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总是对独身的残疾朋友说，除了父母，其他人不能靠。依靠兄弟姐妹或其他人的悲剧不一定是虐待，而常常是难言之苦。要独立生活，才能完成一个人的成长成人。生活上的事要自己做主，遇到问题要自己想办法，犯了错误要自己扛起来。这样才谈得上平等，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有独立人格的，有自由思想的人。才能避免家庭矛盾，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兄弟姐妹或其他更疏远的亲戚。独自生活，意味着割断对亲人的依赖，但并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岛，而是置身社会，一个更大的家。社会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平衡，付出和获得的平衡。付出越多，得到也就越多，反之亦然。这是一条非常公平的原则。残疾人独自生活离不开社会的帮助，但你不能把帮助看作是一种单向的获得，是你理所当然要从社会索取来的。那是错误的观念。 朋友从乡间来，带来许多粉脸红嘴的大桃，煞是喜人。有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可以分成四份，每份六个，剩的一个留给自己。一份给邻居一个无话不谈的朋友；一份给传达室师傅，他对我的邮件很精心；一份给房修科的小张师傅，我有维修的活儿，总是招之即来；一份给大门外修车的肖师傅，他给我的轮椅打气从来不收费。收到桃子的人都很高兴，快乐是可以创造的，而且不难。 买菜回来，一进胡同，就见清洁工师傅在撮垃圾，我大声说：师傅，谢谢您，让咱们这条胡同保持这么干净！师傅愣了一下，忙说，不用谢，应该的。满心感激，今天终于说出来了，我心里也好畅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很容易，只须一方主动。创造美好其实也很容易，只须存感恩之心。 受神经性皮炎折磨十多年，找不到好疗法。那天在网上查到两个偏方，一个是丝瓜叶搓患处；一个是半斤醋泡三个鸡蛋，十天后去蛋壳，将蛋和醋搅匀涂患处。马上使用第一个方法，果然痒得轻些了。对提供偏方的医生充满感激，同时就想着告诉其他人。向邻居要丝瓜叶表示感谢后，让她看看我的皮炎好多了，嘱咐她别忘了把这个偏方告诉别的患者。邻居忙不迭地答应着。爱心投进了人群中就扩散开了。 帮助是双向的互动，你在把自己置入社会的同时，也要把你的爱给予社会，给予的越多，你获得的也就越多。 孙阿姨，我来了。随着敲门声闪进一个少年。 陶琪，你们今天不是去参加全市作文比赛吗。上次说好了今天不来的。 我完成比赛看时间还早，想着您就过来了。 还有我们呢。陶琪也不等我们，就喜欢单独行动。说着又拥着进来了四个孩子。 嘿嘿，我出来时没见到你们。这就叫做不约而同。 这是早些年定期来帮助我的红十字少年。五个孩子手脚麻利地扫地、拖地、擦桌子。扫地要一扫帚一扫帚挨排儿扫，不能接三片两，东一条帚西一扫帚，扫得像花板儿秃。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基本上不做家务，甚至袜子也不洗，这些看似简单的家务活还得慢慢教他们学着做。 做完家务事，洪石、廖天帮我购物、取款，陶琪、绍年、黄乐帮助整理书籍、杂志。 洪石、廖天回来时，竟捧着一大枝开得正爱人儿的槐花，帮我插在瓶子里。是邻院张大妈给的，说送给您养在水里。闻着隐隐的清馨，深深吸一口，被花和如花少年醉倒。故乡威海村外小道旁是不断线的洋槐树，花开时走在路上，头上脚下，白矇矇一路花，竟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要往哪里去。春荒时节，孩子们上树捋槐花做粑粑。我岁数小，在树下央人家折几枝给我。拿在手里却舍不得捋那花，连枝叶一起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蹦着跳着回家。