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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的上海，黄浦江大桥边一辆有轨电车停靠了，车厢里一个日本士兵走到杨绛跟前，粗鲁地用食指抬起她的下巴。杨绛大怒，抬头大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 杨绛和满脸怒容的日本士兵对视着，车厢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两个人僵持了一会儿，国难家仇涌上心头的杨绛没有示弱。日本士兵拖着笨重的军靴下车了。同车的人为这个姑娘的勇气震惊，杨绛幸运地侥幸逃过一劫。乘客们操着上海话说：“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钱钟书是1941年夏天回到上海和杨绛团聚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这次钱钟书是回来过暑假的，吴宓告诉他清华决定聘请他回学校。但他没有等来清华的音讯准备去西南联大继续当教授。 沦陷后，钱钟书想出去不可能，一家人只好在沦陷区生活。生计成了问题，丈人杨荫杭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史学院的工作让给了钱钟书，让他养家糊口。 上海沦陷后杨绛担任校长的振华也被迫解散。她只好当家教又在一所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她代课的小学是半日制学校，当时她去时日军还没有管辖这所学校。 学校每天下午上课，课程很多，为了生活，她必须工作，学校每个月发三斗米代替工资。因为学校发的米比当局发的大米好很多，当局分配的米混合了细沙。杨绛自嘲，为了三斗米折腰。 她在书里写道：学校离家很远，饭后赶去上课困了在公交车上打盹儿，业余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时，我还在小学代课呢。” 她每天坐车去坐车到法租界边缘再步行，再穿过一条不属于法租界的话，再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才能到学校。电车抵达黄埔江，因为上面有日军把守，有轨电车不能坐人通过，乘客得全部下车步行通过黄浦江大桥，还要给守桥的日本兵鞠躬。杨绛不愿意这样做，每次都低头走过去。 今天电车停下了，全体乘客起立，因为日本兵上车了，等他们检查完才能开过去。杨绛不愿配合，起身稍晚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杨绛从第二天开始再也不乘电车，选择步行，没多久日军接管了杨绛代课的小学，杨绛辞职了，她宁愿挨饿，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做事，这就是民族的大义。 震旦文理学校的负责人又给钱钟书多增加了几个钟点教学，这样他可多得些薪水。不管沦陷区的生活多么艰难，他们相信，只要坚持着就是胜利。 杨绛在回忆录里写道：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有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他们最苦的日子就是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战胜利以前。 在战乱年代，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情了，困难都能扛过去，杨绛硬生生由一个富家小姐变成了女汉子。
1942年上海有20个专业剧团，演出剧目89个，到1943年，剧团多达几十家，剧场20多家，演员200多人。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备受压抑，才开始追捧话剧。她又创作的《弄真成假》。因为有了杨绛创作的话剧，中国话剧舞台从此告别改编国外戏剧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很多人选择了出国，杨绛夫妇曾与胡适讨论去留问题，因为他们的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他们。 钱钟书说：“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钱钟书杨绛一生饱经忧患，见惯世态炎凉，不为钱低头，不被难吓倒，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他们做出正确的抉择，这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 同年，清华大学向杨绛和钱钟书发出任教的聘书，杨绛辞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的职务，带着女儿钱媛跟着钱钟书，一家人从上海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新的生活。 80年代后，电视台邀请钱钟书拍摄《当代中华文人名人录》酬金优厚，钱钟书笑着对来人说：“我都姓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 做一辈子文人，那书香浸染的风骨犹存。 1997年，钱瑗去世，1998年，钱钟书逝世，92岁高龄时杨绛写出回忆录《我们仨》。63年相守，她一个人回忆他们仨。一家人做了一辈子的学问，都有文人的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所侵蚀。 读他们的书，会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什么是文人的风骨、什么是家国大义、什么是民族气节，在文人的身上也被彰显得淋漓尽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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