族到春秋的士人，再到西汉的平民，知识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原先的贵族，使得贵族无法垄断知识。 普通的平民能够学习到治理国家的知识，那么平民就可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 这样就打破了阶层的壁垒，平民出身读书人可以进入到王朝的统治阶层，知识背后暗藏着的是权力、地位与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民众愿意学习知识，会加速知识的传播。原先世袭贵族不再垄断这些核心的资源，就会加速消亡。 但是知识的传播往往会产生新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掌握知识的老师在社会中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量，以他为中心，往往就会产生大量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就成为了政府的官员。 而同时这些新兴的知识阶层，如果想做官，就需要原先的官员来推荐，也会形成一种联谊关系，所以也会视推荐的人为师长。 所以，儒家的知识在平民阶层传播之后，并且能够以此获得官职，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师长”与“门生”、“故吏”的关系。 同时，也因为家族内部父子代代相传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家族，他们就长期担任官员。 这些家族又有众多的门生与故吏，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豪族，他们因为知识的积累，从而长期占有权力、地位与财富。 到了东汉时期，愈演愈烈，不论是淮南的袁术家族还是司马懿家族，都是这一类人，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从而决定了王朝的兴衰。 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经学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 汉高祖刘邦即位初对儒家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接受到了叔孙通的礼仪之后，认识到儒家可以约束臣下，建立君主的威仪，对此颇为满意。 从汉景帝开始就比较重视儒生，任命辕固生为官，惹来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不满。窦太后把辕固生扔到猪圈里面跟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扔了一把利剑给他，他才刺死野猪躲过一劫。 汉武帝即位之后，丞相长期由外戚或者勋贵担任，这些人要么权势熏天，要么昏聩无能，尤其是汉武帝的舅舅田妢极度飞扬跋扈，惹得汉武帝极度不满。  汉武帝时期的窦婴和田妢影视形象，他们都是儒家信徒 汉武帝有次非常生气地训斥田妢：你任命的官员好了没有，我还想任命一些官员呢！ 汉武帝逐渐开始任命一些儒生，董仲舒、公孙弘等逐渐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 他们出身平民，在朝廷中没有权势，也无法形成朋党，易受控制，并且懂得儒家经典，明了君臣本分和礼仪，不会僭越，所以深得汉武帝的赏识。 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成为第一个“布衣丞相”，也暗示着从此以后丞相不再是皇帝的副手，而是下属，汉武帝实现了一人决断的能力。 汉武帝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开始广征儒家，并且以五经作为官员考核的标准，这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 同时设立太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培养人才。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凡是有学问的人，派车接到京城来，就形成了“公车征辟制”。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很快使得大量民间人才进入了王朝的权力核心，打破了原先贵族垄断官职的局势。而这些平民出身的儒生，会受赐予皇帝而实现了地位的升迁，会更加效忠于皇帝。 汉武帝使用儒家更多的是为了让这些大臣们懂得约束自己，同时他们更有经验如何教化百姓，从思想和文化教育上，更有利于他的集权与王朝的稳定。 儒家的礼仪制度和法家的严格的律令都是汉武帝使用的手段，像左右手一样，也正如后来汉宣帝所说，是“王道”与“霸道”并用。 “王霸并用”背后体现的是儒家和法家两种不同方式，但是其实都是为了集权的需要而已，只是一手是软的方式，一手是强硬的方式。 软性的是道德的制高点和伦理的合法性，而硬的是冰冷的律令，严格而又残酷地打击不同政见者。 “王霸并用”为几乎所有的后世统治者所采用，也是后世帝王心中秘而不宣的统治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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