母亲见了却说：让你去捋槐花，你只顾着玩，这么少，用什么糊粑粑？我攥着花环，抽抽地哭了起来。那一年我才五岁。 劳动后孩子们围坐我身边，我请他们吃苹果磕瓜子。今天比赛作文，说说你们每人写的情节和主题。 廖天第一个说：今天作文的素材是关于魔笔。我写我做了个梦，梦里我获得了一支魔笔，我就画了一幢大楼，给孤独老人住。后来楼塌了，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评论，主题是人道主义，高水平。写楼塌，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表达深刻。 这是歪打正着。 创作的初期，思想表达可能是不自觉的，提高认识后就会从不自觉上升到自觉了。 黄乐说，我写红胡子老头给了我一枝魔笔，我画了很想要的八音盒，同学都羡慕我。而红胡子老头却要我以偷邻居的鸽子给他吃作为代价。我不干，用魔笔打老头儿。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怎样可以升华主题。 应该教育老头儿。 养鸽子给他吃，通过自己的劳动。 使用魔笔也是有代价的，靠自己的劳动来偿还，这个思路很好，而不是靠侥幸的机会来实现理想。 绍年说：我写的是警察在追捕一名逃跑的罪犯，魔笔偶然碰到了表针，时间倒退到罪犯的现场，当场抓住了坏人。 偶然不是主动，有侥幸的心理。 各人的作文都讲完后，我说：中学生最欠缺的是对生活的观察。莫伯桑早年拜福楼拜为师，福楼拜让他每天在家门口记录往来的马车，把每天看到的情况都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而且要长期记下去。他细致观察打下良好的基础，后来写出许多名篇。你们回去后找莫伯桑的《项链》读一读，下次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搬进羊肉胡同120号楼房后，市残联考虑到没有坡道我轮椅无法出入，生活有诸多困难，委托西城区残联联系附近中学开展助残活动，每周两次来帮我做事，一直持续到我请了保姆。 孩子们又来了，他们将升入初三，功课紧张了，助残的接力棒传给了初一的同学。 这是暂时的，我们还要来。他们异口同声说。 谁说我无儿无女，谁说我瘫痪孤寂？你看，少男少女每周来探望，屋里屋外欢声笑语。 残疾人需要他人帮助的地方很多，特别是重度残疾人，生活上没有人帮助还真是不行。这是很无奈的事，但我们必须接受。谁来帮助不要有太多的选择，胖瘦、高矮、男女、美丑，这肯定是不重要的，性格内向或外向，爱好相同或不同，情趣高雅或低俗，功利或不功利，也都不重要。我们自己在助人者的眼中，也完全不是一个整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在许多人眼里，我这个既病且贫的孤单老妇人，是可怜而无趣的，却生就一股倔脾气。我们的社会人格，别人爱怎样想就怎样想吧。而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中仍快乐生活，并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便心生崇敬，甚至当作神似的敬畏的也大有人在，那也不是一个整体。 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去帮助别人。给予他人帮助是快乐的，因为我有给予的力量和能力。而接受也应当是快乐的，因为我提供了给予他人快乐的机会，所以，接受也成为一种给予了。有的人视给予为一种交换，给予了就一定要得到对方的回报，否则便感觉受到欺骗了。在俱乐部初期，我也曾对回报耿耿于怀，认为我付出了所有，希望得到真情，得到友谊，得到理解，需要从对方得到我付出了的印证，没能得到便认为受到欺骗，便痛苦。有的人视给予为减法，给予一点自己就少一点，因此要等自己有余才给予，甚至吝啬，拒绝给予。但给予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活力，快乐，兴趣，理解，知识，幽默等等，给予越多，自己获得也就越多，因此，给予应当是加法，至少，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有的人视给予为美德，因此对接受者居高临下，认为给予比接受好。其实，接受是更高难度的给予，没有接受也就不会有给予，接受是默默的给予，它托起给予让给予享受美德的光环。 我的给予是为体现我的存在价值，在给予中我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我接受帮助，从疾病初期无奈地被动地接受，到渐入佳境，享受接受的欢欣与愉悦。有的人拒绝帮助，其实也就拒绝了爱，拒绝了让人享受给予的快乐。有的人依赖他人的帮助，进而一味地索取或卑躬屈膝地乞求，使给予变成责任或变为施舍，给予渐渐居高俯视受助者。接受帮助就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爱。被动的接受如同我疾病的初期，是一种无奈和冷漠，其实还是把自己降低到接受施舍的位置。接受应当是一个敞开的大门，以愉悦的身心接纳给予，在接纳的同时也释放自己的能量，与给予者互相呼应，传递爱和欢愉，同时，随时可以转变身份变成一个给予者。有人说我这里有磁场，其实那磁场就是爱，给予与接受都充满着爱。
学雷锋活动时那阵子，丰盛工商所所长带了几个人来帮我做事，听说我床褥好久未拆洗了，便约定天暖后来拆洗。七月中旬很热的一天，来了几个三四十岁的女同志，说是丰盛工商所个体党支部的，来帮我拆洗床褥。我很惊讶。印象中个体户都是只忙于赚钱的人，没想到她们中间也有党员，还有党支部，而且也学雷锋，帮助残疾人。她们自带针线，先后两次给我拆洗缝补了五床被褥。弹制被褥的个体户师傅也不肯收加工费。 她们为我铺好拆洗一新又平又暄的被褥，高兴地说，你也睡上“席梦思”了。 我一再道谢，又拍照准备报导。 她们笑着说，我们帮你是诚心诚意的，不为表扬，有什么事只管说，招之即来！ 无需招唤，她们经常来，送钱送吃，还有日用品。聊着家里的琐事，顺手拆下窗帘、被罩、床单带回家洗。 我说谢谢！ 她们说，老姐儿们了，应该的。况且就是喜欢和你聊天儿，许多烦恼事，聊着聊着就解了。 防盗门坏了，远道而来的残疾朋友开不了门又通不了话，干着急。 吴师傅来了，没去修门，先看屋里的对讲机。熟练卸掉螺丝，“哗”地倒出许多蟑螂。 我惊叫起来。 他也吓得扔了对讲机。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个蟑螂有一寸长。说着还用手指比划。 我心有余悸。 说话儿功夫，对讲机打扫干净，装好。行了！他收拾了工具要走。 您还没修门呢。 他边往外走边说，你试试吧。 对讲机响，我按键，听到门开了。 吴师傅说：好了，我走啦！ 别走，我还没给您维修费呢！ 听他远去的声音说，不用了！这没什么。 “七·一”党的生日，这一天，香港降下英国国旗，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香港回归中国了。老姐儿们说：这是个特别的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晚上带你去天安门观灯。 广场上乌泱乌泱磕头碰脑的那叫挤呦，还不断地人流涌动。警察五米一岗维持秩序，限制机动车通过。我们的汽车缓缓行驶，天安门城楼灯火辉煌，广场上五彩斑斓的花坛，五十六个民族灯柱，晃如童年时第一次踏入北京城，以为进入了仙境。返回时走人民大会堂至正阳门，过正义路，经北京饭店，绕故宫后回白塔寺。
北京市残联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机关的女同胞一起到你家，我们一起过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你说好不好呀？ 欢迎呀！谢谢你们想着我，这可是我第一次过三八节哦。 十位女士，带队的竟是一位男同胞，副理事长，大家称他“指导员”，他乐呵呵欣然接受。 脱了外衣，挽起袖子，来了先干活。有人擦扫厨房，有人拖地，有人整理书籍，连积满灰尘的衣柜顶也被擦了又擦。朗朗的柔柔的欢声笑语满屋子里碰撞，我的心也跟着荡漾起来。 休息时大家围坐圆桌边喝茶边聊天。我说，一冬天不能洗澡，跟人坐一块儿自己老别扭。能不能建几个残疾人澡堂呢？再成立个业余理发队，到家给重残人理理发？你们瞧我这头发，谁遇上谁剪，不是像个傻丫头，就是像个乡下老太太。要是剪个发型，咱也能好看点儿吧？ 大伙被我逗得大笑。“指导员”说，你提的重度残疾人的家庭服务非常重要，是应该办。我们将你的意见带回去，理事会好好研究一下。 主任说，今儿我们姐妹们来了，先给你洗个热水澡吧。 几个姐妹说，如果有理发培训班，我们都报名参加，以后可以上门为重残人理发。 中午吃“饺子宴”，我说，这一顿吃了一天的量，一来是馋，二来是高兴。平时一个人吃饭没滋味儿，今天聊得开心，笑得开心。往日见到残联的工作人员，客客气气，话也说不上几句，今儿肩挨肩坐，筷子往一个碗里伸，褒贬无忌，好亲切。 一曲陕北民歌，激昂嘹亮，黄土味儿十足。一首情意绵绵的傣族歌，唱出女人的柔情和韵味。大家说还有一位通俗歌曲唱得好，可她只顾煮饺子送饺子始终没把拿手节目端上来。 临别，合影留念，意犹未尽。 主任诚挚地说：有什么事，告诉一声，我们招之即来！ 二哥生病时，我给社区马医生打电话，想问问二哥的病能否服氯酯醒。马医生说的头一句话竟是二姐没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二姐？是谁？突然明白，顿时觉得心痛泪涌。他说的二姐是索伯母啊。 索伯母是病友的母亲，一直像母亲一样地疼爱着我。我独自生活后，索伯母来看我，心疼地说：看你瘦得厉害，这样不是很快就完了吗？她执意要来照顾我，每天往返奔波，为我买菜、做饭、刷烟筒。她说，人不能总闷在家里，要出去接地气。执意用轮椅推我去北海、景山公园。她健步如飞，二十五分钟可以到达北海。 那天牡丹已凋谢，花工正在剪枝，索伯母知道我爱花，向花工要几技花。一青年花工剪下七枝含着花苞的花枝送我。边上一个妇女也索要，花工说这是照顾病人。从西门进景山，二十多年不来，老树新花，拂拂芬芬。绕园一周，见机械喷水，丛竹越墙，芍药较北海迟谢。回家途中路过土地管理处房产科，我说进去为何大姑催问房子。 索伯母推我去动物园，走二环路，绿荫夹道，有槐花、泡桐花，一路云霞相随。五十分钟到达，沿曲廊自东向北再向西，观禽类，给孔雀喂米花，最喜欢红腹锦鸡，绅士风度。远观猴山，又登狮虎山，请游人相助抬轮椅。向西观袋鼠，牠从房中跳奔到我面前。在水禽池边我们吃热狗、羊肉串。再向西去看小鹿，花树寂寂，鹿、驼昏昏。我摇摇手中的米花，一豚鹿绕过懒卧之朋辈过来，双唇温存在我手上食米花。又有二鹿见有吃的也凑了过来。一只孤单野马，豆沙色皮毛，目光忧郁，目送我们良久。二十多年后重游动物园，旧景已无可觅，处处新鲜。 一日索伯母兴致高，执意要推我去西四浴池洗澡。工作人员抱我上台阶，惊讶我们的到来。索伯母细数我的“业绩”，听得周边人啧啧喟叹。入室洗盆浴，索伯母仅穿背心，为我搓洗数遍，汗涔涔，体滑身轻软。病后二十多年第一次彻底洗浴。同室一老太太说：去邪了！病该好了！开门，推车，相助者比比皆是。 房子拆迁时被困小屋，索伯母心痛，每天一趟为我做饭，酷暑中奔波了四十多天，说为了让我专心“写字”。在这期间我完成了《康复》十四万字的译书稿，索伯母功劳最大。搬至塔院，索伯母用自行车驮煤气罐走着去换气，没力气送回来，就让儿子帮忙。索伯母帮的事太多太多，一本书也写不完。 北京音乐电台“人间有爱”节目征集母亲节祝语，只有我是写给已故的母亲，也包括索伯母，沈大婶，李大妈，何大姑。何大姑老伴去世后，侄子接她去天津住，我们洒泪而别，如同失去了仅有的一件夹衣，不是必需，但是实在。她到天津后常有电话，问感冒了没有，因为她知道我体质太差，感冒很危险；问我吃东西怎么样，她知道我吞咽困难，吃得太少；问我哥哥姐姐好。我说，您的问候我都转达了。其实两个哥哥早已去世。请玉兰树陪您安歇，听女儿在轮椅上，继续唱那首您教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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